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他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奋斗；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了独立、民主、强大；他经历了中国的大变革，并为这种变革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就是周恩来——一个永垂青史的名字。

    他是一位伟人——20世纪最受人敬仰的伟人之一，他不仅在争取民族独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在为人民争取自由中建立了非凡的功勋。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好人，他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关心人民的饥寒。正是这些，才更显得伟大，与不平凡！

    周总理，人们都这样亲切地叫他。小时候，记忆里最感人的课文是《十里长街送总理》，每读一次，痛哭一回。

    我出生时，他已经走了八年。但当我长大时，却感觉他仍在身边，因为我旁边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处看到一本名叫《难忘的八年》的回忆录，作者是周总理的最后一任秘书纪东。由于一直以来对总理的崇敬，我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当我读到总理在医院对秘书说：“你们来了，问家里同志们好。我累了。”总理弥留之际的这句话，让我再次热泪盈眶，因为通过纪东的叙述，我深深地知道，总理是真的累了。

    读完这本书，我渴望马上拜访这位陪伴总理到最后的秘书纪东，这不仅仅是想再听听关于总理的真实故事，更期待分享纪东陪伴总理时的喜怒哀乐。感谢老天眷顾，在朋友的引荐下，在一个明朗的午后，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纪东将军，聆听了总理好多感人的故事，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

    怎一个“难”字了得

    记者：纪将军您好！您刚才讲了那么多关于周总理的故事，让我更加崇敬他！您陪伴了敬爱的周总理最后八年，这八年，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您会选择哪个词？

    纪东：总理的晚年，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非常贴切，那就是——忍辱负重。

    记者：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词语？

    纪东：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总理晚年，苦撑危局，一个大国总理在精神上付出的代价，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非亲眼所见，你根本想象不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

    记者：总理也会叫“苦”叫“难”吗？

    纪东：总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一切。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枪林弹雨，指挥若定；国共统战，深入虎穴；建国兴邦，经天纬地；河决地裂，赴汤蹈火；国际交往，纵横捭阖……老人家什么时候怕过死？什么时候叫过苦？什么时候叫过难？然而，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他说出了这个“难”字，其实，又何止一个“难”字了得！

    我们这些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总理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这种“苦”和“难”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记者：周总理的“累”，我们是能够想象的。一个大国的大事小事，都得他操心！他是那样的操劳！小时候，课本上有一个形容总理的词我印象特别深刻，叫“日理万机”。

    纪东：这个词一点儿都不夸张。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则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总理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确指示，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军委的工作由叶帅主持，重大问题向总理报告。但实际上，总理的工作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总理的病情不断加重，又不能及时治疗，不断便血，身体日渐虚弱，有时深夜开会回来，两条腿迈得是那样地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8天的中午12时，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真正说出了“我累了”这句话。他的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来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

    记者：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又让您落泪了。您一直在总理身边，您的感受才会如此真切！

    纪东：总理的累，那个时候没人能够分担啊！总理爱打乒乓球，你们知道吗？

    记者：总理关注乒乓球运动，那个时候的“乒乓外交”我也是知道的。不过，总理打乒乓球的水平，我就不知道了。

    纪东：总理在延安时期就爱打乒乓球，有一定的基础。文革时期，总理已经年过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一种休息方式。每次在外面劳累一天回来，都会让我们陪他去乒乓球室打会儿球。

    总理太累了，有次深夜回来，在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搂着他的腰部，搀扶着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很勉强。他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这三十来米的距离，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当然，这也是因为到自己家了，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不然，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

    到了乒乓球室，总理打起精神，玩了几下，驱赶了疲劳，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不是眼见亲历，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能累到这种程度！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个情节，我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

    记者：总理真的是累病的！

    纪东：总理还是气病的！他的“气”，主要来自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

    林彪很少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叶群大多是会议还没有结束就离开。等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时分，她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这问那，一打就是好长时间，让总理连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更加张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地与总理斗气。江青等人，遇到对他们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是把文件给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的，她却称病不见。他们从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压，妄图把总理置于死地而后快。

    记者：实在可恨！有这些人捣乱，怎能不让总理忧心忡忡！

    纪东：总理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总理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过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忍”字头上一把刀

    记者：这么多的苦、难、累、气、忧、愤，周总理是如何承受下来的？

    纪东：一个字：忍！

    记者：可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啊！

    纪东：那也不能不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总理能够承受一切！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访，总理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这样的会谈，总理都是按照事前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和几经修改的方案进行发言的，没有越雷池一步。但由于参与会谈的有关人员认为：总理在会谈中说错了话，右了。毛主席误信了这种反映，于是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总理和叶帅在中美会谈中的所谓右倾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当受到江青等一伙人猖狂攻击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无端的激烈批评时，总理向坐在他身边的一位领导同志要了一支烟。他接过烟，却不点燃，只是捏在手里，不停地揉捻，直到把那支烟捻得粉碎！从不吸烟的周总理，要了这一支烟，他内心的郁闷和愤怒一定已经达到了极点。但他强忍着，把所有的郁闷和愤怒都像那支烟一样，捻得粉碎……

    记者：总理的意志力，真的很顽强！

    纪东：是的。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总理还是努力地工作着，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总理还得把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记者：“四人帮”那样折磨总理，不就是想夺总理的权吗？

    纪东：权力斗争相当激烈！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总理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总理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个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记者：为什么周总理不和毛主席直接沟通呢？您看电影电视里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这些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多随意啊！

    纪东：这个问题很好。以前也有人曾问过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总理都提前到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为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我们感到，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我曾经偶然看到了总理为了排解内心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

    那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下午，总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32开的白纸上，总理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缓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那时独自站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记者：听您讲了这么多，我也能够体会您当时的心情了。

    纪东：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自己的身体、地位或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的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忍辱负重”四个字是总理在“文革”中的真实写照。他把一切“苦”和“难”都吞下，屈和辱都抛开，他忍住内心深处血与泪的交织、愤与怒的奔流，用生命拉“车”，昂着头前行，就是挨着“鞭挞”，也一走到底，决不回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没有顾及人们会不会理解自己，怎样理解自己；也没有去向人们解释自己，向历史表白自己；他只把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留在了人间……

    其实总理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内心的愤怒已经压抑得无法再压抑了。可是他仍在尽量地控制着自己，仍在忍着。但是总理的“忍”，不是软弱，而是他的党性修养，大局意识。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他不得不“忍”。是肩上的责任，使他在一般人难以忍耐的情况下，仍然咬牙忍着，不然，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天下大乱的年代里，没有这个“忍”字，那个“忍辱负重”的“重”，他怎么能担负得起啊！

    高尚品德　千古一人

    记者：我终于明白了，人民之所以那么热爱周总理，周总理之所以在人民心中有那么光辉的形象，是由于在国内国外的伟大人物中，就其高尚品德而言，周总理是千古一人！周总理的高尚品德首先表现在为了国家和人民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把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德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崭新优秀品德集于一身，创建和形成了中国精神道德文明的最新高峰。

    纪东：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总理边说边比划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搞颠倒了。”

    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的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次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一直保留下来了，始终没有改号。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总理对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形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并标准化，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必须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细具体的意见呢！

    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这么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在1974年6月的一天，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总理看到了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总理深知这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这些事情，都很平凡细小，但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就像总理对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总理把满腔的关爱、真城，具体地给予了人民；总理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记者：“鞠躬尽瘁”这个词，用在周总理身上，是那么贴切！

    纪东：是的。我这里还有这样一组枯燥的数字，在这些“枯燥”数字的背后，我们或许可以感悟出一些东西。从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北京305医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这587天里，总理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就是这样，他还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

    你是否可以想象，一位身染沉疴的老人，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里，竟是如此地在病榻上“折磨”自己！

    你可能更加无法想象，总理是怎样地在“住院”——接见外宾的同时，隔壁房间已做好了抢救的准备。

    1976年1月8日，总理办公桌上的日历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天……

    1月11日，总理遗体火化。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八宝山灵堂中成千上万自发赶来的人们泪飞如雨；此生永不能忘邓大姐撕心裂肺的哭诉：“恩来啊，我们永别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你就放心地去吧！”

    采访结束，在回去的路上，纪将军的声音始终萦绕在脑海中，让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相信，周恩来总理的精神在神州大地上绝不会失传，千百年后人们提起周总理，就会像我们现在提起诸葛亮并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那样，把周总理作为我们民族高尚精神的化身。周总理的精神必将在我国世世代代相传，对此我坚信不移。周总理留下的，已经超越了一代伟人，而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沉淀！

    名家档案：

    纪东，1943年出生于河南商丘,1961年从西安市应征入伍，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战士、班长、区队长、指导员，并多次立功受奖。
    1968年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周总理逝世。同年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担任信息处长；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1987年调武警总部司令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授少将警衔。2002年退伍，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著有《难忘的八年》《非常岁月》等著作。自幼爱好书法，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时，受总理人品书品影响颇深，工作之余临池不缀。近年来，潜心翰墨，主攻草书，形成了清新明快、奔放激越、驰骋纵横的风格，多幅作品被相关机构和国内外友人收藏。

    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