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队回来时，父亲有拫小烟斗，抽的是香烟,为了避免浪费烟蒂,他习惯将香烟装在小烟斗里抽。回到老家后,为了和村民们打成一片，他自己上山砍来竹子，做了根一尺五寸长没有烟咀的烟竿，既可以抽自家地里种的土烟，又能当尺子随手用来丈量东西。

    父亲生活节俭到了极点。他的一生吃饭穿衣都非常简单,他的衣服布料,没有超过一块钱一尺的,记得家里的生活用品都是父亲去买,我们穿的衣服布料,都是买一毛七分线一尺的白龙头细布,父亲买些染料染成蓝的、灰的、黑的,男女老少却穿一色,父亲说这样省布。父亲的衣服要穿十年以上,破了就补,直到不能补了,就给二婶做鞋底。他的生活标准是不受冻挨饿就行。只要还能修补的物品决不买新的。记得小时候,我们床上的纹帐钩坏了,母亲要父亲买副新的,也就一毛多钱,父亲看了看,找了一根小铁丝修理一下又用了几年。

    在乡亲们眼里，父亲始终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竿没有咀、白罗布汗巾腰间缠、手拿砍刀肩扛锄”的农民形象，就连村里的小孩，也能生动地比划出父亲的模样。因为他的这身打扮，曾经闹过不少误会。一次，父亲去地委参加会议，服务员见他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脚上的布鞋沾满了泥土，一副“乡巴佬”的模样，不管父亲怎么解释，她就是不给登记。眼看着一个个“干部模样”的人都住进了招待所，父亲实在没办法，只好给地委书记打电话。当服务员听说眼前这个乡巴佬就是闻名全国的将军农民甘祖昌时，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

    长期的部队后勤工作经历，使父亲养成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习惯，尤其是在当家理财方面，他是出了名的“铁公鸡”“老抠门”，从来舍不得浪费一粒米、多花一分钱，但在人民群众面前他却显得非常慷慨。他把全家历时三年多，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一座荒山载满果树挂果后，无偿的交给生产队；把每天拾到的野粪不记工分，直接送到集体的稻田里；把每年养的10来头猪，全部以低于成本的平价上卖给国家,全家人连过节都吃不上肉,为此,二个叔叔吵着跟我们分了家,他们说本来想跟着你享点福,没想到日子过得还不如村里其他人。就连国家发给他个人生活的工资，也被父亲当作“集体财产”，几乎全部用在修水利、买化肥、办工厂、慰问军烈属和扶贫济困上。

    回乡的29年，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父亲就像当年打仗一样豁出性命干，先后带领村民把数百亩低产的“冷水田”改造成高产田，改造红土壤,科学种田夺丰收。为家乡修建了3座水库、4座电站、一座水泥厂、12座桥梁、3条公路、三根压力水管和20多公里长的引水渠。   

    我最为敬佩的是父亲经历了“三次长征”和“三次艰苦创业”。“三次长征”即：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六军团率先、殿后顽强地完成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三五九旅南下北返，创建了鄂南、湘东抗日根据地，南下北返，九死一生完成两万七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之时跟随王震司令员向新疆大进军，克服严酷环境，粉碎武装叛乱，保卫新疆，被誉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征途中面对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同数倍于己的敌人狭路相逢，他们冲破了重重艰难险阻,多少次化险为夷,多少次绝处逢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三次艰苦创业”即：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父亲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三年多时间,把南泥湾的荒山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建设新疆，继续弘扬南泥湾精神,开荒造田,兴办农、工、商、学，发展经济，开创了我国屯垦戍边的新纪元；解甲归田，因长期伤病坚决辞去领导工作，回乡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彻底改变了家乡的落后面貌。父亲身经数百战,头部受过三次重伤,身上多处抢伤,组织上给他一级伤残证书,被父亲撕了,他说：“我四肢健全,还能干活。”父亲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即使面对病痛，面对死亡，都比一般人活得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