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刘型（1906年—1981年），江西萍乡人，祖籍湖南醴陵，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刘松柏，八路军老干部刘型和程宜萍之女，1945年出生于延安，1969年毕业于北京电力学院，后进入电力系统工作，1996年退休。

    “我父亲刘型是一名老红军，他上初中时，就看过李大钊的《今》，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并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许多进步书籍，有了革命思想。于是，父亲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罗瑞卿、陈伯钧等编入同一个大队。”刘松柏对《环球人物》记者说。“1927年，国民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父亲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决定加入共产党。”

    此后，回到祖籍湖南的刘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他参加了秋收起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跟随党中央到达革命根据地延安，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等职。晚年时，刘型时常向子女回忆延安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向他们讲述延安精神。

    一盒救命的老虎油

    刘型曾跟女儿刘松柏提到过长征路上的故事。“父亲说，在长征途中，对红军战士来说，最重要的是两样东西：粮食和草鞋。”长征路上，有的战友因饥饿昏倒在路旁，身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后勤部政委的刘型看到，立刻给他喂吃的，战友醒过来了，刘型就把自己的粮食分他一半。

    过草地时，战友李雪三的草鞋走烂了，脚也走破了，而草地里有的水是有毒的。刘型从李雪三身边走过，看见他这个狼狈样，就从怀里掏出自己最后一双草鞋给了他。

    李雪三走出了草地，解放后被授予中将。他经常跟家人回忆：“是刘型部长送我的那一双救命草鞋，使我完成了长征路。”

    在翻越夹金山时，战士们把厚一点的冬衣都送给了当地生活困难的百姓，穿着草鞋和单衣过雪山。刘型也只有一件毛背心，他让大家多吃辣椒，带一些辣椒、大蒜在路上御寒用，并要求所有战士必须在中午12点太阳“下山”以前翻过最高峰，这样才不至于冻死在雪山上。山下是风和日丽的6月天，山上却是狂风大作，为了不被狂风卷走，七八名战士围成一个蘑菇形，一起团结向前移动。

    行军爬山时，刘型发烧了，浑身发冷，逐渐掉了队。他翻遍全身，没有食物和药品，也没有辣椒和大蒜，只摸到一盒老虎油（清凉油）。刘型心想：“我必须追上大部队，我是党员、我是干部，我要求战士在太阳下山前翻过最高峰，我必须率先做到！”于是他急中生智，把这盒老虎油全部吃了下去。不一会儿，他感到身体逐渐轻松起来，便加快步伐，终于赶上了大部队，顺利翻越夹金山。刘型后来总说：“是这盒老虎油救了我一命。”

    “是中国人，就有抗日的迫切要求”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巩固了陕北抗日根据地，刘型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敌工部部长。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建立中日二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敌工部的工作，就是配合我军的军事行动，不断对日、伪军进行政治工作，消弱和瓦解敌人的力量。

    刘型带领敌工部分析了伪军的情况：不管他是长官还是士兵，只要他是中国人，除了少数大汉奸外，都不愿意过奴颜婢膝的亡国奴生活，都有抗日的迫切要求。

    于是，八路军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到各个战区，把对敌军的工作做成了群众运动。

    刘型组织了各类学习班，使大家掌握党的对敌政策、策略，对俘虏的政策、对家属的政策，敌工部还组织大家学习日语。回到各个战区后，大家共同做宣传、瓦解、组织、策划伪军等工作：写标语、发传单、喊口号，动员伪军反正，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不替日本强盗当炮灰”“誓死不当亡国奴”等。无论哪个部队的战士都能用日语喊出：“日本士兵们！弃枪不杀你。”“日本士兵们！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日本士兵们，打倒日本军阀！”等等。

    敌工部的同志在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士兵日记，其中这样记载：“汽车在行进中，看见‘要求回国去’的传单，我很秘密地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甚至有的死亡日本兵身上藏有八路军发的通行证，有的将我们所发的传单，全部抄在日记中。这引起了日军的动摇和军官的恐慌。”刘松柏说。

    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及18个民族的代表到会。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35名学员集体加入八路军。

    “从延安的党中央，到敌工部，再到各个战区，一切党、政、军、民组织都不间断地进行这种政治宣传、策反、组织反正等工作，还联合东南亚各国人民，组织了东方各民族的抗日的、国际的反战统一战线工作，使之成为广大的国内的、国际的群众运动。”刘松柏说。

    姐妹俩一起掉进冰河

    1944年，抗战发展到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为争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迎接全国解放，决定派三五九旅9个步兵连和组织部抽调的若干干部挺进华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主任、李立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设6个大队，约5000人。

    刘型离开延安时，妻子程宜萍已经怀孕。1945年3月，女儿刘松柏在延安出生。“当时，妈妈正在延安党校二部学习，我急匆匆来到这个世界，妈妈没来得及去中央医院，我就出生在党校的宿舍里。妈妈生完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去学习了。”

    为照顾前线将士的孩子和烈士子弟，在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的推动下，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建立，张枳昌任保育院院长，刘松柏的妈妈程宜萍任院部支部书记。

    1946年冬，胡宗南进攻延安，康克清到保育院进行了撤退动员，她说：“3天后，我们要撤离延安，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中，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大家能做到吗？”保育院的老师大声回答：“能！”刘松柏和姐姐随保育院撤退。

    队伍走到山西汾河敌我双方的拉锯区时，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在汾河的薄冰上搭起了二尺多宽的临时桥，保护着延安中央疗养所、晋绥解放区民工运输大队、延安中央托儿所、中央党校三部妈妈队、延安第二保育院5个后勤单位悄悄过封锁线。

    “距离桥不远处就是敌人的碉堡，过封锁线的纪律是：大家都要静悄悄的，不能喧哗，不能哭闹。第二保育院带了将近150个孩子过封锁线，最小的像我是1岁多，大一点的也只有四五岁，但保育院的孩子们经过了战争的洗礼，经过了叔叔、阿姨的教育，个个都像小八路军战士一样，特别遵守纪律，没有人喧哗哭闹。”刘松柏说。

    张枳昌把大队人马分成了小队，程宜萍负责包括自己两个女儿在内的6个孩子和保育院的2个档案文件箱，还有1名保育员、2名饲养员、3名警卫员。

    “母亲分配好队形，她把强壮的大骡子给别的孩子用，走在队伍最前面。我和姐姐共用一头小骡子，骡子背上放着垛子，一边垛子里是我姐姐，另一边是我，走在中间。母亲骑着一匹马，带着文件箱走在最后压阵。由于天黑，我和姐姐的骡子掉了队。在过桥时，骡子滑倒了，我和姐姐连垛子都摔到冰河里去了。这时行军队伍已拉开了距离，母亲早已走到了我们前面很远处。那时不能大声喊叫，只能后一个人对前一个人悄悄传话：‘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了。’当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过了同蒲铁路5公里。她感到天打五雷轰一样，差点从马背上栽下来。她想立刻返回去找自己的孩子，但她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那些文件箱和其他4个孩子更重要。于是，母亲坚守自己的岗位，流着泪，毅然决然地继续向前走去。”

    庆幸的是，三五九旅18岁的战士全超跳下河救起了刘松柏姐妹俩，把她们送到老乡家里的热炕上取暖。第二天，战士们用大衣裹着她们，背在背上，边打仗、边行军，走了20多天，才把她们送到陈赓所在的太岳军区的韩洪镇。陈赓和夫人傅涯还给她们送来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美国的奶粉和罐头，并通知保育院，让程宜萍到韩洪镇接女儿。

    当得知姐妹两人都活着时，程宜萍高兴极了。然而，刘松柏落水后得了肺炎，一直高烧不退。部队的卫生员只有1片阿司匹林，他对程宜萍说：“这是大人的药量，给1岁多孩子吃下去，如果体温立刻降下去，孩子必死无疑；如果体温一点儿一点儿降下去，孩子就还能活。”程宜萍觉得，只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便同意给刘松柏吃药。经过三天三夜，刘松柏出了一身疹子，体温逐渐降了下去，渐渐康复了。

    行军路上，每逢遇见敌机轰炸时，保育院的老师们就趴在孩子身上保护大家。他们绕到朝鲜，从平壤进入中国东北，胜利完成了转移任务。“从延安到北京3年间，6000多里行军路上，没有死伤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