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厂矿，现在看来规模极小，技术也很落后。但在当年，我们精打细算，辛苦经营，却颇不容易。当时要办的事很多，处处需要钱，这点工矿企业，国家不投资，都是我们自力更生办的。所以不免有点沾沾自喜，敝帚自珍。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扶持原有的某些工厂，使之扭亏为盈，则做得不够。从经济上说，扶植旧厂更节省资金，扭亏为盈则必须改进经营、管理，取得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忽视扶植旧厂，更没有注意扶助那些有利于人民生计的私营工商业;还不大懂得商业、贸易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就说明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还缺乏知识;我们要建设好国家，就必须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

    各级干部都存在一个学习的问题。在基层工作，尤其是农村工作中，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他们的工作作风，极为重要。党执政后，极易产生官僚主义，机构多、文件多、会议多，基层干部无法完成任务，就常常对上级敷衍应付，对群众强迫命令。有的甚至很严重、很恶劣。基层干部的作风直接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不好，就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因此，省委决定:建立定期整风制度，实行轮训干部。要求省、地、县各级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组织要精干，减少文牍和会议，多作调查研究，对基层多检查，多进行具体指导帮助。对违反政策、作风恶劣者要处分，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要清除。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普遍提高干部和人民的素质。通过培训、普及教育和普遍养成良好的习惯、作风，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能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科学知识、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公民。但这是长期的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代新人、一代新风的工作，有待我党的长期努力。

    我在湖南工作约三年，那里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23.33亿元(按现行币值计算)，1951年即达27.73亿元，一年就增加了约百分之18。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1.09万吨，1951年增加到2.93 万吨，增加了百分之168.8。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活了城市。城市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生产。事实证明，抓好农业、工业生产，再抓紧恢复商业，使城乡贸易畅通，就百业俱兴了。

    我一向不赞成中央“统”得太死。我在湖南时，因还有条件允许我们自行筹办一些小型工业，所以特别有劲头。

    当中央调我回京到军队工作时，我还有点恋恋地舍不得离去。

    湖北省黎民红文化交流中心摘自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