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当兵变是习仲勋同志少年时代的壮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低潮时期，中共在西北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基础，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为中共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为我党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策应了刘志丹同志的革命斗争，其实践和理论促成了陕甘苏区的正确路线和西北革命的发展壮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主题词】两当兵变  中国革命

    1928年10月，习仲勋由西安国民党军法处保释出狱。他刚满15岁，求学若渴，但国民党的学校里不能容留他，只有投笔从戎了。回乡后，他秘密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在富平发动农民建立秘密党团组织。1930年1月，习仲勋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三团二营做兵运工作，1932年4月2日，与刘林圃等在甘肃省两当县发动兵变。

    一．两当兵变的简要过程①

    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曾先后派陈策、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吕康若）、刘书林、陈云樵等同志到杨虎城十七路军秘密开展工作。要求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成为公开的红军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

    1930年初，习仲勋被党组织派到长武县杨虎城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该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关系。习仲勋进入该营后，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人成立了党小组。他们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喊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该营党组织不断壮大，随后又成立营党委，推选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

    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该营逐步被我地下党所控制。1931年秋、冬，省委相继派焦维炽、李杰夫巡视工作，力主该营举行兵变，营党委决定伺机而动。

    1931年4月，旅长苏雨生反叛杨虎城，营长王德修有意投靠苏雨生，二营官兵在习仲勋等的影响下，挽回了王德修，积极支持杨虎城，主动将苏雨生控制的一团全部缴械。警备骑兵第三旅驻甘肃徽县所部改编为二营，习仲勋原所在的二营改编为一营，开往凤翔县进行集中整训。

    1932年初，传闻一营要开往甘肃徽县与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山区去，抵触情绪很大。1932年3月，习仲勋等认为兵变时机已到，营党委决定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随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省委同意了习仲勋的意见，任命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利用一营开往徽县、成县和二营换防之机发动兵变，兵变后将部队带到旬邑一带与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壮大红军游击队力量。

    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严密的组织准备，1932年4月2日午夜12时，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率领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起义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攻打永寿县城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兵变失败。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洁、吕剑人、左文辉等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

    两当兵变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陕甘当局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后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得知主谋之一习仲勋，当时不满十九岁，十分惊讶的说：这娃子胆子真大，竟然敢在我虎口拔牙！        

    二．两当兵变的历史背景

    1927年，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于4月12日、7月15日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彻底破坏1924年以来的国共合作，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北伐战争结束后，各路国民党军阀因为军队编制问题引发争执，演化成蒋、桂、冯、阎四大派系。新军阀混战，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分化，革命形势对中国共产党非常有利。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继续屠杀，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决定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逐步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200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或影响较大的有15次（以时间先后为序）。

    1.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2.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由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
    3.1927年广东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彭湃领导下，于9月和10月先后举行了三次起义。
    4.1927年9月到1928年初，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冯平、王文明、冯白驹等在定安、琼山、万宁、陵水、乐会、文昌、琼东、儋县、临高等地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5.1927年10月12日，唐澍（唐东源）、李象九、谢子长（谢浩如）、白明善（白乐亭）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千余官兵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
    6.1927年11月由中共鄂东特委领导黄安、麻城两县人民举行黄麻起义，是大别山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首次武装斗争。
    7.1927年秋至1928年春，湖北省鄂中、鄂西地区近二十个县的工农群众在鄂中、鄂西特委和贺龙、周逸群等人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8.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起义。
    9.1928年1月2日，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在江西省弋阳县窖头村召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发动农民举行年关起义。
    10.1928年春节前后，中共湖南省委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先后发动了38次武装起义，统称年关起义。其中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取得了重大胜利。
    11.1928年5月，刘志丹等领导华县高塘、渭南崇凝塔地区农民武装和革命军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渭华起义。
    12.1928年7月22日，黄公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
    13.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在广西百色领导的百色起义（右江暴动）。
    14.1932年4月2日，习仲勋等在甘肃省两当县发动起义（又称“两当兵变”）。
    15.1933年7月23日，国民党“剿共”总指挥王泰吉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

    在这十五次规模较大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中，发生在西北地区有四次，即：1927年10月12日的清涧起义，1928年5月的渭华起义，1932年4月的两当起义，1933年7月23日的耀县起义。另外还有麟游起义、旬邑起义、晋西起义、靖远起义，这四次起义在西北地区影响也比较大。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1932年1月，刘志丹、谢子长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改编成“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下辖4个大队，并在甘肃省正宁县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序幕。

    三、两当兵变的直接影响

    两当兵变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低潮时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以及白区工作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中共在西北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由于环境险恶、兵力悬殊，兵变未能取得胜利，但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播下了革命火种。“东方不亮西方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顽强的生命力。

    两当兵变是甘肃省爆发最早的武装起义之一，唤醒了陇南人民，播下了红色火种，鼓舞了革命斗志；使贫苦农民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道理，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两当兵变，将国民党军队的二百多名官兵改编成工农红军，为中共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为我党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两当兵变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基础，增加了国民党的精神恐慌，牵制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减轻了陕北苏区的压力，壮大了陕北红军的力量，鼓舞了陕北红军的士气。为策应刘志丹的革命斗争，开辟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四．两当兵变的经验和教训，促成了陕甘苏区的正确路线②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极左思想曾经长期占居支配地位，关于陕甘苏区建设问题，刘志丹、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使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1931年后，面对各种武装力量政治成分复杂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刘志丹、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

    １.欢迎愿意革命的民团

    民团班长王占奎，出身贫苦家庭，14岁起给地主扛长工，备受剥削和凌辱。民团训练残酷，百般虐待，壮丁不堪忍受。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晚，王占奎带领暴动队伍来到陕北红军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受到了红军的热情欢迎，被收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四连，王占奎任连长。唐青山，是个江湖武夫出身，在西华池结交义士侠客，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改编，经过多次考验，刘志丹接收了他的民团，任命他为四营营长。

    ２.联系倾向革命的民团

    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取沙秉彦。沙秉彦原是个佃农，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马栏，聚集穷哥们，劫打富户，占山为王。后被宜君县民团收编，沙秉彦被委任为中队长，长期驻守在马栏街。经边区特委和政府派人反复谈话，耐心说服，沙秉彦最终接受了我们党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3.争取可能中立的民团

    典型的事例就是劝阻国民党地方民团徐文德。1933年，徐文德带领正宁县民团一个中队驻防刘家店，对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刘志丹、习仲勋派人去做徐文德的转化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互不侵犯，没有发生冲突。后来，徐文德自动脱离民团经商去了。另一个事例就是说服刘希坤。刘希坤当时是正宁县山河镇民团的团总，刘志丹、习仲勋派刘希坤的表亲郭廷藩去做工作，其反动情绪大大减弱了，最终辞去团总职务去彬县行医了。

    4.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

    “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对一时不明白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十分尊重他们，首先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大家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4年，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但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的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1000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就有18个大队。

    五．两当兵变的实践和理论，成就了西北革命的发展壮大③

    1928年4月，陕北特委在绥德成立，刘志丹、吉国祯、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等先后任书记或负责工作。先后辖府谷等13个县的大部或一部，领导人民闹革命，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

    从1929年起，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陕甘、陕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创立南梁游击队。后与陕北游击支队(原晋西游击队等部改编)会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道理，摧毁封建政权。

    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省新正县（今正宁县）境内的寺村原、湫头原、五倾原、三嘉原及宁县盘克一带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创建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1932年5月，习仲勋带领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在耀县照金会见谢子长、刘志丹，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指导员，到渭北开辟根据地，领导富平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开展游击活动。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率领陕甘边党和红军开始在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创建照金根据地。1933年3月，习仲勋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建立了以南梁（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东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7日，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先后领导了16个县苏维埃政府（革委会）。红二十七军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

    1935年1月21日，刘志丹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仍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达成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西北军委和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各游击队领导人民群众经过半年多的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力量发展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至黄河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政权牢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