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曾经一个时期,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或者只有上、很少下,似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此次《规定》的出台,立起了干部“能上能下”的标杆,必将激活干部队伍的“一池春水”。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不为名不图利,不计较职位高低,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在他们眼中,职务只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平台而已。比如,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一、“甘当副职”徐海东
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毛泽东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因两次主动当副职而传为佳话。
徐海东在任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时,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被送进红军医院。手术后一个月,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便急着赶回部队。当时因战斗任务繁重,负责作战的团长职务须臾不能空缺,组织上又拿不准徐海东何时能够出院,于是就任命了一位新团长。徐海东回来后,一时成了“下岗”干部。组织上要求他一面继续休养身体,一面留在师部等待分配,而徐海东却提出当副团长。对他来说, 团长不团长并不重要,只要能打国民党就行。
1934年11月,中央派程子华同志来到红二十五军。早已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主动要求当副军长,把军长位置让给从中央来的程子华。程子华同志不同意,因为中央并无这样的安排,提出还是由徐海东任军长,自己当参谋长。经激烈“争论”,最终还是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徐海东当了副军长。
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认为授予自己大将军衔过高,与自己的贡献不符,请中央领导重新考虑。但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他的功绩,授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正合适。徐海东同志三次“让官”,高风亮节,充分显示出一名无产阶级军事家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的宽广胸怀。
二、“多次降级”王树声
开国大将王树声有一句名言:“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王树声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1935年秋,王树声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调任三十一军军长;1936年夏,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对一般人来说,从副总指挥到教导团团长,连降几级,难免有些想法,而他却毫不在意。
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王树声由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调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初,他任河南军区司令员。1949年5月,调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原来的下属成为他的上级。他识大体顾大局,勤勉任事,努力把工作干好。
1955年3月,王树声被任命为军委八大总部之一的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王树声由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改任总参谋部军械部部长,从一级部变成二级部,但他一如既往,认真负责地做好军械建设工作。
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王树声多次由正职改任同层级副职,由上级机关领导岗位调任下级机关领导职务,一些同事乃至下级成为自己的上级。但他不挑不拣,无论组织上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始终把为党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为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了榜样。
三、“一心为民”洪学智
1960年5月,受庐山会议影响,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被下放到吉林省担任农业机械厅厅长。对一般人来说,这样大的职务变动,肯定难以接受,甚至灰心沉沦。但洪学智对这个职务并不在意,在他看来,不论做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参加革命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做官。他没有消极抱怨,而是坦然面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从头学起,抓紧转换角色,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为吉林省的农机事业发展而奔忙。1962年,省农机厅合并到省重工业厅,洪学智又担任重工业厅厅长。
洪学智上任后,立即到基层调研。他发现吉林虽然有着全国最好的耕地,但粮食产量并没有达到应当的水平。经过分析,原来是吉林省耕地面积大,但机械化程度低,单靠人工,效率低下,导致粮食产量低下。为此,他决定大力发展农业机械生产,带动提高粮食产量。他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从苏联进口一台联合收割机,进行拆解学习。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农机厂生产出我国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取名为东风牌联合收割机,填补了国内收割机的空白。1965年1月,东风牌联合收割机实现批量生产,行走在祖国大江南北,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吉林省从此也形成了从整地打垄,播种,除草,收割,晾晒到粮食加工一整套的农业机械制造行业,这一切都凝聚着洪学智的心血。他为吉林省乃至全国的农业机械化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1972年,毛泽东在与韩先楚聊天时提到洪学智,毛泽东对洪学智在吉林的工作非常满意,让韩先楚转告洪学智,好好工作,他做出来的成绩大家都看到了。
洪学智在吉林工作十七年,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提升,粮食产量明显增长。他尽管身处逆境,但毫不在意个人,而是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这种优秀品质,正是“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的体现。
四、“三让将军”徐立清
徐立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全军唯一一名未授予上将军衔的正兵团级干部。他的“三让”故事在全军传为佳话。毛泽东称赞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让级。1951年2月,军队干部开始评定级别。当时徐立清任第一兵团政委、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等职,按照评级条件他应定为正兵团级。但他几次找到罗荣桓和彭德怀,坚决不要评正兵团级。他还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要求把自己定为副兵团级。虽然“让级”申请未被批准,但高尚的品格让人感动。
让衔。1955年我军第一次评定军衔,按照军委规定条件,徐立清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当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自己时,徐立清即向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上级没有同意,他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由,要求低授。最后,中央军委批准了授予他中将军衔的请求。
让位。1955年7月,徐立清因病离开工作岗位住院治疗。他为自己占着位置不能工作深感不安,便向军委写信请求免除他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当他病情有好转时,又向军委写信,说他身体难以胜任在总部工作,请求提前退役,转业到地方工作。他处处为革命工作和军队建设着想、从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的高风亮节,受到世人敬仰。
五、“革命为重”夏云飞
《亮剑》主人公李云龙,抗战时期为八路军独立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观众们都觉得他授衔过低。实际上,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一个独立团团长,开国时仅授大校军衔,他就是传奇大校夏云飞。
夏云飞,金寨县张冲乡人,曾任红15军团骑兵团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团长、独立团团长,指挥过奔袭会宁、赞皇县大捷等经典战斗。1938年7月,因“张、蓝事件”的影响,夏云飞到新四军工作,职务也从团长成为副官,等于重新开始。他一心只想着抗日打鬼子,对职务变化并不在意。在新四军期间,他从副官、游击大队长、营长一步步干起,抗战胜利时任团长兼政委,8年时间职务可谓原地踏步。解放后,他调到海军航空兵工作,任航空兵一师师长,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而同期的团长、政委多数是中将和少将军衔。解放后,因为牵涉到张国焘的历史问题,他一度被开除党籍,保留军籍,由行政九级降为十七级,并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后来恢复党籍,予以平反。作为一位身经数百战的老红军,夏云飞的经历可谓曲折复杂,职务跌宕起伏。但他不管在什么岗位,甚至蒙冤下放,都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以革命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待遇。
六、“英年早逝”刘述刚
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将领,红军时期是一名战功赫赫的副军长,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胜利之后,却因种种原因回到老家,抗战期间重新出山、从头再来,职务虽然越来越小,但革命劲头始终不减,最后又一步一步成长,而令人痛惜的是,就在距离授衔前三年,不幸病逝,而无缘进入将星行列,也使得后人对他的事迹知之甚少。他,就是金寨县的刘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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