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齐鸣，硝烟弥漫，勇士们前赴后继，英勇杀敌......”这是电影《诱狼》里的战斗场景。该电影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安澜执导由我担任监制，讲述了黄土岭战役中父亲舍身作饵，智诱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及所属部队进入包围圈并全歼其部队的故事。该电影被中宣部、广电总局、电影频道确定为重点献礼影片，并获得了第十五届电影百合奖最佳影片一等奖、优秀导演奖等多个荣誉。重温这部电影，父亲的战斗往事仿佛历历在目。

    在父亲的军旅生涯里，历经“向死路求生”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抗日战争，“一切为了新中国、一切为了人民”的解放战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抗美援朝。父亲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章、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毛主席曾夸赞道“曾雍雅打仗是有功的。”

    在战争年代，父亲出生入死保家卫国，随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胜利，在和平年代父亲奔赴西藏卫国戍边，父亲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生也为国，死也为国”这是父亲常说的话。他更是将“伟大长征精神”、“伟大抗战精神”、“解放战争精神”和“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带到雪域边关，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老西藏精神”融会交织，极大促进了边疆地区民族团结和巩固西藏和平稳定。

    一

    江西省于都县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赣南省委，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中央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起源地、长征精神的发源地、中央苏区全红县之一和苏区精神的形成地之一，这里也是我父亲的故乡。

    1930年，在蒋介石第一次动用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时，父亲已是潭头区儿童团的团长，那年父亲才13岁。

    早在父亲参军前，红军官兵来到江西省于都县固院村，面向群众开展“扩红”工作，父亲在村里逐步接受教育，“有国才有家，国家安定了，父老乡亲才能过上好日子”的进步思想影响着父亲。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且尚未成年，爷爷得知父亲想法后，起初不同意他参军，爷爷希望父亲继续念书或是学一门手艺。

    为了做通爷爷的思想工作，父亲对爷爷说：“在红军里有学校，参加红军后，也能上学。”就这样，爷爷才勉为其难同意他参军。

    后来，父亲不仅是潭头区儿童团团长，还是在于都县委、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和赤卫队员组成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中年纪最小的队员，父亲在游击队中，面对靖卫团长达十个月的“围剿”和长时间的封山。粮食和药品从而相继短缺，伤病员越来越多，队伍里有的队员下山返回家中，在这困难时期，父亲仍然坚守着，一直等到红军部队过来时，这支游击队只剩五十多人。父亲那时年纪尚小，面对这么严峻的挑战仍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1931年苏区政府发出“扩红”指令,动员苏区的青年参加红军，以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此时父亲担任潭头区青年委员会干事，他主动报名加入红军队伍，成为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的战士。父亲在红军队伍里作战英勇，能力强口才好，没过多久，父亲就被调到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担任宣传队分队长，在任期间父亲充分发挥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深入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传播革命思想。

    1932年2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入了党，父亲相继参加了攻打赖村、漳州、水口、乐安、宜黄等战斗。在长征前，父亲去到瑞金县执行“扩红”任务，独自一人招到了一千多人的队伍，用“单枪匹马去，带动万马奔腾来”比喻也毫不夸张。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得知父亲的“扩红”成绩便表扬道：“表现了政工干部勇挑重担的高贵品质”。

    1934年，在红军主力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准备夜渡于都河突围，当时天色已晚，父亲跟随部队刚好途经离家不远的地方，部队在此原地待命。父亲已离家三年，想想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是个娃娃，如今已成为一个小伙子，还是中央保卫局的指导员，此时路过自己家门口，三年没回家，心中难免想念故乡思念父母。父亲正想着，一不留神，保卫局罗瑞卿局长来到跟前。罗局长指着东边方向问道：“曾指导员，你家在那个村子吗？”父亲随即敬了个礼答道：“是的”。

    之前罗瑞卿局长通过和父亲谈心得知父亲的住处，说时无意，听者留心，没承想，罗局长一直记在心里。

    “部队路过这里，离你家不远，你回家去看看，今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罗局长说道。当时，红军准备长征，部队反复动员“不泄密，不逃跑，不回家，不拖后腿”。父亲转念一想，还是摇了摇头“我是指导员要带头遵守纪律，还是不回去了，就怕回家后赶不上部队。”

    “不是你自己要求回家的，是我让你回去的，速去速回”罗局长说道。父亲还在犹豫时，局长身旁的秘书童小鹏说：“指导员，你就回去吧。这是罗局长和组织上对你的关怀。罗局长主动批准你回去，你就回家看看吧。”

    就这样，父亲和1名战友趁着夜色悄悄地绕着道进了村。父亲敲了三下门，爷爷开了门。爷爷一看阔别三年的儿子出现在眼前，喜出望外，爷爷立即将父亲和同行战友带进屋里。并把两匹马拴在隐秘处。

    一进屋，父亲只见奶奶用大襟衫的衣角擦眼泪，借着油灯的光亮，爷爷皱纹增多了，奶奶也更加瘦小，父亲在家中各个屋子看了看，粮食都装进袋，衣被捆成包，家禽家畜都安置好。当时国民党宣称要出兵江西把红军家属赶尽杀绝，那时爷爷奶奶已做好了转移的准备。父亲回来一趟还要赶回部队，爷爷赶紧杀了鸡，简单煮了一下，将还带血丝的鸡肉端上了桌，让父亲和战友先填饱肚子，匆匆忙忙吃了一顿团圆饭。一小时之后，父亲还是坚定地告别爷爷奶奶，赶回部队。

    此去经年，天涯路远，父与儿，母与子遥隔千山万水难团圆。直到解放后，父亲才得知，自从他跟随红军离开苏区后，靖卫团就把家里划为“赤匪户”，爷爷奶奶受尽打骂......

    1934年的湘江战役是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敌军对渡江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天上有飞机轰炸，身后有敌军追赶炮火袭击，红军官兵一批接着一批倒下，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清澈的湘江都被烈士的鲜血染得通红。当时便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湘江战役中父亲所在一军团直属部队，不仅要携带装备还要搬运文件箱柜，每人负担超过150斤。有一回，父亲和挑夫班在行军路上，被敌机发现，便开始狂轰滥炸，把很多文件箱柜都炸坏了，还有4位挑夫和战友被炸身亡。有的箱子便无人挑了。于是，父亲把不重要的文件销毁了，才继续赶路。当时，炮弹掀起的泥土都扑到父亲身上，差点牺牲。事后，有的部长向罗瑞卿局长反应：“曾指导员未经许可，擅自销毁文件。”罗局长立即答道：“当时情况危机，我们无法去将文件挨个查看，文件是否重要曾指导员有判断能力，这样灵活果断地处理是对的，不然就不能向前走了，还能把文件留给敌人？”

    长征途中，面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父亲是红1军团第二师工兵连指导员，他带领工兵连当先锋打头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保障部队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穿越雪山草地。那时金沙江、大渡河大浪涛涛，不知卷走了多少工兵连的官兵，很多牺牲的烈士连名字都未曾留下。那时缺少架桥设备也缺少材料，父亲通过组织民船运载官兵渡河或是用木头竹筏架设浮桥。往往浮桥架了冲垮、冲垮再架，路打通了又被堵住、堵了再突围出去。路每开通一公里，身旁就牺牲几名战友，每次回忆起这些牺牲的战友，父亲都会热泪盈眶。

    红军过草地工兵连既要走在前列开路,还要收容掉队官兵埋葬烈士遗体，工兵连跑前跑后一会儿当“先锋”,一会儿当“后盾”。工兵连战士们劳累过度加之饥饿寒冷，大多站不稳，走不动，还有的深陷沼泽，不少官兵因此牺牲。父亲曾经3次身陷泥潭，身上还背着上百斤的装备器材，都是战士用扁担把父亲拉出来的。在休息时，父亲嘱咐工兵连官兵，休息不能躺下，身体疲惫加之恶劣的气候，一躺下就起不来了。父亲让全连官兵集合，半伏半坐，半坐半卧抱成团，用人的体温来相互取暖。全连伤病员和战士在里面，党团员干部骨干在外头，就这样父亲带着全连官兵克服重重困难，走出雪山草地。

    二

    1937年初，父亲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受系统性的教育，综合能力得到提高。在学习结束后没过多久，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那时候，父亲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敌工股的股长，随着部队东渡黄河，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先后参加涞源城袭击战和马家沟的伏击战，随后又参加独立团攻取广灵城的战斗，一举收复广灵城。

    广灵县是进入山西省的咽喉通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快速开辟广灵革命根据地，激发全民的抗战热情，号召群众加入抗日队伍发展武装力量，组织上让父亲在广灵县担任县委书记，组建党政组织，开展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

    初到广灵，父亲只带了一个警卫员，手中没有其他官兵，父亲四处张贴宣传标语，深入群众中做动员，先征收民兵，而后征收兵员，以村为单位，开展“参军抗日”竞赛活动，小村出一个兵，大村出一个组，比比哪个村的入伍人数多。就这样群众的抗日热情持续高涨，全县大多数青年群众纷纷要求参军，父亲没过多久，动员组建了两支游击队，这两支队伍的兵员输送给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二团，在很短时间内父亲又组织了500多人的队伍，列编为晋察冀军分区第一军区第三支队，父亲任支队长兼政委，这支队伍也被称为“曾支队”。父亲在广灵县期间，成功收编多个民间抗日武装队伍，建立区、村政权，先后为八路军部队输送官兵两千多人。杨成武将军风趣地将他称为“革命的兵贩子”。

    为了团结多方的抗日力量，父亲还收编了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

    当时有一支在广灵县附近活动的民间抗日武装队伍，共有3个纵队，1个纵队1000多人，这支队伍是由张成德组织的，不仅人数多，而且武器装备精良，三个纵队中，一纵队叫“飞龙”，二纵队叫“飞虎”，这两个纵队很有战斗力。曾在在河北、天镇一带与日军交战，击毁日军的一辆坦克，还缴获了几十只枪和一大批子弹。

    父亲得知这支队伍后，他就以县长的身份给张成德写了封信，希望能与八路军一道共同抗日。读完信件后，张成德心潮澎湃，“抗日救国”一直是他组织民间武装力量的初心，于是经过一来二去的洽谈，张成德同意被八路军收编，成为八路军独立二师。

    与收编的民间抗日武装相比，父亲的这支“曾支队”出其不意，善打游击战运动战，把日本侵略者和日伪军打得措手不及。

    1938年5月5日父亲带领游击队来到一处交通线上，这是广灵城西与浑源、大同相接，东与蔚县，张家口相连，南与灵丘、涞源相通的交通枢纽，也是日军运输兵员和物资的交通线路，父亲带着游击队对这条公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父亲先是派出官兵在道路两侧警戒，其它游击队成员进行破路，经过不懈努力，这条路段的桥梁被炸毁，路牌也推倒了，在路上挖沟坎设障碍，这条敌运输线陷于瘫痪。

    当地汉奸把游击队破坏交通路线的事报告日军。敌人气急败坏迅速集结了3000多人的兵力，带有五六门大小炮和三四十挺机关枪，每个士兵都配有步枪和手榴弹，企图全歼曾支队。

    而“曾支队”武器简单，只有步枪、轻机枪、大刀、手榴弹，几个大队的兵力加起来总共500来人。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父亲心想敌人虽然人多，装备精良，但敌方对这片区域的地形地貌不熟，有些伪军贪生怕死缺少斗志，且日军和日伪军指挥不协调。而游击队员都是对日寇有血海深仇的农家子弟，在父亲的教导下，个个斗志昂扬，训练有素。

    父亲充分发挥游击队了解当地地形的特点沉着应战，战斗进行的十分惨烈，五大队长曹德本，在抢占北山的制高点时壮烈牺牲。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张成德的纵队，得知“曾支队”被包围的消息，就跑步迅速赶来增援，对日伪军展开猛烈打击。

    山下的皇协军，见游击队的增援部队来了，便停止了射击。一个日本指挥官声叫骂着皇协军，并鸣枪鸣炮，警告皇协军。

    利用敌人起内讧的间隙，父亲率领游击队一鼓作气，狠狠地打了一仗，霎时间，日伪军一批接着一批倒下，当场击毙日伪军200多人。

    这场战斗最终以杀伤日伪军近300人，曾支队伤亡100多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结束。之后，父亲还率部参加并参加了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等战役，并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及百团大战。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他在黄土岭战役中“智诱”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直接导致其被歼灭的事迹。

    黄土岭战役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在河北涞源雁宿崖地区展开的，也被称为“雁宿崖歼灭战”。1939年，在张家口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准备对我方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派辻村宪吉大佐带领的一个大队、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共600多人向银坊镇发动袭击。当时，聂荣臻部署由晋察冀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带领3个主力团在雁宿崖设下伏兵，由父亲带领曾支队诱敌深入。

    伏击战胜败的关键在于——诱敌能否成功。作为“诱饵”十分危险，如果成功了，伏击战也就成功。如果诱敌失败，不仅伏击战计划落空，“诱饵”也就牺牲了。

    当时父亲率领“曾支队”主动示弱。而辻村宪吉大佐那时自恃武器精良，兵员人数多，想要消灭“曾支队”从而穷追不舍。就这样，日军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着，而“曾支队”巧用山地地形，在高处时不时开枪射击，扔手榴弹猛烈打击，打得敌人伤的伤，死的死。“曾支队”打完之后就主动撤退，敌人也追赶不上。辻村宪吉大佐气急败坏带着部队一路追到了雁宿崖北三岔口，进入了我八路军的包围圈。此时，我军主力部队突然出击，二百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向山下的敌人开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不绝于耳，山谷回响。经过激烈战斗，辻村宪吉大佐的部队全军覆没，并缴获大量武器。

    刚被破格提拔为陆军中将，奉为日本军队“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时年53岁的阿部规秀得知辻村宪吉大佐阵亡及其大队全部被歼灭的消息，作为直接指挥官，他恼羞成怒，实行三光政策进行报复性“扫荡”，黄土岭战役的第二阶段便由此展开。

    父亲当时年仅22岁，面对53岁的阿部规秀这样的强敌对手，父亲根据聂荣臻的指令，带领“曾支队”采用麻雀战的方式，不与敌正面交锋，而是采用放冷枪冷炮来袭扰敌人，将敌人全部诱至黄土岭、司各庄一带。

    1939年11月4日，阿部规秀中将率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三个大队1500余人，携骑兵、炮兵，由涞源向雁宿崖方向猛扑过来，意图报复，急于找到八路军主力部队决战，为辻村宪吉大佐报仇，一雪战败前耻，继而进占阜平摧毁我晋察冀军区指挥部。那时，父亲为进一步“诱敌”，制定战术为“主动示强”，战前特意借来几百套八路军军装，因为当时游击队是没有正规的八路军军装的，就这样摆出是杨成武一分区主力部队的架势。

    前期“曾支队”在遇到敌军时先猛烈阻击，将日军的战斗情绪调动起来，而后见好就收，引诱日军“奋起直追”，几个回合之后，敌人没有取得“战果”便不想再继续追击。此时，父亲再次抛下“诱饵”，把支队唯一的重武器----重机枪故意丢下，当时机枪手都跪下了，流着泪哀求道：“支队长，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就这一挺重武器，扔了怎么打鬼子。”父亲答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连机枪都不扔怎么知道我们是被追击丢盔卸甲的主力部队呢。”

    在父亲所带领的“曾支队”的引诱下，日军继续追击，就这样敌人被带到一处地域，阿部规秀也很警惕，看到前面地势有可能遭到伏击，准备“脱钩”时，“曾支队”再狠狠地打他一下，而后父亲将之前缴获的也是自己很心爱的真皮公文包丢掉，包里装着在雁宿崖打辻村宪吉大佐时用过的地图，为了迷惑敌人，父亲在这个地图上标注有好几个团的“八路军主力”，种种迹象使得日军判断前面追的就是八路军主力部队。

    就这样，在父亲的引诱下，阿部规秀带着所属部队一字长蛇列队的1500人“死心塌地”地进入 1.5公里长，100多米宽的包围圈，这里等待日军的是由聂荣臻和杨成武调集的六个主力团，加上“曾支队”，共约9000余人的八路军。等日军这队人马都进入"袋子"后，才收紧"袋口"，来个"瓮中捉鳖"，八路军官兵集中火力，枪炮齐鸣歼灭日军900多人，一发迫击炮弹击毙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取得了重大胜利。

黄土岭战役示意图

    战斗结束以后，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十分高兴，他对父亲说：“你们支队给敌人带路，带的好啊，部队战斗力很强，圆满完成任务。”

    父亲率领“曾支队”的“诱狼行动”意义重大，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级高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国民党所说“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极大地鼓舞全国抗日的军心士气。当时日本《朝日新闻》也黯然承认“中将级指挥官阵亡，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

    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2年4月一路上伴随着响亮的呼号声，父亲跟随参观团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同年6月四十六军入朝参战，父亲时任四十六军副军长指挥作战。父亲相继参加并指挥朝鲜三八线西部防御作战和坪村南山反击战，部署了攻击梅靓里东山、马踏里西山作战，先后运用伏击战通过打冷枪冷炮狙击奇袭“敲牛皮糖”战法从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大量歼敌”。

    然而，在朝鲜期间，父亲有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1953年1月的一天，气温零下30多度极其寒冷，加之寒风凛冽，大雪纷飞，连绵起伏的山间覆盖着厚实的积雪。那时，父亲接到志愿军总部的指示，让他赶去平壤开会。父亲带着作战参谋和警卫员，坐着吉普车赶路。

    那时，山间小路早已被敌机炸得坑坑洼洼，又有积雪堆积，冰碴子密布，车子每走一步都是在冒险。车子一会儿侧滑到路边，一会儿又控制不住撞到树上，司机小心翼翼地捏了把汗，还是控制不住车。“首长，这条路太危险，要不然改道吧。”司机建议道。

    “不行，要赶时间，换道就来不及了。”父亲答道

    车子经过一段下坡，便失去控制，朝下滑了过去，撞到树干，才算是停下了，所幸地势平坦，才没有翻车。几人从车里爬出来一鼓作气将吉普车推回公路，继续前进。

    车子刚走没多远，一下子就甩进沟里，车子侧翻着，父亲和这三名随行人员费了很大劲，才把车子抬到路上。尽管车子有些破损但还能开，大伙拍拍身上的雪土，上车继续赶路。

    刚上公路行驶没多久，就听到了飞机轰鸣声。朝车外一看，有两架敌机发现了这辆吉普车，第一架先开始俯冲扫射进行攻击。说时迟那时快，司机还是根据经验突然加速再突然刹车，并快速拨动方向盘以此躲避敌机攻击，然而子弹还是击中了车身，打穿了吉普车顶棚，击中了警卫员的大腿。不一会，第二架飞机又要俯冲过来，情急之下，司机急了加大油门突然加速，不曾料想前方是连续拐弯，且是山崖。吉普车速度过快，在惯性作用下，加上雪路很滑，刹车也失灵了，躲闪不及，车一下子就飞冲出山路，在满是积雪的陡坡间连续翻滚，掉下200多米的山谷里。

    山谷间，寒风呼啸，空谷回响，车子坠崖10多分钟后，司机最先从昏迷中苏醒，他脸上全是血，他急于确认战友的情况，推醒了身边的作战参谋，两人从车里爬了出来发现警卫员从车里甩出摔到雪地上，血流不止，周围的积雪都染红了，司机和参谋两人急忙爬过去，看了看他的伤势，便扶着警卫员，发现他还活着。警卫员费力睁开眼，朝四周看了看，突然问道：“军长在哪里？”参谋和司机也问着：“军长在哪里”

    于是三人在雪地里边呼喊边寻找。突然，在离他们不远的山坡上，传来军长的喊声：“我在这”，三人抬头一看，父亲正双手握住树枝的枝干像是在荡秋千一样。原来在汽车冲出山路往悬崖下掉的时候，父亲被甩了出去，父亲在空中下意识地顺手抓住了一根树枝，因而在这次事故中，他基本没有受伤，战友们也称他为“空中飞将军”！

    后来，在确认安全后，父亲从树上一跃而下，来到车边，发现车子摔扁了，水箱砸裂了，顶棚也压扁了，根本无法使用。大家就在雪地里，对受伤部位进行包扎，然后互相扶着爬到公路。警卫员和司机受伤都很重，只有作战参谋胳膊受伤，两条腿还是好的。参谋就跑到附近的部队调来车辆继续送父亲赶赴志愿军总部参加紧急会议。

    这个司机老周，是抗战后期父亲在缴获日军的卡车后，有车没司机，于是父亲派侦察连在县城里找到他，就这样老周跟随父亲一路征战南北来到朝鲜。有一回，也是在朝鲜，父亲前往前线阵地上视察返回的途中，车子被一发炮弹击中，车头都被炸没了，老周的胳膊被炸断，警卫员也受了重伤，而父亲在车上躲避及时又一次死里逃生。

    抗美援朝期间，我母亲张淑英也曾来过朝鲜探望父亲。当时，母亲是志愿军四十六军丹东留守处的主任，负责运输物资进入朝鲜和接送伤员回国。1953年4月的一天，母亲负责押送物资来到朝鲜的46军的军部，时隔两年终于见到父亲。

    当时，军部的驻地在一处深山里，指挥部的位置在山洞中，母亲住在旁边的山村民房里，如果有战斗或是有敌机袭来，就躲进两边的猫耳洞。这里距“三八线”的前沿阵地仅有十几里地。

    父母刚团聚的第二天，父亲因任务需要到山洞中开会，母亲独自留在屋里靠在炕上看书。突然间，母亲听到空袭警报两声枪响，接着听到有人在喊：“敌机来了”，母亲是抗战老兵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听到呼喊声和飞机轰鸣声，母亲迅速钻到炕沿下，没多久有两架敌机飞过屋顶，俯冲扫射，一串串子弹倾泻而下，有四发子弹刚好打到她在炕上待过的地方，所幸母亲躲过一劫。母亲刚松一口气，可转念一想第一波飞机肯定是侦察机，之后会有轰炸机跟着过来。母亲迅速跳到床上，从炕床旁的窗户口跳了出去躲进猫耳朵里。离屋才三秒钟，来了两架轰炸机就投下炸弹，霎时这座房屋成了一片火海，还留下一个大弹坑。

    母亲在进猫耳洞的过程中，看见还是16岁的军部打字员李淑摔了一跤瘫坐在地上，手上也划破了流了血，或许是她从来没见过如此飞机大轰炸场面，坐在地上哭，暴露在敌机视线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母亲不由分说一把将她拉进猫耳洞，安全躲过了轰炸。母亲救下的李淑后来是《我是一个兵》这首军歌的首唱者，纪念志愿军赴朝参战70周年， 86岁的李淑阿姨接受了央视采访，谈到这段与母亲的生死之交。

    听到炮弹爆炸声，我父亲不顾危险立即从山洞里跑了出来，朝四周一看，之前母亲居住的房子成了一片火海还留下一个弹坑。见状，父亲立即带着两位参谋，跑到炸塌房屋的废墟中挖掘搜寻，除了砖头瓦片，甚至能闻到一股皮肉焦糊味，父亲和在场官兵判断母亲已经牺牲，纷纷脱下军帽，默默地致哀。

    突然，父亲听到身后的呼喊声 “老曾！我在这里呐！”我父亲以为自己在做梦，好像听到母亲熟悉的嗓音了。他回头一看，果然我母亲从山坡一个猫耳洞里钻了出来。原来，闻到的皮肉焦糊味是皮衣烧糊了，父亲在得知母亲死里逃生的经历后，手心捏了把汗。

    母亲在军部只待了3天，后来，她带着一批伤员，坐着汽车，便返回丹东了。

    父亲入朝时是46军副军长，然而在1953年 4月底的一天，父亲在坑道指挥室值班时，接到志愿军总部邓华代司令员打来的电话，急调父亲去50军代军长兼50军党委书记。原来之前的50军副军长蔡正国在敌机轰炸中被炸身亡，政委徐文烈受伤，双耳被震失聪，五十军损失很大，而曾泽生军长一直在国内休养没在朝鲜。50军的前身是长春战役结束后曾泽生将军率领的国民党投诚部队，经过短暂改造后就奔赴朝鲜战场。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他坚决服从上级命令，当天就坐着战地吉普车，连夜前往五十军，在紧要关头，父亲成了五十军的顶梁柱。

抗美援朝期间在坑道指挥作战

    父亲到任后，军部经常遭到敌机攻击，不少房屋和坑道都被炸毁，很多官兵在轰炸中牺牲，因此官兵的情绪难免有些波动。父亲一边妥善安置烈士的后事，迅速转移治疗伤病员，同时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工作，进行战场动员，让官兵们化悲愤为力量，发扬战斗精神，激起官兵的敢打硬仗为烈士报仇雪恨的情绪。同时父亲组织加固防御工事，组织一些高炮单位，高射机枪连队，分析敌机特点，从而对敌机进行打击。就这样，在父亲的带领下，50军重振旗鼓在夏季进攻战役中官兵们奋勇杀敌，取得了不少战绩，将敌人打回了谈判桌，进一步促成朝鲜停战。

    四

    1955年父亲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几年后父亲被送到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在此期间，父亲相继撰写了《虎口拔牙》、《安平事件》、《攻克通县威震北平》等数十篇文章，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丛书上，总共写了近50万字的革命回忆录。

时任第40军军长与战士谈心

    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派到40军任军长兼党委书记， 1963年调任沈阳军区任副参谋长，然而父亲不曾料想刚到任，罗荣桓元帅亲自点将推荐父亲调到西藏军区任副司令员，准备接替张国华司令员。前往西藏任职，父亲是第三人选，在他前面有两位将军，因各种原因都未同意调任。

    “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听党话跟党走，不讲条件不打折扣执行命令”。这是父亲的由衷之言。赴西藏任职前，父亲先乘火车来到北京，见到了罗荣桓元帅、贺龙元帅和刘伯承元帅，几位元帅得知父亲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非常高兴。军委领导特地嘱咐父亲：“调你去西藏工作是经过周恩来总理同意的，因为张国华同志心脏病严重，准备调他回内地治病疗养，你先去西藏军区任副司令员，等到熟悉西藏情况后再接替张国华同志的工作。”父亲下定决心，要在西藏守边固防，把工作做好，一定不辜负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元帅、军委领导的重托。

    带着元帅的嘱咐和组织上的期望，父亲乘坐飞机来到西藏。那时，父亲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和西藏军区党委书记，但实际上他一人担起了整个西藏军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当时，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因患严重的心脏病到内地治病养病，政委谭冠三同志，因积劳成疾，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也到了内地养病。

担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期间赴边防前哨与指战员在一起

    父亲身挑重担，克服高原反应，深入部队，前往边防一线了解防区的基本情况，心系边防官兵在艰苦环境中的生活状况，他去到了边境一线的哨所，看到守哨战士的生活十分枯燥，算得上是“与世隔绝”。那时哨所没有收音机，守哨官兵通常只能通过报纸了解实事，然而由于驻地偏远加之大雪封山，报纸一般半年或一年才能送到哨所。守哨官兵平时吃不到运送而来的蔬菜，只能种菜自给自足，其余大部分时间只能靠吃罐头充饥。

赴边防前哨 看望边防战士

    那时，父亲看到大多数的边防部队还住着帐篷，边防一线的指战员来到西藏很多年了，都没回过一次家，因为当时西藏部队的轮换轮休制度还不健全，毛主席之前指示“进藏官兵三年一换，以励士气”，由于西藏守边任务重，维稳工作多，要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分裂，官兵们只能一次次放弃轮换，选择长期戍守。那时官兵薪资待遇很低，高原边防官兵靠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为了国家安定牺牲个人利益守望漫长的边境线，父亲得知后心情十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