两当兵变旧址之一 资料图片

两当兵变纪念馆 资料图片

    90年前，习仲勋同志等革命先辈发动了震动西北的“两当兵变”，犹如一声春雷，唤醒了白色恐怖下的陕甘人民，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为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陕甘革命历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深入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对于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两当兵变”高举了陕甘武装起义的旗帜，为我们党壮大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经验。大革命时期，西北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成熟，后来遭受了严重损失。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将“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作为当时革命斗争的“中心策略”，陆续“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1930年初，习仲勋同志成为这一批委以重任的“得力同志”之一，被派赴国民党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习仲勋同志没有辜负党组织的重托，此后两年间，他在国民党军中采取稳健而讲求实效的做法，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个，在二营的各连建立了支部”，使这支部队的主要力量掌握在党的手中，为“两当兵变”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成功将3个连300多名士兵改造成革命武装。更为重要的是，习仲勋同志在这两年间，“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这为我们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缺乏兵运成功经验的局面下，实现“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目标，作出了极具开创性的宝贵探索，积累了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以“两当兵变”为开篇，党在陕甘领导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陆续爆发了20多次武装兵变，“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

    “两当兵变”配合了陕甘革命斗争大局，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当兵变”不是孤立的、单纯的一次兵变，而是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与中国革命大局密切相关的，“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两当兵变”发动之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习仲勋同志领导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密切配合革命斗争大局中一步步开展的。兵变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一开始就确定了开赴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的行军方向。习仲勋同志等指挥部队行军数百里，作战十余次，极大震慑了国民党当局，成功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配合了陕甘边革命斗争。更为重要的是，“两当兵变”的经验教训促使习仲勋同志对一系列重大革命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认为兵运工作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武装起义要依托革命根据地才会走向成功，这也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等西北共产党人的共识。他们坚定接受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走到哪里就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讲到哪里”，从而成功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两当兵变”锻炼了革命队伍，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作为“两当兵变”的主要领导者，习仲勋同志从事兵运工作的两年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开端。这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的革命经验，锻炼了他的军事才能，增进了他的组织才干。有战友曾这样回忆当时的习仲勋同志：“他虽只有十八九岁，但显而易见比较成熟；外貌文静，内里火热，谈吐清雅，谋略过人，是我党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以“两当兵变”为起点，习仲勋同志开始经受武装斗争血与火的考验，由一名从事学生运动的革命青年、普通党员，逐渐成长为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21岁就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参与领导兵变的刘林圃、李特生、吕剑人等同志，后来也成长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政骨干，有的还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参加兵变的一批战士后来辗转找到红军队伍，为革命事业继续流血奋斗。“两当兵变”为党造就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特别是为后来创建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优秀革命者，这是“两当兵变”重要的历史贡献。

    “两当兵变”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为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培育了必要基础。万事开头难，“两当兵变”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最早发动的一次武装兵变，难就难在当时不论是士兵还是当地群众，对党都缺少了解、缺乏认同，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还不牢固。习仲勋同志对此不仅有着清醒的认识，更有着可贵的担当。他坚决顶住当时省委派出的几位负责同志不顾条件发动兵变的要求，从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入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直至唤起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习仲勋同志高度重视同驻地群众搞好关系，坚决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老百姓东西，平时还帮助农民收种庄稼，维持地方治安。因驻地回民较多，习仲勋同志特别要求部队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当地群众切身感受到这支队伍的与众不同，为兵运工作乃至党在当地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培育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奠定了扎实群众基础。此后，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多次经过两当、经过凤县，一大批三秦儿女加入红军、投身革命，陕甘两地党的组织也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不断发展，成为党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力量。这样的成绩，正是建立在习仲勋同志组织领导的“两当兵变”等一系列革命斗争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二

    “两当兵变”不仅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更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是为了牢记革命历史、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革命先辈在伟大革命斗争中开创的伟大事业、铸就的伟大精神发扬光大。

    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要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坚定信念、绝对忠诚，为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不懈努力。“两当兵变”的成功发动，就在于有党的坚强领导。“两当兵变”贯彻了党开展兵运工作的方针，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择机发动；遵循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组织原则，支部建在连上，使兵运工作始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稳步开展。以习仲勋同志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得很广泛”，从而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坚作用。“两当兵变”的经验教训，更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高级干部对于党的领导的认识。习仲勋同志后来回顾“两当兵变”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着重强调了革命理论和革命领袖在党的领导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当年几十次兵变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因此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习仲勋同志特别把“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作为一条基本经验。因此，根据地才能始终不渝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

    回望我们党的百年不懈奋斗史，一个结论格外鲜明、弥足珍贵，这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重大结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我们要从“两当兵变”的历史，从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奋斗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要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两当兵变”的成功发动，就在于习仲勋同志等革命先辈对于人民幸福舍生忘死的追求。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抱着永久奋斗的信念投身革命、慷慨举义，抛头颅、洒热血，直至斗争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信念和勇气，正是来自他“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在兵运工作中，习仲勋同志始终注意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才能最终号召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习仲勋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自然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在给习仲勋同志的鉴定中这样写道：“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毛泽东同志更亲切地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回望我们党的百年不懈奋斗史，革命先辈用生命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要从“两当兵变”的历史，从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奋斗中，深刻领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哲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一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