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梁金生（1906—1946），祖籍广东省宝安县（今深圳市龙岗区）。1906年出生于越南东川，1919年考入南京暨南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延安，曾任光华制药厂厂长、保小校长，1946年在越南牺牲。

    梁汉平，1942年出生于陕西延安，革命烈士梁金生之子，1962年参军，1986年北京大学国政系干部专修班毕业，原中纪委干部。

    提到父亲梁金生，梁汉平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我上小学前，只知道自己有母亲，还在奇怪为什么其他同学有父亲，而我没有。后来母亲告诉我：‘你也有父亲，是个非常好的父亲，他为革命牺牲了！’从此，我时常会想，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梁汉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后来，我多次查找父亲的事迹，渐渐对他有了更多了解。父亲出生在越南，7岁时回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13岁小学毕业，考上了暨南学校。上大学时，父亲想：我国是农业大国，要兴农救国，于是首选学农；后来，他觉得，我国农民普遍身体不好，只有让他们有个健康的体魄，才能兴农，于是他就改报了中医科；读大学期间，父亲发现，有些大学生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由此认识到人的思想是最根本的，他就改学了师范，同时自修中医。从父亲选专业的道路来看，他一心系民。”

    爱国爱民的一腔热血让梁金生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后，他服从组织安排去广东进行农民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岐黄妙手”

    梁金生早年曾担任广东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指导专员，在广东、广西、香港、越南等地做地下工作，建立了中共从香港到广东的秘密交通线。1938年，组织派他去延安深入学习。梁金生到达延安后，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职工委员会。“职工委员会的领导是林彪的表弟林育英（化名张浩），我父亲协助林育英做工人运动。他们想在延安办一个培训班，但没有钱，于是，父亲就出了个主意，他说自己懂中医，可以先办一个中药厂，挣了钱以后再做职工培训。”梁汉平说。

    林育英把梁金生提出的建议上报给党中央，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看了后觉得非常好，对梁金生说：“延安正好缺医少药，你又懂中医，就开个中药厂吧。”于是梁金生从职工学校调到财经部办药厂。

    1939年3月，光华制药厂成立，厂址设在延安城东17公里处的拐峁村，梁金生担任厂长。光华制药厂成立之初仅有35名员工，主要任务是开发边区中草药，研制各种中成药。随着药厂的不断扩大，慢慢分设出制药间、研究间、碾药间、丸药间、干燥间、包装间、提炼间等生产车间和住院处，住院处的病床达到了150张。后来，梁金生被提拔为卫生材料厂厂长。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梁金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提出“不能忽视中医，中西医应该结合”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赞许。

    光华制药厂开办起来后，很快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大企业，梁金生会看病又能制药，被称为“岐黄妙手”。有一次，越南驻共产国际代表黄正光生了病，久治不愈，陷入昏迷中，西医束手无策，最后工作人员将他送到梁金生这儿治疗。在当时，没有什么化验的仪器，梁金生就用土方法尝了黄正光的大便，随即确诊他得了伤寒。梁金生将黄正光抬到自家屋里，亲自开方煎药，照顾了三天三夜。奇迹发生了，三天后，黄正光醒了过来，慢慢痊愈。后来，黄正光还感染过肺结核，也被梁金生给治好了。

    “事实上，父亲还救过一次黄正光。有一次延安发大水，黄正光和我父亲正骑马并行，被洪水冲倒了。黄正光不会游泳，在慌乱之中抓住我父亲不撒手。我父亲果断对他说：‘你松手，我能把你给带上去。如果你抓着我，咱们俩都得沉下去。’黄正光松了手，被父亲带上了岸。”梁汉平说。

    后来，黄正光回越南之前，对他的爱人伍真说：“你见到梁金生要替我给他磕三个头，他救过我三次命。”

    梁金生和妻子姚淑平的相识，也是在药厂。“母亲患了咳嗽，几个月不见好。后来有人跟她推荐我父亲，母亲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找父亲。父亲给她开了一服药，这一服药抓回来，吃了一个礼拜，咳嗽就好了。因此，母亲对父亲留下了好印象，慢慢地，他们就开始交往了。”

    开放的教育理念

    当时，姚淑平在延安保育小学当老师。“那时候，保小师生的健康堪忧，很多孩子生了病，而且学习成绩也不好，党中央就想找一个懂教育的人去管理保小。组织上了解到我父亲曾担任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指导专员，就问他，保小特别需要人，你愿不愿意去？父亲说哪儿需要他，他就去哪儿。于是，他成了保小校长。”

    上任伊始，梁金生就立了军令状，要在半年内改变保小的面貌。一开始，保小没有教室，学生就在树底下上课，跟老乡养的鸡、鸭、狗在一起。梁金生来了以后，带领工作人员挖了一些新窑洞，让学生在屋里上课。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全民在搞大生产运动。除了药厂外，梁金生同时还开办豆腐坊等生产企业，挣钱养活学校。

    梁金生非常注重师生的身体健康，他亲自开药方，每天早上熬几大锅中药汤，让师生每人舀一碗喝，调理身体。很快，保小师生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梁金生对疾病的预防也很注重，他听说哪儿暴发了什么流行病，就让大家吃预防的中药，后来，保小基本杜绝了流行病的发生。

    师生的健康有了保障，梁金生开始大力推行他的教育理念。他说，教育是活的，是动的，是劳动的，是爱国主义的。在他的倡导下，保小高年级学生每天上半天课，劳动半天；低年级学生也会干捡麦穗等简单的活儿。学校平时组织各种生活会、辩论会和竞选活动，鼓励学生多交流、多展现自己。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学校的一大重点，老师时常带着学生去参加一些救护伤员的活动，鼓励大家爱国爱党。在这种风气下，保小里发展了不少十五六岁的年轻党员。

    “我父亲秉持很开放的教育理念。有一名女红军战士小产了，医生把未成形婴儿的尸体泡到福尔马林里，保小的老师就带着十几岁的大孩子去医院看，让他们从科学角度了解婴儿出生之前是什么样的，是怎么长的。孩子们看了之后并不害怕，反而兴趣盎然，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父亲的这种教育理念，在新中国成立前，甚至在国际上，都是超前的。”梁汉平说。

    虽然梁金生在梁汉平3岁时就去世了，但梁汉平后来从母亲以及旁人处听说了很多关于父亲的事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像父亲一样有用的人。“那时延安的狼很多，我上学时，时常能看到狼趴在窗户外，瞪着绿眼睛。我们小孩都怕狼，晚上睡觉时，就往墙边挤，谁也不敢挨着窗户。我从小胆儿大，觉得自己应该站在同学们前面，于是主动要求睡到窗户边上。到了夜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就看到一只狼扒着窗户瞪着我，吓得我直往里缩。但后来我还是坚持睡在窗户边，因为我要像父亲那样站在前面。”

    推动侨联建反法西斯同盟

    1940年，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简称延安侨联）在延安成立，宗旨是：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组织华侨归国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梁金生担任延安侨联执委。“侨联向海内外介绍中共的抗战，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侨联发挥了参政议政作用、发起组织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兴办华侨毛织厂和光华制药厂，支持边区建设，培养了干部。”梁汉平说。

    1941年9月21日，中央委托朱德召集在延安的20多个国际团体开座谈会。朱德提议：“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后，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及18个民族的130余位代表到会。大会主要讨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开幕式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35名学员登上讲台，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

    毛泽东、吴玉章、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应邀到会演讲或致辞,给与会者很大的鼓励与激励。毛泽东说：“我想大会的重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梁金生代表侨联在会议上发言，并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

    大会通过了19项提案，并选举朱德、阿里阿罕、梁金生等37人为“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的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等，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阵线推上新阶段。

    “我们不能要烈士补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向我党中央提出：希望洪水（阮山）、黄正光、梁金生同志去越南支援抗法斗争。到越南后，梁金生遵照对外联络部和侨联的部署进行工作。与家人两地分居没几天，梁金生就给妻子姚淑平写了封家书表达思念之情：“工作极忙，自不在话下，你是可以想象而知的。日来常外出晚归，月光照耀清澈大地。‘人生几得月当头’，仅献给你拙诗一首：六日相思胜似年，悄悄月夜踱窗前；英雄未必无情者，先公后私界线明！”

    1946年，梁金生在越南牺牲。两年后，华侨联合会主席谢生写信给姚淑平告知噩耗：“金生同志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我仅代表全体华侨同志表示无限的悲痛，哀悼他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代表洪水同志向你——他的亲人及他的爱儿表示亲热的慰问……”由于身份的保密性，37年后的1983年，梁汉平和家人才拿到梁金生牺牲的证明。

    梁汉平上初中时，学校要给他发烈士子弟的补助费用，每月18元。梁汉平坚决不要，教导处主任三次找他谈话，都被拒绝，最后教导处主任拍着桌子说：“要不要烈属补贴，你做不了决定，回家问家长去。”

    梁汉平回家问了妈妈，姚淑平误以为儿子想要烈属补贴，非常生气，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批评说：“难道我养不活你吗？你还和政府要钱！现在国家这么困难啊，我们坚决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