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大战，也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关键的一仗。

    此战役，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30万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整个中央红军，也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最为悲壮、可歌可泣的是红5军团34师。红5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而红34师是后卫的后卫，是总后卫，承担中央纵队的殿后任务。

    红34师干部中，幸存活到新中国成立并在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将军的有时任师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朱良才，第100团团长韩伟，第100团第1营营长侯世奎。这3个人，分别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开国上将朱良才

    朱良才（1900—1989年），是湖南省汝城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和谭政一起，分别担任了刚刚成立的红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

1929年6月19日于福建龙岩（从右至左）：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红四军军部秘书谭政、红四军军部秘书朱良才

    毛泽东“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时任红31团1连党代表的朱良才，和连长王良指挥打的；毛泽东“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吉安，就是时任红103团团政治委员的朱良才，亲率“敢死队”突破的；毛泽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张辉瓒，就是时任红9师政治委员的朱良才，和师长徐彦刚，亲自带部队活捉的。1933年8月1日，时任红15军政治委员的朱良才，由于屡建战功，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二等红星奖章和奖章获得者的名单

    1934年长征前夕，朱良才被任命为红34师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没几天，他的腰部就负了伤。于是，他就坐在担架上协助师长、政委指挥战斗。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在长征开始后，实行的是“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致使队伍往往一天只能走10至15公里。

    红34师由于是全军的总后卫，不仅每天走的最晚，到的也是最晚。而且，为了防止部队被敌人“粘住”，只能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后撤与行军。这样一来，部队每天都要构筑好几遍阻击工事，天天都要与追击之敌打上好几仗。天天被敌人追着屁股，边打边退，边退边打。行军、打仗、住宿都毫无规律与主动权。就是到了宿营地，也还要首先构筑警戒阵地与防御阵地，防止追击之敌的夜间偷袭与攻击。吃不上饭，睡不成觉，部队十分疲劳。前边的部队是人越走越少，而红34师是人越走越多。因为，如果在红34师再掉队，就成了敌人的俘虏了。所以，再走不动的人，到了红34师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敢掉队了。为了加强领导，朱良才被临时任命为红34师的代政委。

    蒋介石亲自策划的第四道封锁线，设在湘江西岸。他企图利用湘江天险，布下“天罗地网”，以30万人马，加上飞机大炮，将红军和党中央全歼于此。

    11月26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蒋家岭，召集红34师的领导干部部署掩护全军渡湘江的后卫阻击任务。布置完毕后，两人与红34师师长陈树湘、代政委朱良才、原政委程翠林握手告别。刘伯承还特别嘱咐，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掩护抢渡湘江的任务，又要做好万一被敌人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这副担子很重啊！

    11月27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从当天开始，红34师即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和军团的部署，先是在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采取运动防御，阻击、迟滞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继而，又在水车地区采取坚守防御，掩护党中央与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水车既是中央红军的总后卫战场，也是红34师的主战场，更是湘江战役中打的最激烈、最残酷的的4大主战场之一。

    面对铺天盖地、汹涌而至的敌人，在师长陈树湘、代政委朱良才的指挥下，红34师与从道县、天堂圩扑过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即周浑元和李云杰指挥的第3路军、第4路军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尽管敌人占绝对优势，但红34师仍像钉子一样，两天两夜牢牢地守卫在水车阻击阵地上，寸步不退。

    几天战斗下来，整个红34师，也从长征出发时的5000多人，迅速减员至2000余人。

    11月29日夜，正在水车防御阵地上指挥战斗的红34师代政委朱良才，由于长时期的操劳过度，腰部化了脓的旧伤突然复发，血和脓一起撑破伤口，涌流而出。经简单包扎后，朱良才仍坚持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红34师师长陈树湘立即将此情况直接向军团长董振堂作了报告。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一商量，当即就命令陈树湘迅速将朱良才送到军团部来。同时，任命程翠林接任师政委一职。于是，朱良才当晚便被送往军团部，赶上了12月1日的大部队第二次过湘江。

    过湘江时，形势简直是危险万分。天上，是敌人的飞机在狂轰烂炸；江两岸和浮桥的左右，是敌人的炮弹炸起的十来米高的水柱和四处飞舞的弹片；左右侧后，是敌人机枪子弹的疯狂扫射；不远处，是斜插过来的敌人追兵的狂呼乱叫……而江面上，是漂浮了整整一层的红军尸体；整个的湘江水，已经全被染成了血的河流……护桥的工兵拼命地催促着大家：“走啊！走啊！别掉队啊！赶紧走啊！”还有很多的人，则是直接下到江里，拨开漂了满江的红军的尸体，拼命地向前一步一步地移动着、游着……

    后来，当地老百姓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朱良才刚踏上对岸，敌人就追了过来……浮桥，也被工兵在最后的时刻给炸断了……过了湘江，朱良才一边走，一边回头眺望，惦念着还在湘江以东顽强战斗的红34师的战友们。

    11月30日晨，红34师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从水车向西去枫树脚接替红6师18团的阻击阵地，继续负责掩护红八军团和未过江的部队渡过湘江。此时，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知道，再断后作战，就意味着可能永远过不了湘江了。可他们毫不犹豫地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友邻部队，而将危险留给了自己。

    敌人围歼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未能得逞后，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要将滞留在湘江以东的红军杀一个片甲不留。于是，敌军10万余众，拉网般地对红34师展开“会剿”。

    11月30日深夜，红34师第100团团长韩伟率部掩护师长陈树湘、参谋长袁良惠（政委程翠林已战死）和师部以及第101、第102团共500多指战员向东突围。在连续突围中，队伍多次被冲散，伤亡人数剧增。

    12月9日，红34师师长陈树湘、参谋长袁良惠率余部在湘南永明抢渡沱水时，遭到当地保安队的袭击，陈树湘不幸腹部受了重伤。陷入昏迷中的陈树湘被俘了。敌保安司令立即命令下属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请赏。而重伤的陈树湘从昏迷中醒来后，一看被敌人捉住了，就趁敌人不备，扯开腹部的绷带，忍着巨痛，将自己的手插进伤口之中，掏出自己的肠子，愣是活生生地用力扯断，壮烈牺牲。时年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红34师余部，在参谋长袁良惠、第101团团长严凤才率领下，转战湘南的道县、永明、江华、蓝山、宁远之间的山区，队伍最多时发展到300多人，并建立了3支游击队。到1935年冬，他们不幸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牺牲。曾经为保卫中央苏区和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由闽西子弟组建的红34师，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唱完了悲壮的战歌。

    过了湘江后，朱良才被送到军委总医院。在医院，他看到由于接连打大仗、恶仗，伤员急剧增加，有限的医护人员根本就照顾不过来。再加上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部队越打越少，红军的前途也越来越渺茫，发牢骚的，讲怪话的，闹情绪的，也越来越多。于是，他就主动帮助医护人员做起伤病员的思想工作来。

    正忙得焦头烂额的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兼总医院院长的贺诚（开国中将），一见到这个情况，赶紧找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非要求将朱良才留下来当政委。

    于是，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亲自跟朱良才谈话，让他一边养伤，一边当上了军委总卫生部的政委。同时，还兼着总医院政委和干部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

    1935年4、5月间，干部休养连在贵州盘县与云南平彝（富源）交界地区的一次行军中，敌人的飞机来轰炸。为了掩护因无法行走，仍躺在路中央担架上只有一条腿的重伤员——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钟赤兵，已经隐蔽到路边树林中的休养连干部贺子珍，冒着敌机轰炸的弹雨硝烟，奋不顾身地冲了出去，扑在伤员的身上……

    敌机飞走了，朱良才立即带头冲了上去救护。他发现，贺子珍身上十数处负伤，身上总共嵌进了17块弹片，血流满身。

    朱良才亲自组织人砍树棍，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护送贺子珍上了长征路……

    1937年12月，贺子珍路经兰州去苏联治病时，特意和朱良才合影照相，以示留念。这也是贺子珍上世纪三十年代离开中国时，与井冈山战友的最后一张合影照片。

1937年兰州：朱良才（左）与贺子珍（右）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 ，朱良才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31军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

    长征结束后，朱良才参加了为打通国际路线而组建的西路军。西征失败后，他在马匪骑兵的围追堵截中，孤身一人，靠要饭，一直走了36天，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找回部队。

    返回部队后，朱良才被中央任命为专职负责营救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工作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吴秘书长”。这期间，他动员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建立了地下情报网，开辟了地下交通线，还在敌人的监狱里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短短半年，就营救了2000多名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

    1938年2月，完成营救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的任务后，朱良才奉命回到延安，一面在中央党校参加了半年的学习，一面向党中央做了系统的汇报。汇报完毕后，毛泽东夸赞他是：“军之良才”。

前排左7毛泽东；二排左5朱良才，右6韩伟

    抗日战争期间，朱良才主要在晋察冀军区工作。先是任三分区政委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7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调到延安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朱良才被任命为政治部代主任、主任。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

    朱良才在负责政治部的工作期间，不仅创造性地提出并主抓了晋察冀军区“创建模范党支部”、“创建模范的党军——铁军”的活动；亲自组织和领导了晋察冀军区的三支文化“轻骑兵”：《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报》）、《晋察冀画报》和《抗敌剧社》；还通过对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战斗英雄邓仕均、爆炸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雁翎队、敌后武工队及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一大批影响了全国的英雄模范个人、集体和战例典型的发现、培养和宣传、推广，极大地激励和发挥了全体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而带动全体军民更好地投入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同时，也为我们的民族和未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政治委员朱良才

    1949年8月至9月，朱良才先后接到了中央军委的两个任命书：一个是任命他为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还一个是任命他为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

    这时的朱良才，一个人担负起了两个大单位的领导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但是，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他不顾自己已经是伤、病缠身，体质虚弱的实际情况，仍然是殚精竭虑，日以继夜地工作、操劳。时间一长，就终于累病了，近一米七的个子，瘦得还不到90斤，只好边工作边治病。不仅保证了华北军区和华北军政大学两个大单位的工作井井有条，运转正常，还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毛泽东同志表扬他“对于党的指示……朱良才是闻风而动，很有政治头脑。”

    20世纪50年代中，毛泽东就开始考虑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多次在不同场合号召年大体弱的老同志主动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同志。

    知道这些情况后，已经担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朱良才，根据自己伤、病较多、较重的身体情况，决心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并3次向当时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当面陈请。

    1958年11月，朱良才关于主动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同志的报告，中央正式批准了。

    1958年年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到朱良才主动让位的事，大家都很感慨，毛泽东夸奖他“觉悟高”，周恩来称赞他“思想开明”，邓小平表扬他“顾全大局”。

    就这样，朱良才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动让位的开国将军。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良才、李开芬夫妇

朱良才、李开芬夫妇与子女：（后排从右至左）老四朱新春、老三朱新民、老大朱新加、老二朱新华、老五朱筱秋

    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朱良才并没有在家里安享清福，而是开始撰写文章，宣传革命传统。他这一生，公开发表的文章只有4篇，而这4篇，全写的是井冈山。

    其中，《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一问世，就轰动了全国。各省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他将通俗、易懂，生动、精彩，篇幅不长的《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列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

    朱良才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条件是：一不署作者的姓名，二不谈稿费。按他的话是：“讲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又不是讲我，署我的名干嘛！要记，就记住毛泽东和朱德嘛！教育后代，谈什么钱！”

    从1959年《朱德的扁担》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到现在，都60多年了。仅仅从1961年到1995年由教育部统管全国中小学教材的这有据可查的35年中，《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就先后101次被选作全国小学、初中、特教、成教和教参中的语文课文。在这35年的时间段内，仅仅是小学生的课本，少说也有好几个亿的印量。可是朱良才，没有收取过一分钱的稿费。

    朱良才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安葬在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陈云为他题写了碑名：“纪念朱良才同志”。

开国中将韩伟

    韩伟（1906-1992年），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任排长、副连长、中队长、大队长，支队长、团长、师长、军区参谋长。

    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中，红34师第100团团长韩伟率余部约300人，掩护师部突围后，在猫儿园附近再遇强敌。在弹尽粮绝之后，为了不当俘虏，韩伟率仅剩的14个人，毅然从山崖上跳了下去……当场牺牲11人，摔昏3人。在寻找红军的路上，第3营政委胡文轩和5连通信员李金闪又相继牺牲，只剩韩伟一人辗转突围。

    后来，韩伟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关进了监狱。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韩伟被党组织营救出监狱。出狱后，他先是到延安，后到了晋察冀。先后担任了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军事教育主任、第2军分区第4团团长、第9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中，韩伟任晋察冀野战军（后为华北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67军军长，参加了太原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