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腐成就巨大,仍有新的腐败前扑后继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不正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抑制,举国上下大快人心。但是,由于历史积淀和现实的复杂,出现了一些新的腐败现象,有些令人震惊。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
(一)、部分干部不愿引以为戒、洗心革面、悬崖勒马,而是心怀侥幸、见风使舵、前扑后继、照贪不误、胡作非为。 甚至有的寻找新的渠道,携脏款外逃。
(二)、有些干部对反腐慢性抵制,明哲保身,不肯作为、甚至举手之劳也要躲避。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充当着不为百姓办事、只是享受干部待遇的寄生虫。
此类干部连同上述胡作非为之人,已不是公仆,而成公害了。
(三)、有些官员,见邪不压、见正不扶,甚至对揭露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压制,而对坏人坏事掩盖包庇。徐州丰县被拐买妇女用铁链拴着,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二十余年,2022年初被揭露后,当地官府竟然制造虚假舆论为这种丑行辩护,此地党政机构的一切领导显然没有进入反腐倡廉正常角色,而是照旧充当混饭吃的摆设和违法乱纪的保护伞。
(四)、全民防疫以来,有几个省市的防疫检疫机构为发国难财,公然造假,检测采样以少充多,偷工减料,破坏检测准确性。甚至还有的公然传播病毒。这些机构,从中渔利,拥寇自肥,令全国震撼!还有,对于严重破坏防疫工作的犯罪人员,有的地区主管部门竟然不予相应处罚。
(五)、腐败出现年轻化苗头。有些85后、90后(40岁以下)青年,被安排提拔后,迫不及待和不择手段地掠取公共财务。杭州余杭区有位1991年出生、新录用的出纳员田某,上任第一月便疯狂造假贪污595万元,平均每天贪污骗取54万元。青海有个十万人口的县级市,37岁的副市长张某,上任4年贪污受贿4千多万元。如此等等,有些年轻干部对反腐和党的教导无动于衷,利用新学识,钻研新空子,玩出贪腐新花样。
上述几个方面的腐败现象,虽然不是干部队伍的主流,却严重地败坏着党和政府的威望,应该引起格外重视。
二、产生腐败新生代的根源是什么?
(一),经济犯罪一个不杀,给部分潜伏的贪官留下了身安命保的幻想。
全国性的反腐倡廉活动大规模开展以来,关了、判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分子,顺民意得民心。但对贪官,只要是无命案或贩毒、叛国一类罪行,只是经济犯罪,无论多重,甚至贪脏几亿、几十亿元,基本不杀。如此处置,效果非常不好。一方面民愤难平;另一方面,给继续想贪之人留下可以保命的幻想,对于杜绝他们的贪腐念头不利。同时,也无法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二)、执法不公,偏袒高官,对教育广大干部十分不利,也无法扭转干部特殊化倾向。
法律是干什么的?是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全国所有公民的。文明的社会都应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回顾几十年来,有的举措没有规范地贯彻这一原则。第一次严打时,有位17岁的中学生抢军帽,第一天抓到,第二天就抢决。还有,经营玩具气枪打气球以持有武器罪判刑(这里不是要为他们犯法辩护),可贪污受贿上亿、几十亿元照样活着。反差太大了!执法方面的不公正太突出了!还有多年找不到媳妇的老光棍在失去自控的前提下错误地出轨搞了一次性交易〈当然非常不对),导致罚款、拘留、开除公职、毁了后半生。这种处罚缺少科学分寸和人性化思考,本来通过教育可以挽救、团结的青壮年,为什么非要用苛刻的处罚毁了他的后半生,将其推向对立面!相反,有些官员搞十来个、几十个情妇,甚至弄出私生子,如果这种干部政治和经济方面未东窗事发,照样消遙法外。……如此等等,法治对百姓过严,而对官员过宽,严重的不平等,不仅有失民心,更使大量干部产生在法律面前有权可以特殊化的错误心态,极不利于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这种情势,实际上对官员犯罪是一种放纵。
(三)、甄选使用干部,各层次普遍延续历史特殊年代的长官任命制,使不合格人员混入权力部门找到了方便之门。
长官任命制,不是要一概否定。战争年代,抗疫前线和其它非常时期,对干部缺位,需要紧急补上,由长官任命是可以的。而且,长官任命的干部不都是低劣人员,确有许多优秀人士。但客观地讲,不在非常时期,明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和德才兼备原则,经过民主集中制精心挑选干部而不采用,偏偏非由一两个人代替整个组织和广大群众决定取舍,这就很难避免出问题。实践证明,一俩人的眼光再亮也不是对每人每事都看得完全准确,无论如何不会比广大群众观察得更准丶更细丶更宽和更远。秦始皇聪明过人,误把坏人赵高看成可靠之人,将其托付给后辈。正是这个赵高祸国乱政,导致二世胡亥登基十七年便丧送了秦朝。中国的当代大富翁马某,十多年前被个别领导人看中和大力扶植,其实这位马某主要是为日美在中国赚钱,并且依靠网络销售挤垮了许多商业实体,甚至发展到挑战国家金融的地步!无数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前景,主要地不是取决于个人如何聪明,而取决于是否及时集中了广大群众智慧进行决断和行动。甄选干部也一样,如何确保新生干部都是从群众中选拔的优秀分子,这需要在执行什么样的干部制度上作过细文章。目前,在反腐倡廉的大潮中产生的一批年轻干部,其中有些成了新的贪官,恐怕还是要从干部甄选找找原因。
(四)、对克服干部不作为倾向缺少政策细节及纠正办法。
当前,干部不作为现象比较普遍,诸如文革中强占公民房产充公有的至今不予偿还,集体拖欠施工单位垫付工程款不给等等,多是后届政府不还前届欠账。
抗疫非常时期,有的地方政府对为了发国难财而破坏正常防疫检疫的不法企业和部门,缺少惩治力度。还有,群众长期揭发村霸没有结果,上级有关部门只是对群众诉状层层向下转批,並不深入实际解决问题。事实表明,下级不作为,往往是上级管控部门纵容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推卸责任、不愿过问,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所致。
(五)、对广大干部缺少常态化的思想道德教育,尤其对消除"当官发财"的思想流毒和牢固树立舍己为公丶大公无私胸怀缺少得力措施。党校、行政院校和党政曰常会议偏重政治教育,而忽视思想道德教育,致使部分干部抵挡不住金钱和花花世界的诱惑,酿成五花八门的多吃多占行为和视“做官当老爷”为理所当然的错误心态。
(六)、对品德好、贡献大的优秀干部缺少必要奖励,不利于鼓励广大干部无私奉献丶先公后私丶先人后己。
新中国创建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老干部象老黄牛一样为国为民出力,他们当中有些人贡献很大,而忽视甚至牺牲了个人利益,退休后有些同志变得十分清贫。这种导致好人吃亏的管理缺失,无助于鼓励广大干部无私奉献,反而助长了一些人滋长和固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错误观念。
三、采取过硬措施,最大限度抵制和根除新生腐败现象
杀牛必须用牛刀,大鼓需要重锤敲。全国能否基本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必须采取超常措施,既要制止现职干部贪腐,又要通过严格的制度管理,关好阻挡坏分子进入权力部门的大门。同时,前辈必须教育好后代,不要使他们成为毁掉革命及建设成果和 埋葬党和人民政府的掘墓人。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战略与策略灵活运用,用奖励和人道主义办法促使贪腐干部自首和自新。党和政府做出规定,限定贪腐行为的干部在几个月内将问题交待清楚,退出所有非法所得,可以在免职丶退休的前提下获得平民待遇,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于既无自首、自新行为,又无揭发他人犯罪活动,且平时无重大贡献的贪官,只能重罪重判。贪污受贿亿元以上,应该判处死刑,不准缓刑。贪污受贿五千万元以上,必须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准减刑。想想为创建新中国,红军和地下工作者牺牲了370多万革命烈士,想想朝鲜战场牺牲了19万多志愿军和负伤一百多万人,想想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牺牲了无数的焦裕禄和刘大年这样的英模,对于和平年代坐收前辈之利、过着平安舒适生活还不满足,却贪婪地掠夺人民果实的吸血鬼、卖国贼,决不应有任何宽恕。否则,对不住十四亿人民,更对不住千百万英烈,也无法起到震慑社会的作用!朱元璋创建明朝之后,规定凡贪污受贿60两白银(相当于今天三万多元人民币)者,一律砍头。他执政十多年,平均每年诛杀贪官污吏五千多人,换来了社会的安宁和复兴。今天也应从朱元璋那里得到启示。
(三)、全民防疫,这是战时状态。故意散播病毒和检疫造假骗取医疗费及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者以及这些人的后台和包庇者,都是国贼,应格杀勿论、立即处决。不然,就没有国威和有失正义。
(四)、对于不作为干部,应及时裁撤和审查。既然不为老百姓办事,就象猫不抓老鼠丶鸡不生蛋一样,要牠们干什么?!应从党心民意出发,从坚从快把他们从人民赋予的权力岗位上拱出去。而且党和政府要尽快制定出监督和惩处不作为的细则。
(五)、前辈教子要有方,勿使儿孙成祸殃。
老一代干部对后辈,必须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包括用古今中外正反两面典型不断地淘治感化儿孙。而且,这种教育应从中小学抓起。不要形成这种惨像:老一代对社会有功、子孙后代为社会造孽。
历史上权贵子弟品行败坏造成的恶劣影响,应作为反面教材告诉青少年一代,对他们教化、启迪。譬如清朝内阁中书、礼部主事、思想家龚自珍做了治国理政的很多好事,社会名望很高,但其子龚橙,却是败类。龚橙不仅自已到圆明园索要文物不还,还充当英军向导进入圆明园抢掠。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喜欢飙车,经常违规乱撞。有一次拒绝交警劝阻,把警察撞伤。又一次干脆把阻拦她开“英雄车”的警察打死。在南京,人们谈孔色变,编出了这样的吓人咒语:“叫你出门遇上孔二小姐!”至于南宋大奸、宰相秦桧的孙女秦童作为官三代更是放荡不羁、为所欲为的典型。秦童养了一只狮猫突然弄丢,于是借助其祖父秦桧的权威,命临安知府马上组织人马全城寻找。没找到,便将其住所附近的居民全部抓起来,并且追究寻猫军官没有完成"任务"的责任。此事一时成为官宦子女扰民作恶的典型,广为流传。我国改革开放后也有不少干部子弟作恶多端的典型。著名歌唱家、少将李某的 儿子伙同另三位高干之子轮奸少女入狱。保定一位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之子开车闯进大学校园将女学生撞死还不愿认错。这都是权贵子弟缺乏教养成为社会反面教材的典型。
当然,更需要用革命先驱的模范事迹感染教育青年一代。譬如李大钊儿子李葆华、孙子李宏塔,就是革命后代和所有党政干部学习的榜样。李葆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安徽省委书记,平时爱穿布衣旧衫,时常下基层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人称“李青天”。李宏塔担任合肥市委书记和安徽民政厅长二十多年,上下班总以自行车代替小轿车。担任民政厅长的十多年间,骑坏了四辆自行车。这十多年,为职工分房四次,共分二百多套,可他自己始终住55平方米的小屋,没给自已增加一间。属下心疼他对自已太苛刻,把他列入分房名单中,他立刻把自已勾掉。离开了民政厅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之后,李宏塔主动分管扶贫方面工作,经常出现在贫苦村庄、田间地头和困难的校区及养老院。他给自己撰写了“革命传统代代传 坚持宗旨为人民”的座右铭,始终不渝地遵循。广大干部子弟如果好好学习革命先驱李大钊和他的儿子李葆华及孙子李宏塔,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贪腐了。可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这方面缺少组织引导,宣传英模的力度太差,这门课是该补上的。
(六)、全体党政干部,都应把学习古今中外廉政模范作为常态化的必修课。
古代廉政典型,应学习包拯、海瑞丶于成龙和汉文帝丶汉景帝等人。
包拯,北宋龙图阁大学士,曾任端州知州、枢密院副使、礼部待郎、开封府尹等职,级职相当于副相。其廉洁奉公、刚正不阿闻名于世。端州所产端砚,是当时稀有珍贵雅物,曾与黄金比价。包拯任端州知州三年,奉调赴开封上任,走时连一封端砚不拿。一生之中,对公物民财一分不沾。而对于各类犯罪,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或是自己亲眷,一律秉公对待。
海瑞,明朝著名政治家。曾任浙江淳安知县、吏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等职。爱民、刚正、清廉是其突出本色。一生致力于打击贪官污吏丶平反冤假错案,丈量土地,强令贪官污吏将侵吞农民田产退还农民,办了无数好事。其个人及家庭,以清廉著称。其母70寿辰时,他当知县,囊中羞涩,只买了二斤猪肉为母祝贺。他做应天巡抚时,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不住华美之居,不准陈设排场,每餐不许超三钱银子。
于成龙,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廉吏"。其任罗城县令时,遇到天灾,百姓贫苦,他就一天只吃一餐。担任直隶巡抚时,曾处荒年,他“常用糠粥填肚之肌"。任两江总督时,荒年间,他日食粗饭一碗,每天青菜水饱,终年不知肉味。其68岁病故于直隶巡抚任上,遗物除了一件旧袍和两条靴带,並无其它。人们不禁痛哭失声,满城百姓为之"罢市哭巷",世所罕见。而且他以功德影响儿孙,一家三代全是廉吏,勘称古代官吏勤廉楷模。
而西汉时汉文帝、汉景帝,更是用爱民和勤廉带动感化了满朝文武,创造了国富民足的“文景之治”。文帝之前,税收推行“什一"制,即农民收十斗粮交税一斗。文帝为让农民休养生息,改为收十五斗交税一斗。其子景帝当政时又改为收三十斗交税一斗。两位皇帝都以节俭闻名。他们一边推行奖励勤廉之风和惩治贪腐的政策,一边率先垂范。他们鸡鸣而朝,日落不归,召贤纳士、重用良才。朝内有人主张要给文帝修一露天台榭供其休憩、眺望,他得知要花百两黄金,断然拒修。而且,要求后宫所有嫔妃"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并和皇后一起下田耕种,鼓励农桑。在朝23年,未添车帐仪马,未增馆舍,常穿草鞋布衣上朝。其子景帝除继承先父文帝遗风之外,对于官员不当安置一概纠正,以振朝纲。文帝在位时,因爱护手下官员,格外赏赐男宠邓通一个铜矿。景帝认为邓通无功受禄,有失公正,收回了文帝赐予邓通的铜矿,收缴了邓通的所有不当所得,大长了正气,深受满朝称赞。汉朝,在文景两帝勤廉执政、精心管理下,官场民间,清正勤俭之风兴盛,国泰民安,《汉书、文斋纪》称"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而百姓生活,是“海内殷实”,一片安居乐业。
翻阅历史,数千年间,有着丰富的扬善惩恶的教材,广大干部不可忽视。而现实中,更有多方面榜样可循。
毛主席作为全国最高领袖,把工资主动降到三级。三年经济困难时,毛主席带头一年不吃肉,每月35斤粮食还要挤出点补贴女儿,自己由于劳累和营养不良,竟出现双腿浮肿!感人至深。他克勤克俭,以身作则,带领全党全民度过了难关,在艰难岁月创造了“两弹一星”,完成了全国基础工业和水利网络建设。
周恩来总理身为全国大管家,出席会议自己出茶水钱,外出考察自己掏饭钱,报刋自费定,就连到机场送外宾回城时路过北京饭店刮刮胡子,从饭店到中南海这段路程也要自己掏路费。
总政治部主任、大将黄克诚女儿发高烧需要马上送医院,黄克诚不许用公车,而冒雨从街上雇了一辆三轮车送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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