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9年，毛主席就提出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注重疾病医疗，更重视卫生防疫，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迅速改善了中国人民生活生产的卫生状况，大幅度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旧中国留下的疫情惨状

旧中国人民的惨淡处境

    众所周知，蒋介石集团给新政权在经济方面留下了“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不仅如此，他还在民众健康方面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形象。新中国成立起，我们党的卫生工作面临的是一个人民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当时，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的疫病是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其中鼠疫是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在内蒙古地区，鼠疫等疫病流行多年，严重损害了人民健康，造成人口持续下降，威胁到了蒙古民族的生存。日本人曾预言，“再有50多年，蒙古民族将自行灭亡。”东北、福建和江西等地鼠疫也时有发生。新疆的天花患者竟占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此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在我国流行最广、危害性最大的五种寄生虫病。根据全国大陆不完全的调查，当时血吸虫病流行在我国南方的12个省、市的324个县（市），尤以浙江、江苏等省最为严重，估计患此病者近1000万人，约有1亿多人口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疟疾流行在我国25个省、市、区的1829个县……

    这些疫病的流行，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使无数的人丧失了劳动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使疫区出现了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的现象。使党和国家的卫生防疫工作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毛主席强调：防疫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毛主席熟读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国情。他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在他心目中，卫生防疫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仅仅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事情，更是决定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事关执政安危的全局性的大事。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疫情防治十分重视。他绝对不允许对疫情视而不见、闻而不报，麻痹大意、玩忽职守的现象出现。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说：“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这个苗头性问题立刻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他看到报告后，马上以中央名义作出指示，严厉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为引起各级领导足够重视，他列举分析了每年全国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的损失数量，认为这可能超过了水、旱、风、虫等各项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强调“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正是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作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的论断，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阐明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其后，毛主席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北京卫生防疫工作情况、反细菌战工作情况、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情况以及除四害进卫生工作情况等均作出过重要批示。直到1960年3月16日，毛主席还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一项孤立的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这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兼任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同志兼任冀热察防疫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建国初期内蒙古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

    历史与实践证明，实行防疫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卓有成效的

农村赤脚医生出诊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政府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了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其核心是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参与到疫病防治工作中来。

    1950年3月，中央卫生部便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共438名工作人员。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和技术学习后，防疫总队即前往全国主要疫区开展工作。他们一边进行疫情检测防治和帮助建立基层医疗机构，一边开展积极有效的卫生防疫宣传。他们着力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帮助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相信科学。

    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北京市政府在1951年春季大扫除运动前夕，由各区的卫生委员会组织宣教队，向群众介绍清洁大扫除运动的意义，并以各报社、电台、电教队、文化馆等为媒介分别进行宣传。1952年北京市更进一步地深入卫生防疫宣传工作，每20个老百姓，发给卫生常识一本，很受欢迎。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先后成立了东北电化教育所和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积极向群众播放卫生宣传电影，印刷卫生宣传书报，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水准。山东省的卫生宣教人员还建立了宣教网，推广幻灯放映，所办卫生展览会也由城市深入到农村。苏州市卫生防疫站1951年-1956年共作了565次卫生宣传，大连医学院的教授进行通俗演讲70多次，并编写出版了两种通俗医学知识读物共计6万余册。所有这些，都能够把党和政府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的政策与各种措施传达给群众，并普及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养成卫生习惯，减少疫病侵袭，更健康地生活。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很快见效。至1951年10月，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县份建立了卫生院，共计1865所，并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建立了1498个区卫生所。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内蒙古、新疆三地已有卫生院92所，医院24所。中央还计划在以后五六年内在全国每个县、区、每个厂矿都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这对制止传染病的流行，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保障。

    全国一盘棋，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防疫措施

毛主席视察防治血吸虫病规划情况

    在中央人民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央卫生部在全国推行几项与时俱进的防疫措施。在全国各地，特别是疫情地区的党组织的不打折扣的、实实在在的贯彻下，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是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免疫率。建国初期疫病流行造成的死亡率很高，在当时鼠疫、天花等急慢性疫病的治疗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是最佳的选择。中央规定，对于危害最大而预防简单的疫病如天花要加强预防接种，对其他疫病如伤寒、鼠疫、霍乱等则要加强预防注射。到1951年10月，全国已有2亿人普种牛痘，北京、旅大、广州等地自1950年5月便再未发生天花流行。东北、内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上海等霍乱流行区，进行预防注射后，基本上达到了遏制疫病流行的目的。顺便补充一点，关于天花，到1954年，我国的天花疫苗接种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1961年6月，随着我国最后一位天花患者胡小发出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病毒在中国彻底被消灭。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到1980年5月8日，第三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时，才正式宣布：“世界各国人民赢得了胜利，根除了天花。”天花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不亚于现如今的新冠病毒。在天花被消灭后，按照国际协议，全球仅两个特殊的实验室还有少量天花病毒样本存放，分别是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控中心实验室和位于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2021年11月15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公司实验室内发现15个小瓶，其中5个瓶身标注了“天花”字样，另外10个标注了“牛痘”字样。事发后，美国疾控中心迅速接收保管了这些可疑小瓶，并展开调查。2021年11月18日，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核查，这15个小瓶中并不含天花病毒。至今在医学界对这仅存的“天花病毒是否应该彻底销毁”，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二是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及早报告，及早治疗，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规定霍乱、鼠疫、天花，发现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个小时。对其他的传染病发现后的报告时间也作了具体规定。华东地区也有类似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并且还详细规定了关于疫情报告的奖惩办法。1955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在全国实行。这对及时发现疫情，制止疫情蔓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是实施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对于突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是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流行的关键。建国初期在处理鼠疫流行的过程中，东北卫生部所属鼠疫防治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在疫区处理上的重要守则是：防疫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2小时内必须出发，到达现场；迅速建立小隔离圈（以发生患者之庭院为单位）、大隔离圈（农村以屯为单位，城镇以组或街为单位）、封锁圈（由各疫屯为中心，在5公里半径内之地区），分别严格隔离患者或封锁疫区9天、12天、18天。防疫人员到达疫区后一般三天内完成各项群众性预防工作，而后挖好防鼠沟，进行预防注射的工作，并及时将初发疫屯之感染情况上报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建国初期直至1955年，内蒙古在45处鼠疫疫区处理问题上基本参照此程序进行，都迅速扑灭了疫情。

    东北地区的防疫资料表明，广大基层组织的干部们在生产防疫并重的号召下，既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没有放松防疫工作。许多村屯干部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不眠不休地早晚挨户巡视，发现患者，报告疫情，准备隔离所，站岗放哨，为患者及健康隔离者解决衣食问题，代耕代种代收等等，为卫生防疫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的鼠疫完全得到了控制。昔日的“疫发天无色，田荒断炊烟，荆棘伴白骨，闹市无明灯”的惨象，终于永远成为了历史。196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由乌兰夫任组长。领导小组设在呼和浩特。所谓的防治北方地方病，主要还是防治鼠疫。内蒙古扑灭鼠疫的成功经验，在其它北方地区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后来内蒙古很多牧民把毛主席和乌兰夫的像供在神龛内，显示了他们虔诚的感恩之心。难怪乎人民群众不由发出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他们的大救星。

    四是加强疫病的科学研究。对各种急慢性疫病，除了进行积极的防治之外，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各地方卫生机构还进行了许多实地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发表了关于新中国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几种疫病的调查研究的综述，对这几种疫病的预防与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上，中央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全国医学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调动了广大医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各地医学院校，医疗、预防、妇幼卫生机构和生物制品等单位的科学家不辞辛苦深入现场，指导防治疫病的实际工作，并在防治血吸虫病等，抗生素研究，以及预防、基础、临床医学等的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就为防止疫病的流行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的疫病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危害最大的鼠疫、天花、霍乱为例，1953年发病数与1950年相比，鼠疫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天花降低了百分之九十五；自1820年由海外传入我国后历年流行的霍乱，建国5年来根本没有发生。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在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鼠疫频发的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天花在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此外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就，回归热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一。从解放以来到1956年止，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黑热病患者50余万人，钩虫病患者4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