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丁先国  湖北麻城人 
    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
    1955年少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1956年底抗美援朝回国后任总后勤部驻重庆办事处党委书记兼主任

    爸爸的脚挺大，得穿部队发的2号或1号鞋。

    爸爸的脚也挺肥，脚丫子是没被约束过的那种，四下里张着，脚背上布满了青筋，脚底板很厚很硬，好像老茧连着老茧。

    小时候天天守在爸爸的身边，我从没去注意过爸爸的脚，等我每年只能用探亲假去陪伴他时，才接过了妈妈手中的盆，用盆热热的水，给爸爸泡泡脚，剪剪指甲修修老皮，爸爸很享受的样子。我这才看清他的脚，心酸酸地想掉泪。

    记得我很小时，就能照着妈妈教的那样，用点面粉熬成浆糊，拖把小凳子坐在和面板边，打上一层浆糊，平整地贴上一层旧衣服旧床单撕成的布，再打上一层浆糊，再贴上一层布……。晒几个爆太阳，布壳就干了。妈妈喊爸爸把鞋脱了，把那大脚放在布壳上，妈妈拿个裁缝划线用的粉饼，沿爸爸的脚丫子画好鞋底样儿，裁好，一层层地码整齐，四周粗针大线地缝上几针固定好，包上外圈，再一针针地用细麻绳纳成鞋底子。纳鞋底子的活婆婆也分着做，可黑色的鞋面都是妈妈拿捏着样式，自己做。做好了，妈妈叫我拿去给军人服务社那边掌鞋的张师傅。胖胖的不善言语的张师傅活做的漂亮，他上好鞋帮后，总是会给爸爸的鞋找块轮胎印清晰点的胶皮，掌在鞋底上：“你爸爸可费鞋了。”完了还得梆进去几个楦头，把鞋撑的有模有样。妈妈做给爸爸的鞋，从来不是一双双的送，而是一挂挂的送去。爸爸就爱穿这种“老头鞋”上班、跑野外，秘书们都说，爬山能跟上他真的不容易。

    爸爸要穿着或带着军胶鞋出门，大概率是天要下雨了，或者就是要出差了。部队发的将官皮鞋，我从没见爸爸穿过。每年六月六晒衣节时，妈妈会让我给晒过的皮鞋上上油，再用旧报纸包好送回储藏室就束之高阁了。部队按时发放的那些皮鞋，都变成了娃娃们的小号鞋，老大传老二，老二传老三，谁的脚够上趟了谁穿。妈妈说的是：“反正你爸也穿不了，就你们穿吧，皮鞋耐穿。”

    那会儿，我没去想过爸爸为什么穿不了。

    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某个夏天吧？爸爸喊妈妈给他收集布头子，说他要打草鞋。那时，妈妈她们的“五七工厂”有不少做军工品的边角料，妈妈就带上我去扒拉废料堆。那些边角料都很结实，不是军绿色就是白色，颜色很搭，爸爸一看就喜欢：“这不就是军鞋嘛。”他在自己钉好的，长得像个钉耙似的打草鞋架子上忙活开了，晚上再晚回家，他也要吭哧吭哧地打上一会儿，没两天，几双样式挺棒的草鞋横空出世了。爸爸得意地在我们面前晃他的脚丫子显摆：“这下我的脚就解放啦，这多好，不怕太阳不怕雨的，呵呵”。

    没多久，爸爸的“业务”来了，先是副政委郭学忠叔叔要求“订货”，爸爸的晚间“副业”立马变成了晚饭后的展示，他把打草鞋的家伙式搬出了屋，在家门口的院子里开起了“作坊”。不多久，郭叔叔的脚丫子也被解放了。也许是他的“脚解放”和爸爸“作坊”的观赏性都很强，“订货单”也多了起来，上至风度十足的丁国文政委，下至忠诚担当的警卫连连长、排长，都请爸爸给打双草鞋。爸爸很开心：“对吧，这鞋即好看又舒服，还不捂脚，你说好不好呀！”

    迷上“将军牌”草鞋的那些叔叔伯伯的，估计差不多都是小时候穿过草鞋或穿着草鞋打过仗的，他们对草鞋都有着我们不懂的情结。郭叔叔说：“那时我们哪有什么正经鞋穿啊，老百姓给做的鞋，行起军来，鞋就在我们的腰里别着，舍不得糟蹋”。爸爸附和着：“我们长征时，腰里有草鞋别的都没几个。光着脚丫子走草地还好，爬山就受罪了，石头很尖呀，划伤脚是常事。赶路急时，哪有时间打草鞋，扯把草捆上就走。得闲了才打上几双草鞋挂着走”。

    我知道爸爸穿草鞋行军打仗的时间要比那些叔叔们长些，红四方面军从湖北黄安（现红安）拉出来时是一九三一年底。队伍发展很快，面对国民党大军的数次残酷围剿，穷兄弟姐妹们还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聚合了四、五万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五花八门的。脚踏草鞋，头顶一个辨识度很强的红星八角帽就是红军了。爸爸说，行军走路打仗开辟根据地，就是他们天天要干的事。仗是越打越精，一次胜仗就能换一批武器，就衣服鞋子跟不上。那时官兵一致，一休整就开展大生产，领导带头打草鞋，我们各个都成了铁脚板。

    他还说，在一九四六年的中原突围时，他那时是中原军区13旅39团政委，当李先念喊他“丁结子：你去给我拿下玉皇顶，打不下来提头来见”时，他二话没说，率队就上去了。一群勇士在兄弟部队的正面侧面火力的掩护下，前赴后继地冲锋，快速到达因地势险峻，敌人疏于设防的后山，用刺刀挖、枪托砸，硬是用手刨出了一个个能搭手落脚的坑窝窝，靠着光脚板的抓力就爬了上去，摸到敌人后背炮吧米（麻城话十来米）发起猛攻。手榴弹一轮一轮丢出去后，爸爸们就大吼着扑上去肉搏，敌人溃败了，还俘虏了百把人。他们坚守住阵地十多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反扑，终于给被压制在玉皇顶右侧深沟里的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二纵的领导机关和大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最终保证了突围成功。他感叹：那是场惨烈的血战啊，光左侧部队就牺牲了两百多战士，我的一营教导员薛国斌，二营营长李俊山都死在那了。

    “我们的共和国，就是靠着这些光脚板，但像猛虎一样的部队，一场场的胜仗打下来的。”

    红军、草鞋、胜利，就这么关联在一起，爸爸讲给了我们。

    记得爸爸给丁政委打的草鞋，鞋头上比别人的还多了一个红缨子，也不知道是丁叔叔要的，还是爸爸为丁叔叔特别制作的，反正很搭丁叔叔玉树临风的儒将形象。

    那个暑天，大院里走来走去的叔叔伯伯的脚丫子上，蹬着各色草鞋的，挺多。妈妈揶揄着打草鞋正打在兴头上的爸爸：“嘿，老东西，等你们开常委会时，记得低头往桌底下瞅瞅，看谁还没穿上？”

    也许是哪个叔叔感觉到那么多的首长们穿着草鞋不那么像话，就派了部队制鞋厂的人上门服务了，给各种各样不同脚型的首长量好尺寸，准备统一定制皮凉鞋。量到爸爸这儿，是午饭时。爸爸有点怒，说：做什么皮凉鞋呀，我就喜欢草鞋。说完撂下筷子就进屋呼呼睡觉去了。妈妈尴尬地给老实巴交的师傅们道歉，说我再做做他的工作吧。晚饭时，师傅们又来了，说只剩爸爸没量了。妈妈对爸爸说：看吧，你不量，师傅们咋办？别人量了的还敢穿吗？爸爸不答话，还是闷着头吃饭，然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到坐在小客厅里等着他的师傅们面前：量吧。

    皮凉鞋做好了，很重，显得很扎实。爸爸一次也没穿。我结婚那年，妈妈找出那双皮凉鞋给了我家爱人：还是你穿吧，那上好的皮子放也放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