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威县腹地的重镇

    贺钊是地处威县境域中部的重镇，包括现今的东贺钊、西贺钊、侍曾村（原称贺钊西庄）。自元末明初，一直是山东省邱县在威县境内的“飞地”，当年，邱县在威县境内的一片“飞地”有二十来个村，而贺钊却孤悬一处，东面不远处还有南宫县的“飞地”，贺钊因其地理位置，成为辐射周边数十里的商贸中心。除定期的庙会外，还有十天四个集日，即逢四九为大集，逢二七为小集。每到集会时，这里商贾云集，各条道路车水马龙，卖货的、购物的向贺钊汇拢，挤满了大街小巷。活跃的商贸活动，促进了贺钊各行各业的发展。过去曾形容贺钊是“七十二眼井，八十二座庙，四门四道桥，沟濠围村绕，登上门楼站，能听两省三县公鸡叫”。特殊的行政归属和经济环境，使贺钊人在工、农、商、文各方面施展才干，各显其能。特别是李姓大户，世代称得上是“耕读之家”，清代康熙年间，李凤彩，字九苞，考中进士，官至福建省永安县知县，后罢官归故里教授生徒，并由其子孙继承教职。后来又有以刘瑞征为代表的刘姓家族接力兴教，使贺钊文脉长盛不衰。清末民初，贺钊设立了现代小学三所、高等小学一所，高峰时学生多达七、八百名，教职员工30多名。到三十年代，教师多来自东昌三师、大名七师、冀县六师、临清简师等校的毕业生，形成一支很强的教师队伍。后来更有威县早期共产党员潘笑圃、李荣卿、孙意远、姬增、孙伯祥、魏誉山、潘右武等在此任过教师，把革命思想撒播在师生头脑中，为后日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斗争事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钊镇的民众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组建了贺钊战委会，刘光峰任主任，姬增任总务部长，张连申任副主任兼农救会主任，赵子平任副主任兼工救会主任。同时还成立了妇救会和青救会等群众组织。通过这些团体，广泛组织动员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高潮。

    （二）贺钊日伪据点罪行录

    1939年，风云突变。日军重占威县后，在全县境内到处修建据点和炮楼。贺钊是除县城外日伪军最重要的据点。据点内驻有一个日军分队，配备有炮车、摩托车、还有骑兵。同时，驻有一个伪警备中队，不久增至一个大队。伪警备队内设警察所和一处各种刑具齐全的监狱。威县日军控制下的维持会在贺钊设办事处。

    贺钊敌伪据点占据东贺钊村东北部一片四五百间民宅。日本宪兵队驻在刘家大院，这里并连着四院四门，共有七、八十间青砖房，还有砖围墙，向南的大门洞上面有单间三层的砖楼，东西门上还有更楼。本来这是在动乱年代为防范匪盗而构建的，而今却成了日伪军理想的驻军基地。日伪军还在村东门外约1000米处修建一座炮楼，与据点形成犄角之势。从日伪军建据点起，这里就成为残害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人间地狱。日伪军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第一、烧

    1940年8月，冀南区八路军趁贺钊据点尚在初建时机，对其发起一次围攻，我军战士从附近民房向敌据点攻击，因据点房屋牢固，后又有县城内敌人援军赶到，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贺钊据点日伪军经此打击，惶恐不安，为防再次受到攻击，便不顾百姓死活，把据点附近1500馀间民房、连同文庙、真武庙、天主教堂焚烧拆除，还把宅边树木和村北一个柏树林也全部砍光，在据点周围形成一片开阔地。房屋被占被烧的有二百多家。失去家园的民众生存无计，有的投亲靠友，艰难度日，有的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以要饭、打工为生。村民梅某，老少三口逃到苏北地区，饥寒难耐，只好割舍骨肉，将女儿卖给了人贩子；姓桑的一户人家夫妻二人一路乞讨，辗转到赵县，为了活命，妻子给当地一家财主当了“小老婆”，丈夫给财主家当长工，夫妻二人以兄妹相称。还有冀南军区新七旅侦察员李书明一家，祖孙三代六口人，暂时住到邻村亲戚家避难，因日伪军得知李书明参加抗日，到处追捕他。所在村也受到连累，全家人出外乞讨为生，来到藁城县境。年迈的书明母冻饿而死，把16岁的妹妹嫁了人，把10岁和8岁的两个女儿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书明的妻子给人当保姆。出去时全家六口人，回来时只剩下书明的妻子和孩子二人。李书明于1943年被日伪军抓捕，并被杀害在贺钊大街上。1943年，冀南遭遇大灾荒，民众更陷入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贺钊村有更多的人外出逃荒。总计因房屋被烧和天灾而逃荒、逃难的548人，冻饿而死的371人。天灾人祸交加，民不聊生。回首当年，既为受害民众所饱受的苦难心痛不已，更为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暴行而怒火中烧。

    1941年，贺钊据点的日伪军还在附近的苏家林村制造了更大的一起焚烧民宅事件。旧历腊月初一贺钊日伪军押送30辆牛车，载着各种物资去河岔股村安碉堡，行至北面四、五里路的苏家林村附近，我八路军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在此伏击敌人，截获大车工18辆，击毙两名日军，还俘获了两名日本妇女。日军受此打击恼羞成怒，当日下午，在驻威县城日伪军的增援下，疯狂地扑向苏家林进行报复。一进村，见有用的东西就抢，装满了几十辆车。然后，四处纵火烧房，熊熊烈火冲天而起，滚滚浓烟遮天蔽日，一直燃烧了一天一夜。事后贺钊的日伪军听说还有的民房未烧毁，又于初七、初八日两次去苏家林，将残留的民房彻底焚毁。一个好端端的苏家林村，只剩下残垣断壁，令人目不忍睹。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无家可归的苏家林村民所面临的苦难可想而知。

    第二、杀

    贺钊据点的日伪军杀人成性，令人发指。当时，民众称县城是“南宰房”，称贺钊敌伪据点为“北杀锅”。现在有据可查的死在贺钊日伪军屠刀之下的抗日军民和普通百姓就有106人。日伪军杀人的手段十分残忍，有枪毙、砍头、刀刺、活埋、刑杀等。这里仅举数例，足以看出贺钊据点灭绝人性的暴行。

    １、刑杀

    贺钊据点日军宪兵队和伪警察所里刑具齐全，不少共产党员、抗日干部被抓后在这里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陈刘庄刘志忠是冀南区交通员，为抗日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从南宫经威县直达邱县的地下交通线就是他负责建立起来的。１９４２年秋被贺钊据点的敌人抓捕，他严守机密，最后死在酷刑之下。威县抗日游击队长王金法、队员王桐友也受刑后死于狱中。

    2、刀砍

    1943年11月，中共威县县委组织部长马照印同志因叛徒告密在附近的余官宫村被贺钊据点敌人抓捕，在村边打麦场里，当众将马照印砍头，还将他的头颅挂在贺钊集市上示众。小营村一个姓金的青年被日伪军抓到陈固村炮楼当兵，1945年初经我方动员“反正”，为此贺钊日伪军出兵小营村，把金的父母砍死在院内。

    ３、刺杀

    1940年初，县大队在红龙集村突遭贺钊日伪军攻击，转移时留下4名战士掩护，大队经袁庄转移到安全地点，发现作掩护的战士没跟上来，派三连二排返回接应。走到袁庄，见袁庄的百姓抬着三位战士。走近一看，三位战士脸上身上被敌人用刺刀刺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贺钊附近陈庄陈学梅家，是抗日保垒户，被贺钊据点敌人侦知。1940年冬，到陈村闯入陈学梅家，将74岁的陈学梅老人用刺刀活活刺死。1943年夏天，贺钊据点日伪军到北马庄“扫荡”，把村长王会来带回据点用刺刀挑死。

    ４、活埋

    1942年，苏家林村外日伪的电话线杆被游击队锯掉几根，贺钊据点的日伪军就到苏家林，逼迫村民交出有关人员。结果最终没有查出来，便把村民张西珍活埋。

    ５、枪杀

    枪杀是贺钊据点日伪军最常用的杀人手段。1941年6月，贺钊附近的我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日伪军将村长余顺湘、办事人员余恒欣、马振亭、朱振怀等四人抓到贺钊，在集市上当众枪杀。１９４３年１月，贺钊据点日伪军突袭马桥村，将该村游击队战士史作敬、党员史作录抓到贺钊枪杀。

    在被贺钊日伪军杀害的人士中，包括时任中共威县县委书记的任光亚同志。任光亚，广宗县板台村人。1941年1月任中共威县县委书记，在一次攻打燕红龙敌伪炮楼的战斗返回途中，遭遇贺钊据点前来增援的队伍，任光亚与三区助理梁小三被捕。在号称“北杀锅”的贺钊据点里，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刑具，光亚同志的鲜血染红了地面和墙壁。光亚同志始终坚持说自己是“苦力”，决不暴露身份。区助理梁小三经不起考验，向敌人屈服了，敌人用他来说服任光亚投降。梁小三被带到后一边哭一边对光亚同志说：“光亚同志，不行了，认……了……吧。”任光亚怒斥梁小三是不要脸的叛徒，同时知道自己身份已经隐瞒不住，就慷慨激昂地对敌人说：“共产党员坐牢是家常便饭，砍头枪毙是告老还乡……我死了会有千百万人为我报仇！”面对钢铁般的任光亚同志，敌人换了软招让美女带着药品勾引他。任光亚一眼看破敌人的伎俩，对敌人说：“你们这种狗本事套不住共产党员！”敌人黔驴技穷，于4月27日把他押赴刑场，他对着敌人和群众大声说道：“我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这就要为人民而死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昂首挺胸，从容就义。任光亚同志牺牲后，威县县委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新任县委书记杜光同志在会上宣读了任光亚从狱中秘密捎出的信：“……武装是大家的命，大家要投身战争中，共产党员要带着人民武装起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支百余人的光亚抗日游击队便组织起来了，杜光同志亲自谱写了《光亚游击队队歌》。

    第三、抢

    侵华日军在所占领之地，大肆抢掠各种物资，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更是把占领区当作战争物资供应基地。粮食、棉花、禽畜以及钢铁铜锡等战略物资，都是像强盗般地掠夺。如苏家林村，仅是家畜家禽被日伪军抢走的就有８９头牛、３５只羊、１３４头猪、１９00多只鸡，至于粮食、棉花、布匹等更不计其数。

    贺钊日伪据点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历史真相不容抹杀。

    全国解放后原贺钊据点伪军大队长、罪恶昭著的汉奸李步春被抓归案，受到正义的审判，在贺钊刑场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三）坚持抗日救国的贺钊人

    面对日伪军的暴行，贺钊村民没有被吓倒，而是百折不挠地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在敌伪据点建立前后，很多爱国人士投身救国斗争，涌现出大批抗日英雄。如：

    李侍曾，字继孔，贺钊西庄人，早年为生活所迫混迹于军警界。“七·七”事变后，社会动乱，为保家乡安定，回乡组织壮丁队并加入高范卿民团。日军侵占威县后，高为自保势力，受人怂恿被日军收编。经我党组织启发教育，李侍曾幡然醒悟，力促高范卿倒戈，高范卿率部接受了八路军改编，称“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李任副师长。后该部正式加入八路军序列，先后为一二九师青年纵队三团和新四旅十一团，李侍曾任团长。他率所部人马在鲁西夏津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取得不小战绩，又奉命赴太行山区与兄弟部队配合将破坏抗日斗争的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部歼灭，接着返回威县，参加讨伐顽军石友三军团的战役，并参加百团大战。期间，李侍曾和他率领的三团曾受到刘伯承等首长的检阅。经过严格的斗争考验，李侍曾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为了纪念抗日英雄李侍曾，政府将其家乡——贺钊西庄命名为侍曾村。

    孙意远与李侍曾同为贺钊西庄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孙意远又介绍了贺钊李慕三等入党，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卫河游击队队长，曾抓获临清河霸刘德林及其手下十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其李慕三向时任高范卿民团营长的李侍曾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并介绍中共代表与其联系，促成了李侍曾投身抗日救国斗争。1938年5月，任肥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因征粮工作出色，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称他为“征粮模范”，并亲笔为他题写了奖匾。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晋冀鲁豫军区鲁西军分区、中原军区做后勤工作。在著名的羊山集战斗中，他率队护送粮食弹药途中，遭遇敌军袭击。孙意远沉着指挥反击，使这批物资毫发无损，但他却在战斗中受重伤。伤愈后随军南下，转到地方工作曾任湖南省粮食厅副厅长。

    李慕三，原名李向纲，字慕三，在本村读小学时，威县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潘笑圃在这里任教，李慕三从潘老师那里听到很多革命道理，萌生了革命思想。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同孙意远一道动员李侍曾投身抗日。1938年8月，任鸡泽县抗日政府县长，期间曾担任鸡泽、肥乡、成安三县联防剿匪总指挥。1940年夏，李慕三带县大队奔袭城南南小寨，活捉了七个土匪头子，并捣毁了上官寨的匪巢。在鸡泽县城被日军占据后，他深入农村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县大队发展到300余人。一次，他带领县大队在鸡泽、平乡两县交界处伏击伪军，活捉了这两个县的伪县长。因在抗日和剿匪斗争中的突出贡献，受到冀南行署通令嘉奖，民众给他送了光荣匾。1942年后，李慕三又先后任邱县、威县抗日政府县长。1948年，任冀南邮政局局长。建国后担任过平原省、河北省邮政局副局长、局长。1954年支援西北建设，此后一直在陕西省工作，曾任省国防办副主任、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李子方，字正之，贺钊西庄人，1930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临清中学少年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因战功受到上级通令嘉奖。1946年1月参加国共停战谈判，任焦作、新乡组中共方中校参谋兼发言人，以其过人的机敏和智慧，胜利完成了谈判任务。后一直在公安战线工作，曾任南京军管会公安处副处长、西南军区军法处副处长等职。他所编著的《侦察学》、《预审学》、《犯罪心理学》成为公安院校的教材。在破获、审讯、改造国民党战犯和特务分子的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因李子方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1952年受到错误处理，降级使用，直至1983年平反恢复行政十二级。所补发的三十二年零捌个月的工资，他全部交了党费，表现了他对党的耿耿忠心。
李珍，又名李兴珍，1923年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经培训到部队做电报通讯工作，先在三八五旅后到八路军总部电台任报务员。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军区任电台队队长。李珍自参军以来，参加了百团大战、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要战斗行动。重庆解放后任西南军区通讯处政治处主任等职，1964年转地方工作。曾任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