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一战线问题。刘少奇指出，抗战以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对友军友党和各界上层人士作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发展统一战线是有成绩的。问题在于领导上缺乏独立自主地领导全省人民进行抗战的思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不力，以致丧失了许多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例如抗战初期，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员纷纷弃职逃跑，我们没有及时建立政权和根据地，丧失了建立政权的历史先机。鲁南土顽王洪九部有一个营，我们党的基础很好，营长要求拉出来编人我军，但有人恐怕得罪王洪九，破坏统一战线，坚决不同意。后来这个营的营长被杀，支部遭破坏，全营瓦解。还有，就是在贯彻统战政策中，有的同志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认识不足，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结果让其占据抗日根据地。如“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后来，国民党又委派沈鸿烈代之。沈到鲁中山区后，我们表示什么“热烈欢迎沈主席统一领导山东抗战”，将早为我们山纵四支队开辟的鲁中腹地沂水东里店让给国民党，当时许多战士是含着眼泪离开的。沈鸿烈占据有利地位后不去抗日，却限制我们发展，不久即指派秦启荣在太河伏击我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囚禁八路军战士200余人，杀害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以下10余人，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刘少奇反复说明，统一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也就是又打又拉，拉他抗日打他反共反人民。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让步，不是屈膝投降。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是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根据刘少奇的这些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正确地解决了当时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的“国民抗敌同志协会”及其所属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问题，大大地发展了山东抗战形势。

    （四）实事求是地糾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奸细斗争的决议》。后来在湖西地区被坏人利用，借机大肆逮捕杀害中共党员和干部，造成严重混乱。罗荣桓发现后马上予以制止，并当即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电说明。中共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进行纠正，分局也派人作了处理。但“湖西事件”的错误并未引起各地警惕，以致类似错误在各地继续蔓延，泰山、清河、胶东等地区均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泰山区的所谓“托匪案”就是假案一例。刘少奇指出，我党历史上特别是“左”倾路线时期，冤枉了许多好同志，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不能再重演了。决定凡是搞错的要马上平反，在押的要释放，恢复名誉，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跑了的要找回来，同样处理；凡错杀的要追认烈士，家属给以抚恤。当时，山东果断地纠正锄奸政策的错误，不仅对保存力量，稳定局势，提高党的威信，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943年，康生在延安搞的所谓“抢救运动”，在山东就未搞起来，错误没有重演。

    （五）统一领导问题。过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对中央、军委、北方局的许多重要指示研究不多，贯彻不力。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存在，是山东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一些错误不能及时得到纠正的基本原因。刘少奇针对这些问题，广泛征求意见，统一认识，最后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合并办公，一切领导集中于分局，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刘少奇回延安后，中央根据他的意见及时调整了山东根据地领导班子，调朱瑞去延安中央党校脱产学习，115师政委罗荣桓兼任山东分局书记，将山东抗日挺进纵队并入115师领导，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战工会主席黎玉不再兼任军队职务，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和山东分局四大家合署办公，实现了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刘少奇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虽然只停留四个月，却为开创山东抗日战争新局面立下了不朽功勋，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毛泽东评价：“用了一个罗荣桓，山东这盘棋就活了；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这盘棋就活了。”

    刘少奇在东海期间，为治国理政积累了成功经验，已经成为党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