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到榆林，在这里隆重纪念小河会议召开75周年，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在此，我谨代表我母亲齐心同志，向所有参加会议的来宾和朋友，表示亲切的问候！并向榆林老区的父老乡亲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代表参加过小河会议的革命先辈后代，向举办这次活动的各级领导和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年前，我曾经追寻父辈的足迹，参观过小河革命旧址。在黄土高原连绵的群山中，这个叫小河的村庄几乎名不见经传。如果不是刻意寻找，你根本找不到通往这个小村庄的路，也不会发现在纵横的黄土沟壑间，还有一条时隐时现的小河。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河村，在1947年7月风云际会，虎啸龙吟，伟人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解放战争重要转折关头作出重要决断。从此，这条“小河”成为历史深处一条奔腾的长河。

    从延安到小河并不遥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1947年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由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先后辗转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安塞、靖边、横山、子洲、绥德、佳县、米脂、吴堡12个县的37个村镇，历时1年零5天。所经过的地方都在今天的榆林。这段历程与岁月，对中国革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主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时间是1947年3月。但对于我父亲来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战斗，早就开始了。

    1946年11月上旬，胡宗南就根据蒋介石的密令，调兵遣将，对陕甘宁边区摆出了进攻的态势。对于国民党军随时可能袭击延安 的企图，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自卫的方针，作了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紧急动员起来。强调要把所有人力、物力组织起来，一切服从、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

    为了统一作战指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于2月10日命令以第一纵队、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为政治部副主任。野战集团军刚一成立，就打响了保卫延安的外围战。先是兵分三路，与向陇东进攻的胡宗南部激战于西华池，重创了国民党整编第48旅，歼敌1 500余名，击毙敌旅长何奇，收复庆阳、合水二县，彭德怀称此役为“延安保卫战序战”，随即又急行军开赴延安以南地区，正式拉开了延安保卫战的序幕。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发起向延安和陕北的全线进攻，总兵力达25万人之多。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通告国民党军分四路进攻延安的作战部署，并令“习仲勋同志即回延安与彭德怀同志一处主持边区全局”。3月16日，我父亲从前线匆匆赶到延安王家坪，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报到。3月17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西北解放军在防御作战中达到疲劳与消耗敌人之目的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的兵力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命令最后明确指出，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至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里有这样一段话：“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帅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的威望很高，由他直接指挥边区部队同十倍于我军的敌军作战，无疑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英明决断。习仲勋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与边区的党组织、政府和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由他会同彭德怀指挥边区部队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召集彭德怀、习仲勋等开会研究作战问题。当时，许多指挥员对撤离延安想不通，毛泽东则意味深长地说：失地存人，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就在他们开会的时候，敌机轰炸延安，有一颗炸弹就在离毛泽东住处不远的地方爆炸，会议搬到防空洞里继续进行。会后，在彭德怀和我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毛泽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立刻背上了包袱，而西北野战军则兵力更加集中，提高了机动作战能力。

    为了诱敌深入，西北野战军派出小股部队迷惑敌人，使胡宗南误以为西北野战军主力已向安塞方向撤退，遂以五个旅的兵力向安塞方向急进，同时命令整编第27师31旅向青化砭前进。当晚，西北野战军得到情报，为抓住战机，彭德怀、习仲勋彻夜仔细查看地图，分析敌情，准确判断敌军动向，决定采取伏击战术，坚决迅速歼灭敌第31旅，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并致电毛泽东，报告军事部署和歼灭敌31旅的决心。为了确保初战胜利，彭德怀、习仲勋亲自带领旅以上指挥员到青化砭查看地形，现场部署兵力。大家经常看到的一张彭德怀和我父亲、还有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副参谋长张文舟等查看地形的照片，就是当时战地记者拍摄的。

    3月25日上午十点，敌31旅钻进西北野战军设置的口袋阵，彭老总一声令下，伏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勇猛地向敌军发起冲击，敌31旅还来不及展开攻击即被西北野战军压制在十四五里长、二三百米宽的山沟里，首尾不能相顾，乱成一团，全线崩溃。我父亲与彭德怀一起站在青化砭西北的一个山头上，手持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仅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将敌31旅完全击溃。彭德怀兴奋地对我父亲说，敌人看上去气势汹汹，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他，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

    当天下午，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歼灭敌军31旅的经过：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次日中午，就收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报，祝贺青化砭战斗的胜利。

    青化砭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信心。3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习仲勋、贺龙、李井泉：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在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前，我父亲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向中共中央和任弼时同志转交了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党组织关系，使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每到一地都能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提前作好保障工作。

    青化砭战役之后，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军，又接连取得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三战三捷”奠定了粉碎胡宗南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派出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参加在真武洞举行的祝捷大会。大会前夕，我父亲意外见到了经组织安排前来参加大会的我母亲齐心。父亲一见我母亲就说：这么艰苦你怎么来了？战士们在流血牺牲，我哪能与家人团聚？如果战争十年不结束，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我母亲后来回忆说：“虽然他当众批评了我，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更从内心敬佩他，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革命理想大于天，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就是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对待革命与爱情的态度。

    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彭德怀、习仲勋又率领西北野战军主力西进，打响收复陇东、三边的战斗。当时正值盛夏，两万余人穿越毛乌素沙漠的艰苦行军，对全体指战员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彭德怀和我父亲时不时将马让给伤员骑，将自己省下来的水给伤员喝。行军途中为了解渴，连马尿都成了只有伤员才可以喝到的救命水。彭德怀还下令杀死了一些走不动的战马，饮马血、食马肉，部队终于渡过难关。

    在彭德怀、习仲勋率部出击陇东、三边之际，毛泽东也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中率部转移，于5月9日到达小河村。尽管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也身处险境，两进小河村，但仍然时时关注西北野战军的战斗情况。

    从5月27日到7月7日，西北野战军苦战41天，在陇东到三边南北370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地域内南征北战，打击了青海马步芳集团和宁夏马鸿逵集团，解放了面积广大的三边地区。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率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人，从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50公里的河段上一举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解放战争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7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就陈赓、谢富治纵队是西渡黄河来陕北还是南下出击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征求意见，并告陈赓约十二三日可到小河村，彭、习是否也可来小河村会商一次，“如若你们赞成开会，则我们即电约贺龙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13日。”

    电报发出之后，毛泽东仍不放心，又派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带着11名警卫人员，到西北野战军驻地张家畔送去一封亲笔信。为了送这封信，杨尚昆一行在路上整整走了5天。为什么这封信这么重要呢？彭德怀主动请缨指挥西北野战军时就提出，等贺龙西渡黄河来陕北后，他就将指挥权交给贺龙。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大多数都是贺龙领导的120师和陕甘宁晋联防军所属部队。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正式对彭德怀、贺龙作出了分工，一个负责前方，一个负责后方。所以，彭德怀读罢来信对我父亲和杨尚昆说，这是一个韩信、一个萧何么！

    彭德怀和我父亲，还有王震和张宗逊快马加鞭、风尘仆仆赶到小河村，已是7月19日傍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一见到他们立即迎上来，大家紧紧地握手。毛主席说，撤离延安这几仗，你们打得好啊！

    陈赓一见我父亲就说，没想到你们陕北这么苦，来了几天还没有吃上一顿肉，你得尽地主之谊，好好管我们几顿饭吧。陈赓来小河村开会，让随行的警卫部队给中央机关带了些吃的，但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看到中央在这里开一次扩大会议，却连吃饭都困难，我父亲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立即派人找来绥德地委的负责同志，想方设法弄了些豆腐、粉条、酸菜和洋芋，还杀了几只羊送到小河村，总算让参加小河会议的同志们见到了一点儿荤腥。周恩来说机要科的同志们最辛苦，还把一部分羊肉分给了机要科的同志们。

    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条件下，开这么一次重要的会议并不容易。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不仅讨论了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还重点讨论了土地问题、金融贸易问题。毛泽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将用五年时间来解决。

    毛泽东《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国内讲到国际，既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内容，又讲了统一战线、土地问题，高瞻远瞩、见解深刻。这篇讲话是小河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建议小河会议会址将这篇讲话全文陈列出来，供大家学习。

    小河会议后，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同时决定，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依据小河会议的决定，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武装。

    林伯渠、贺龙、彭德怀分别比我父亲年长27岁、17岁、15岁，但我父亲与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是在彭德怀和贺龙两位很有个性的领导人之间，由于我父亲的沟通和协调，前方与后方之间减少了许多矛盾。我父亲与贺龙、林伯渠不负中央重托，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集中两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1948年1月，毛泽东赞扬说，你们前后合作得很好，后方虽然运输困难，但粮食都运上去了。

    为了配合主力作战，我父亲和贺龙一起，在解放区进行全民动员，发动了150多万群众，扩大地方兵团，开展游击战争，保障军粮供应，救护伤员，传递情报，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彭德怀则指挥大军在前线英勇作战，一次次重创敌人。1948年4月22日，延安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我父亲有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也善于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小河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曾专门就土地问题与我父亲谈话，要他多搞调查研究，有问题随时向中央报告。

    在晋绥和陕甘宁边区调查研究时，我父亲敏锐地发现当时土改运动中存在“左”的倾向。尤其是在康生所谓“晋绥土改经验”的影响下，一些干部放弃党的领导作用，提出了“群众要咋办就咋办”的错误口号，动不动就捆、绑、吊、打地主和基层干部，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浮财，挖地财”，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恐慌。边区政府副议长李鼎铭先生、安文钦先生，还有刘志丹的父亲、常驻议员刘培基先生都被当作地主分子受到冲击。在这种氛围下，谁也不敢反对这种极“左”的土改，谁反对就会被拉去批斗。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著名的“十二月会议”。父亲赶到杨家沟的当天晚上，就向毛主席如实地反映了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同时还就这个问题向任弼时同志作了汇报，毛泽东和任弼时高度关注。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让我父亲发言，我父亲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土改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一列举出来，足足讲了3个多小时。毛主席本来坐在稍远的位置，听着听着，就把椅子挪到了我父亲的对面。在作总结讲话时，毛主席说，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多真实情况了，他特意表扬说“习仲勋同志是正确的”“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他还对与会的同志大声说，把西北交给仲勋同志，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