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参加会议的罗工柳回忆，他个子小，当时就席地坐在临时放置的小讲桌旁边，听到毛泽东拿出提纲讲稿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个文章难做啊!”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这段话也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会议期间，有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一是在第一次会议之前，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请柬上也就署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二是在第二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之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文艺座谈会的结论报告作了汇报。会议同意毛泽东对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偏向问题、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等意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录稿整理而成，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审阅，距离座谈会结束一年多以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同时，采用通改报版的办法，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32开本的铅印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