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时的本文作者
孙冰，原名孙磐，孙炳文孙女，孙泱长女。1954年生于北京。少年时父亡家破，13岁因“反江青言论”被关押，14岁赴“五七干校”，15岁下乡，经历了农民、工人、军人、大学生、从商等职业。1981年出国，后嫁在华工作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返回中国定居，在世界500强外企从事公关和顾问工作，也曾开设商业咨询公司。
原题：一路走来——记爷爷孙炳文
祖父孙炳文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孙炳文。文革后，我开始在国内国外收集家族前辈的资料。我写有关爷爷的故事，都是从父亲、家人、奶奶和爷爷同年代战友的回忆中点点滴滴收集来的。
孙炳文所处的年代，是一个面临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他读书救国，投笔从戎，由盟会会员而成为国民党党员，作为国民党元老却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孙炳文是矢志推翻一个旧制度建设一个新制度的有志之士，他的激情呐喊影响了一批革命者，但他也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牺牲品。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左派元老，共产党元老，是一个满怀激情为民族复兴而战的英雄烈士。
文曲降南溪
孙氏在中国是个大姓氏，孙武、孙膑、孙权，后来的孙思邈等等，都是孙姓的名人。相传大竹孙氏起源于江西吉安，元末明初从江西迁到湖北麻城，共有五兄弟，据大竹宗亲记载，江西吉安孙氏后代，遍及两湖、四川。
清代末期，孙炳文的祖上被朝廷派到四川南溪做县令，这一支便在南溪留下来。孙家在南溪是几大家族之一，晚清开始弃农从商，做起了贩盐及茶楼的生意。
孙炳文的父亲有三兄弟七姐妹，三姑父欧阳玉文是满清举人，也属当地最大的家族，在长江沿岸有七个码头多家店铺，做盐铁茶等贸易；三姑孙连壁知书识礼，是南溪县一带最受崇敬的“三姑婆”。每到旧历年初一，首先到欧阳家拜年的就是孙氏侄辈一族，“三姑婆”上座，下跪一长排，很是气派。
孙炳文自小天资聪颖，他的三姑孙连壁很喜欢他这个侄子，她找人给他算命说他是文曲降南溪，所以让他很小就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在家族私塾读书。
才思醒京师
1908年，孙炳文考入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在学校里，孙学习非常刻苦，寒暑假皆不返乡，整日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他各科均优，名列前茅。他的作文虽常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但由于写作水平高，常被展置在阅览室，供大家品评。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历经了朝廷昏庸，外侵内乱，军阀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求着救国救民之路，却始终未能改变民族的命运。当时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的革命主张，马上引起孙炳文的共鸣。孙炳文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他加入了孙中山的领导的同盟会。
张培忠先生《文妖与先知》中关于孙炳文有这样的描述：“在外文系里，张竞生、林庚白、孙炳文、陈和铁、胡先等几个少年学生，已经受过革命洗礼，经常聚在西斋的自修室里议论时局，抨击满酋，也有以诗酒唱和为掩护，暗中进行宣传鼓动的。”
在大学期间，孙炳文和他的同学们，迎来了辛亥革命胜利，满清皇帝逊位等历史性事件。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不到一个月，革命果实被军阀袁世凯篡夺……
1912年孙炳文从北京大学外文班毕业。同年京津等地激进青年为防止袁世凯效法拿破仑称帝，组织“铁血团”，宣称 “以铁血监督政府，排去国民公敌，促进完全共和政体”，孙炳文和任锐都秘密加入这个组织。同年铁血团等组织并入同盟会，成立了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简称京津同盟会，总部设在天津。这一阶段，京津同盟会会员纷纷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
任锐在她写的《简史》中说：“由于他（孙炳文）饱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压迫，充满了革命的热情与奋斗的精神，辛亥年武昌起义，他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由于他待人诚恳，文字新颖流利，大家推举他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应为文事部长)。当时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莫不出诸炳文同志之手。”
他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京《国民报》总编辑，在此期间，孙炳文往返日本接受执行孙中山的指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炳文也从同盟会会员转成为国民党，成为了国民党元老之一。
当时京津同盟会在天津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民意报》，由赵铁桥任主编，另一份是《国民报》，后迁到北京宣武门大街，由孙炳文任总编辑，郭人林任副总编辑。孙炳文撰写的《国民报》的发刊词，深刻犀利地对袁世凯篡权的罪行大张挞伐，并与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报纸互相笔战。当时梁漱溟、张申府（笔名赤子）为记者及《零金碎玉》专栏撰稿人。《国民报》的鼓动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国民报》每日出两大张，除新闻、政论文外，还辟半页为妇女版，由任锐与何素卿、杜君宜三位女同盟会员一道负责组稿。她们大力宣传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强调妇女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
孙炳文、任锐结婚照
任锐也是同盟会会员，在同盟会的活动中与孙炳文相识相知。任锐的父亲是晚清举人，也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任锐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和家庭影响，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她13岁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学校，1908年考入北京京师女子师范学院，是该院的第一批女大学生。孙任两人志同道合，1913年春，他们在北京的四川叙府会馆结婚。
孙炳文（左二）、任锐（左三）结婚照
同盟会下的“铁血团”激烈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发起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铁血团”暗杀袁世凯的行动失败，多人被捕。京津同盟会被军警包围，并被强迫解散。孙炳文也遭到通缉，他被迫偕任锐离开北京回四川老家躲避通缉，在当地教师为生。
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他与和日本商议“二十一条”，遭到全民抵制。孙炳文了解到蔡锷将军是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又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抱病入川与袁世凯的“讨伐军”作战，逼迫袁军停战议和。孙炳文佩服蔡锷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国难当头，孙决定弃文从军，到川南拜见蔡锷。蔡锷见孙炳文是孙中山旧部，学识渊博，又是老同盟会会员，他们相谈甚洽，被蔡锷留作随军参议。
朱德（左）与孙炳文（右）四川留影
当时在蔡锷将军麾下的猛将朱德，在征战中屡建奇功，名震滇川，被提拔为滇护国军旅长。朱德虽是旧军阀出身，但思想却非常开放，他很想干一番大事业救国救民。在当时军阀纷争不息的动荡岁月里，有着强烈的旧民主主义意识的朱德感到极度无奈。正当他苦闷徘徊之时，碰到了孙炳文。
两人一见如故，颇有相识恨晚之感。朱德豁达大度、谦和质朴，深获孙炳文敬佩。孙称朱是“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品德之高洁也”。同样，朱德对孙炳文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非凡的经历也很敬重。他们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孙炳文成了对朱德一生影响深远的人物……
彷徨行路难
蔡锷将军去世后，孙炳文应朱德之邀，到朱德旅部任咨谋（参谋）。孙炳文任职后，推荐学识渊博的朱青长、欧阳历清等充实幕府；动员近百亲属子弟习武从军，加强实力；帮助朱德建军理政。这期间，孙炳文推荐给朱德研读《新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还共同探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而成了朱德资产阶级革命新思想的启蒙者。朱德这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勇战士，在孙炳文的影响下，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他们一起实现了这个转变，并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战士。两人朝夕相处，共同学习研讨新文化新革命思想多日，遂成莫逆之交，并以兄弟相称。
1917~1918年，随着川、滇、黔三省军阀混战及社会动乱加剧，地处三省交界的川南土匪猖獗。他们“掠人勒赎，恣意焚杀，抢夺器械……沿江设厘卡，估收商税。”搞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此时孙炳文任军法处长，随朱德清剿土匪。由于对老百姓深表同情，且部队训练有素，思想激进，在朱德和孙炳文的指挥下，很快将土匪分割围剿。经过半年时间，当地土匪该杀的被杀，自新的自新，从而取得剿匪胜利，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朱德和孙炳文在当地深受人民拥戴，此段剿匪经历也广为流传。
当年朱德借孙炳文三姑欧阳玉文家的院子作为行辕，召集当地的有志之士吟诗作赋，讨论中华民族何去何从。南溪附近的进步人士，几乎都被团结在这个圈子里。朱德好读书，字写得很漂亮，南溪县城门牌楼上的“风清俗美”四个字和欧阳家朱漆门前的横幅上“种德收福”四个字，都是朱德的手笔。
朱德夫人萧菊芳因难产去世，留下儿子名朱宝书。孙炳文将四姐的女儿陈玉贞介绍给朱德。陈玉贞是一个有开放进步思想的读书女子，家里是开糖厂的，在当地算大户人家。陈玉贞同朱德见面后，两人情投意合，陈玉贞把朱宝书视如己出，朱德对孙炳文的称呼也从“浚明兄”变成了“舅父大人”。后来在孙炳文的坚持下，才改回兄弟相称。
1919年春，孙炳文被四川省政府任命为四川造币厂厂长。民国初期，造币权实际掌握在各省军阀手中，为了支付军费，军阀们强令造币厂减重或加大面值等手法制造铜元，且毫无节制，滥发无度，对当时四川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孙炳文到任后，苦学钱币知识，狠抓管理制度，尽量恢复钱币的质量和减少钱币的面额，努力维护当地金融秩序。
在造币厂的经历，让孙炳文痛感一个无能、无序、无法、无治的社会状态何时才是一个尽头。孙炳文坚定辞去厂长的工作，走上了寻找新思想的救国之路。
寻求真理路
1920年，孙炳文携家眷来北京，先住在磁器口南岔，后搬到东城马绢胡同十六号。孙炳文担任《民报》主笔并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与北大政治系主任陈启修教授合作，开“现代政治”讲座。陈启修为《资本论》翻译第一人。
同年3月，由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秘密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孙炳文也参加了研究会。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中国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建立，陈独秀为总书记。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宣告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
1920年初孙炳文家族合影。前排坐地者左起：孙泱、孙维世、黄嵩生；中排坐椅者左起：任锐、任馥坤、黄志烜；中排怀抱者左起：孙济世、黄连生、黄直生；后排站立者左起：孙炳文、任载坤、任焕坤
孙炳文密切与研究会交往， 感到自己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源源不断地将马克思理念写信给朱德，激情鼓动朱德能结束军阀生涯，同他一起加入共产党。
1922年夏，朱德离开滇军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住孙炳文家。时值学校放暑假，孙炳文给朱德介绍一些进步学生，他们并得知陈独秀去了上海，张申府去了欧洲。他们决定先去上海拜会陈独秀。
孙炳文和朱德南下，一路了解中国民生。到达上海后，首先拜会孙中山先生，在法租界孙先生的家中谈了一个上午，当时金汉鼎将军也恰好去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正面临粤系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准备重整旗鼓讨伐，急需用人，孙炳文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朱德更是军界豪杰，就向他们提出重回滇军整编，去广西打陈炯明的想法，讲述了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权的计划，并表示愿先付10万大洋元作经费备用。孙炳文和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并向孙中山表示准备去欧洲学习共产主义的理论，孙中山先生对他们的谢绝深表遗憾，金汉鼎将军便当场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
同孙中山先生会谈后，他们又拜访了国民党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之后才找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孙炳文向陈独秀介绍了朱德，同时他们向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陈独秀以朱德是军阀的理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孙炳文和朱德感到很失望，却并没有动摇寻求真理的决心，他们决定到欧洲去找张申府。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描述朱德自述中这样写：“想到外面来的动机，主要的是寻求新革命的道路。从1916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孙炳文是同盟会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在四川一块儿的时候，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全国政协委员房师亮老先生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朱老总当年的思想转变，受孙炳文的影响最大。他出国也是受孙炳文的影响最大。”
圆梦莱茵河
1922年9月，孙炳文和朱德从上海乘法国邮轮启程赴欧洲。在巴黎他们没有找到张申府，却得知张申府，周恩来、高语罕等中国留学生已组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孙炳文和朱德立即赶往柏林，他们见到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和蔡畅等一批中国留学生。
孙炳文、朱德在德国哥廷根留影
孙炳文，朱德各自向周恩来叙述了过去的经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寻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比他们小十多岁，见他们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地位，满腔热忱，为寻找革命真理远离祖国和亲人，当即表示愿意协助介绍他们办理申请入党手续。11月，中共中央来信正式批准孙炳文、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周恩来作入党介绍人。孙炳文和朱德都有国民党的身份，他们根据组织的要求，成为了秘密的共产党人。
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他们发现彼此情趣相投，喜欢兰花和音乐，嗜书如命，对哲学和先进理论有一种天生的悟性，他们彼此产生好感，尽管年龄悬殊，但共同的情趣爱好及理想信念，让他们成为了终生不渝的朋友。
为了组织活动方便，还可以和大家在一起学习交流“马克思主义”“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同时也可以通过与人交流很快提高德语口语，朱德在柏林开了一个饭馆，凡是留学生中左派吃饭一律不要钱。平时都是朱德亲自下厨做菜，跑堂的是刘鼎。高语罕在《九死一生记》中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太朴、师亮、朱德和我。”“他（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
中共旅德支部成员合影（1922年9月，德国哥廷根）。前排右起：朱德、XXX、郑太朴、张申府：后排右起：孙炳文、高语罕等
1923年，朱德和孙炳文移居德国中部小城哥廷根，当时这里有40多名中国留学生。哥廷根中国留德学生会会长魏嗣銮与孙炳文、朱德同为四川老乡，魏嗣銮后为数学博士，与王光祈相善，并与爱因斯坦相识。留德学生中，孙炳文动员来的四川人就有十多个，朱、孙依年龄和资历，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
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星期三召开一次会议。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朱德、房师亮、廖焕星、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增加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等，并争取到武兆镐、张静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积极向进步青年宣传共产党主张，以发展壮大组织。
推手联国共
1923年秋，应孙中山之邀，“受命向国外同志传达党中央有关国内合作的指示”，孙炳文受组织派遣，同张申府、刘清扬以探亲为名从德国出发，乘火车到莫斯科拜访了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维经斯基，听他介绍了有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他们亲临十月革命故乡，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1923年底，孙炳文抵达北京，与夫人任锐及孩子们相聚。不久便去上海、杭州、广州等地了解情况，并拜会了孙中山、汪精卫、陈独秀等转达国共合作的有关文件，明确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的任务。
在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民主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振兴国家。出席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代表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二十四人。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了大会，孙炳文也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1924年2月，孙炳文携刘鼎由东北出境返回德国，得到苏联使馆秘书的护送，避过北洋政府的边境检查，顺利到达莫斯科。当时，李大钊正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孙炳文到共产国际中国办事处汇报了工作，并与东方大学学生一道听取斯大林作的《列宁主义基础》报告。
孙炳文与房师亮
1924年3月，孙炳文回到柏林，先向中共旅德支部传达了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和精神。中共旅德支部根据大家的提议，由孙炳文对已经涣散的国民党旅德支部进行改组。而留学生中存在着各种思潮与派别，在国民党改组会上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联合反共杂志《先声》对国共合作进行攻击，孙炳文等人即以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身份站出来列举事实，争取和团结了中间派，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任命刘鼎为国民党旅德支部书记。
孙炳文在完成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到哥廷根同朱德会合，并传达了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内容，带来了两个会议的主要文件。朱德出任由孙炳文主持改组后的国民党旅德支部组织主任，孙炳文，朱德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同时拥有老资格国民党员左派的身份，团结留德学生中的国民党员。
朱德回忆：“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有张申府、语罕、孙炳文、夏秀峰、熊雄、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
留守援前线
1925年2月邓演达赴德国柏林求学，在德期间认识孙炳文，得知孙炳文是孙中山旧部下，相谈甚洽，成为挚友，他常与孙炳文、朱德、高语罕等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在孙等影响下，成为国民党的中立力量，抗衡蒋介石右倾。10月，孙炳文回国，即被邓演达、熊雄、高语罕联名电邀到广州任职。
孙炳文一家抵广州后，住在万福路190号楼上，周恩来住楼下。国民革命军和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地都在一栋楼里，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均住在附近，他们交往密切。
孙炳文到广州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长（国民党上校为少将衔），同时兼任黄埔军校与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教授。后任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总教官长，当时叶剑英为军事总教官长。当时广州情况复杂，政治部机构未定，各项准备也未就绪。孙炳文到任后，“参与确定了有关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原则，写出了确定政治部工作方针和文件”，《政治教育大纲》在很短时间里建立起来。
在广东大学授课期间，孙炳文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为切入点，并列举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讲解。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既旁征博引又逻辑缜密，通过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启发学生。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升为中将。当时，总政治部尚有宣传科长一职待任，蒋介石不想让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内又无适合人选，孙炳文想到推荐郭沫若，这时郭沫若正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但恐郭是著名诗人，又是中山大学文学院长，任科长之职是否大材小用，便先征询郭的意愿。郭沫若爽快地表示：“职务高低无所谓，我要工作，不要当官。”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革命军分为前后方两部分。邓演达出师前线，后方留守主任由孙炳文担任。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上，孙炳文代表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讲话，预祝北伐成功，表示留守处巩固后方，支援前方打胜仗的决心。他还以留守处的名义为北伐将领和干部设宴饯行，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李一氓、房师亮等应邀出席。宴会上，孙炳文以主人身份发表演讲，大家纷纷抒发对北洋军阀战斗的决心和夺取北伐胜利的信心。
总政治部是北伐军的政治后盾，工作艰巨而繁忙。孙炳文率领留守处全体工作人员，日夜忙于筹集经费、器械及医药、训练骨干和补充人员上前线等，同时还要负责整顿地方秩序，调整各方面关系，巩固后方。北伐军出师后，滇桂军阀企图抢占广州，土豪劣绅、大商人借政府发行公债之机，操纵金融，破坏筹款，还串通土匪捣乱社会秩序。面对上述复杂而严重的形势，孙炳文召开后方工作会议，拟订“剿清土匪的计划”和“取缔坏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同时通令政治工作人员“恪遵职责，倘有玩忽职守，一经察觉决不宽贷”。通过一系列正确措施，使后方广州社会秩序基本安定，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孙炳文在留守处工作期间，为第二届青年训育养成所讲授《政治工作课程》。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赴前方，他又代行政治主任教官之职，对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的有关政治教育内容、讲授方法，军纪校纪、教材等均由他负责研究和安排，并给学员上政治教育课。
1927年1月，孙炳文他发表了《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文，热情歌颂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作用，精辟地分析了北伐军迅速胜利发展的主观原因，揭示了一个客观真理——人民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文章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再次提出“弹劾共产党”，要“将各地首要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而包括孙炳文在内的197名有国民党背景的共产党员则是“应先看管者”，特别提出孙炳文“宣传共产主义最为猖獗”为由，派宪警到他的住宅进行搜捕证据。随后，孙炳文的行动受到监视，社会上各种舆论四起。
1927年4月4日，黄埔军校召开特别党部全体党员大会，响应与贯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大会通过七个决议案，发表了对局势的宣言，电慰北伐将士和配合北伐的上海武装起义工人。孙炳文代表总政治部在大会演讲，他从国民党的历史入手，提出要“纪念党魂！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此次北伐战争死伤三万五千同志及历来为革命斗争而牺牲者”，是他们的鲜血“涤净我们遍体的污痕”。他向大家指明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界限，反革命派就是帝国主义、腐化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内的右派，革命党人的道德与任务就是要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因此要求党员遵守党纪；要与一切腐化分子，右派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他的演讲不指名地揭露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篡权阴谋。
1927年4月6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来电报，催孙炳文赴武汉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孙炳文将总政治部事务移交刘康侯、黄日常，并由刘，黄等五人组成总政治部委员。
就义亦从容
1927年4月10日，孙炳文偕任锐和子女、秘书等十余人离粤。原想从粤汉路北上，因中途有两段铁路常常发生梗阻，只得改由从香港坐船赴上海，再经上海转长江去武汉。13日搭乘法国轮船启程北上，行时虽然小心，但4月12日的香港《大公报》还是披露了孙炳文去武汉任职的消息。
1927年4月13日，此时孙炳文因为在路上，全然不知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避免国民党右派耳目，孙炳文稍作化妆，扮作商人模样和家属坐二等舱，同行的秘书及政治部工作部人员张斗南、刘敏功、段雪笙等人坐三等舱。在海上两天后，15日这天，孙带了全家到船上甲板上去看风景。冤家路窄，孙炳文在甲板上与国民党右派分子、广东中山大学校长褚民谊相遇。褚是国民党右派的激进人物，对孙炳文在学校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为不满，处处为难作对。褚不失邀功请赏之机会，当即发电向蒋介石告密。
1927年4月16日，孙炳文所乘轮船刚抵上海汇山码头，一批英国巡捕立即蜂拥至孙炳文客舱，任锐被军警打倒在地，那时候她带着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才两个月。褚民谊上前来得意地对孙言：“总司令要拿你查办。”
孙炳文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并被捕有他的秘书张斗南和12岁的长子孙宁世（孙泱）。看守所已关押革命者200余人。次日，任锐查悉孙炳文下落，带着子女孙济世、孙维世、孙新世冒大雨前去上海龙华看守所探监。张斗南、孙宁世被军警从看守处推了出来，任锐和孩子们站在铁栅栏门前，听到镣铐由远而近的叮铛声。在带着手铐的囚犯中，他们看到了孙炳文，孩子们不禁大声哭喊着：“爸爸、爸爸”，任锐更是泣不成声。孙炳文镇静用眼神安慰妻子儿女切勿悲伤……
此时的蒋介石已不受国民政府节制，他命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亲自处理此案，千方百计劝孙炳文脱离共产党并许以高官厚禄。孙炳文始终不屈，拒绝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蒋介石大怒，被捕后的第五天， 1927年4月21日凌晨，孙炳文从容就义，他昂首挺胸步行至刑场。在龙华树荫深处，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孙炳文被腰斩于上海龙华特务处，壮烈牺牲时英年42岁。在雷雨交加的夜晚，孙炳文表弟欧阳竞文及长子孙泱将孙炳文尸体运走………
正在南昌准备率军官团赴赣东地区执行任务的朱德，惊闻孙炳文在上海遇难的噩耗，如五雷轰顶，肝胆俱裂。这个经过多少沙场征战，见过多少横尸卧血的铁汉子，竟禁不住痛失好友的打击，席地而坐痛哭不已。他悲痛不仅为失去了肝胆相照的好友，更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失去了一个济世之才。他怀着难以抑制的悲愤，他给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写信道：
炜坤：
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抵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
朱德 五月十号
当时宁（南京）汉（武汉）分立，国民党左派以邓演达为首，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任锐旋找到邓演达，直叙孙炳文遇难前因后果。因孙炳文原要调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政事厅厅长, 将孙炳文把留守处的经费带在身上，交任锐保管。当时抓孙炳文时，并未搜查家人，所以经费就保留下来。孙炳文遇难，任锐把孙炳文存放的北伐军驻广州后方留守处余款面交给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邓演达收到这些钱，良久说不出话, 他拿了其中1万元大洋批给任锐做抚恤金。邓演达在上海时印了反蒋的传单，放在欧阳家里。欧阳拿了传单带到学校里去发。
1927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起大规模的“清党”运动。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持续到9月，历时半年左右时间，清除了国民党内的约5万共产党员，但也让国民党员消失了大约30多万。
孙炳文烈士的骨灰于1935年9月22日由其妻任锐葬于河南开封城南的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中。
任锐为自己失去丈夫而痛苦，为孩子失去父亲而悲伤，是铭心刻骨的仇恨。她相信自己和丈夫所投身的事业是正义的，任何靠杀戮维持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她希望儿女们能继承父业，写下了这首深沉悲壮、传诵至今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祖母任锐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朱德亲自撰文，称赞孙炳文是“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高度评价了他的战斗一生。全国解放后，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地——上海龙华，展出了孙炳文的生平事迹，供群众瞻仰学习。
延伸阅读
名人眼中的孙炳文
“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有心得成果，并影响一批前进青年加入革命。平时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振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
——朱德
“开国元勋朱德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勇战士。他在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曾对他发生重大影响并同他一起实现了这个转变，这就是孙炳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研究组组长吴殿尧
“朱老总当年的思想转变，受孙炳文的影响最大。他出国也是受孙炳文的影响最大。”
——全国政协委员
孙炳文朱德好友房师亮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描写朱德自述：
“想到外面来的动机，主要的是寻求新革命的道路。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在四川一块儿的时候，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这时共产党才成立一年。一九二〇年春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八月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北京、湖南、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
孙炳文夫人任锐写的回忆《孙炳文未竟之志》中写道：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炳文与任锐都加入了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多年投身民主革命。孙炳文被推举为孙中山领导的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都出自他手。民国后，同盟会办《民国报》，孙炳文任总编，梁漱溟等任记者，任锐是《民国报》专设的《妇女专刊》的编辑。任锐22岁时嫁给孙炳文，证婚人是作家刘心武的祖父刘云门（老同盟会员，中山大学教授）。
孙炳文与朱德铜像，坐落于孙炳文家乡四川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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