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2日，得知彭老仙逝，享年96岁。我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有一些突然。就在前几天，彭老的儿子彭浩给我发微信，医院于3月14日就发了病危通知。我们俩通了电话，他又讲了一些医生抢救的情况，医生说也就是这几天的大限了。彭老生前嘱托三件事情：丧事从简；不保留骨灰，海葬；骨灰撒在他多年工作过的地方葫芦岛海域。

    晚上，我回顾与彭老交往的一些情景，心里犯起阵阵的酸楚。南粤大地虽然已经春草依依，北国之风还是夹带着阵阵寒意，彭老的离世，更使我感觉到这寒意侵入肌骨。我想起五年前自己父亲去世的情景，那种痛楚的感觉是一样的。长辈的去世，留给活着的人，除了深深的思念，还有更为可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们在世时表现出的风范。我坐在电脑前，把与彭老交往的记录调出来，那一行行简略的文字，在我面前呈现的则是一幅幅值得永远珍藏的人生画图。我把这些片断写出来，告慰彭老的在天之灵，寄托我的哀思，同时也以这种方式追思他的品行与风范。

    兴城之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彭老​​​​​

    我与彭老初识于1992年，那时我刚刚调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现在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办公厅工作。当时，中核总科技委的“三老”——王淦昌、姜圣阶和彭士禄，是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男神”。我在未见到他们本人的时候，心里想像过他们到底长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究竟是不是像我上大学时从资料上感受到的那种“科学神人”。由于我在办公厅秘书处工作，职责就是为领导和科学家们服务，因此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与他们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与他们接触得多了，“失望”就产生了，原来他们只是几位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说话慢悠悠，走路慢吞吞，平易近人得不成样子。总之，他们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熟悉的几位长辈，没有一丝一毫的大科学家、大领导的“架子”。

    以上是我与彭老等几位大科学家的表面接触，比较近距离交往的一次，是1992年7月的辽宁省兴城之行。那一年，有一位曾经在核工业部工作过的同志在辽宁省科委任职，经省领导同意，科委举办了一次“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专家座谈会”，一方面就辽宁省的科技发展听取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利用兴城近海、七月气候宜人的自然环境，让这些核工业领域的老专家们休息几天。科委的这位同志在座谈会开场白中就是这么讲的，一位副省长在讲话中也表达了这样的心意。我记得邀请的专家有六、七位，其中有王淦昌和彭士禄两位科学家。中核总纪检组长闵耀中先生也是受邀专家，我作为闵老的秘书有幸参加了那次活动。彭老在发言中，讲了一位商界人士表达了对中国北方兴建核电站的意向，承诺在贷款等方面提供优惠或担保。彭老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专家们围绕这个话题讨论了很长时间，我记忆中似乎掀起一个小高潮。我之所以对彭老那次发言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于1988年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第一次出差就是去辽宁大连参加瓦房店核电站（现在的红沿河核电站）选址的专家论证会，当然希望彭老所说的事情变成现实。

    晚饭后，彭老的秘书叶向东同志把王老的秘书王国光同志和我叫到彭老的房间里聊天，那是我第一次与彭老坐得那么近。彭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叠资料，上面是一篇文章的手稿。叶与王两位兄长都抽烟，与彭老有“共同语言”。国光同志在划火柴给彭老点烟时，彭老本来低下头已经要接受国光为他点烟了，他又把含在嘴里的烟拿开，歪过头问我：“老弟，你不抽烟吗？”我赶紧欠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彭部长，我不抽烟。”因为彭老曾经担任过好几个工业部的副部长，因此大家仍然称呼他“彭部长”，其实，他本人对这个称呼一点也不以为然，最希望大家把他当作朋友，比如，他当时称呼我为“老弟”，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他非常享受地吸了一口烟，仰面靠在沙发的靠背上，笑着说了一句玩笑话：“抽烟喝酒的人朋友多。”我们闻听此言，都哈哈大笑，向东老兄补了一句：“小殷能喝酒。”他也许是以此言为我补补台，免得我尴尬。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反而对彭老更是增添了几分敬意。

    彭老的这个“抽烟喝酒的人朋友多”的论断，我后来又在不同的场合听他说过好多次。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确实如此，两个彼此陌生的人，见面后互相递一支烟，可能瞬间就会拉近距离。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但生活中也不能没有“烟酒朋友”，否则，生活可能就太无趣了。这大概也是“人以群分”的一个例证吧。彭老的这个玩笑话，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我虽然并没有改变自己不抽烟（在聚会时偶尔玩一支不算）的生活方式，但对于彭老这种豁达随意的生活态度，则是非常欣赏，而且也认同他的观点。我在日记中就找到这样一条例证：

    2000年10月5日参加三亚市委办公室重阳节招待离退休老同志活动……我原以为三亚这个地方喝酒不会太厉害，没想到能喝酒的人很多，我已经领教了好几次了。酒这个东西，到底是好是坏，真是不可捉摸。我记得彭士禄说过：“抽烟喝酒的人朋友多。”这句话可能真是有道理。

    我们四个人大概聊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不影响彭老休息，国光与我就告辞了。向东送我俩出来，对我说：“回北京后，还要你帮一个忙。”我说没有问题，你只要用得着小弟，就尽管吩咐。我不知道他要我帮什么忙，也不便再问。

    回到北京的一周之后，有一天向东找到我，手里拿着一份论文手稿，说是彭部长的一篇论文，请我帮忙写一个摘要，并且翻译成英文。我一听是彭老的文章，马上很恭敬地双手接过来一看，题目似乎有点眼熟，是讲核电站的经济性。我突然想起来了，上周在兴城时，在彭老房间的茶几上看到一叠资料，最上面就是今天这篇文章。向东说是的，彭部长每次出差都会带着资料，晚上没有事情时，他就会查阅资料、撰写论文，几乎每次都是如此，从来不浪费时间。我闻听此言，心里更是充满了对彭老的敬意，问向东什么时候要，他说也不太急，但也不要拖。我说不会拖，争取两天内交稿。这天晚上，我把摘要与英文译稿都弄出来了，第二天输入电脑并打印后交给向东。他拿到后有点吃惊，说“这么快呀”。我说，彭部长的事情，不敢耽误，就是不知道及格不及格。他浏览了一遍，觉得可以，说“我马上送彭部长”。下午，向东兴冲冲地到我办公室，说彭部长看后很满意。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了。

    我写这段往事，不是炫耀自己帮彭老做了一件事情，而是彭老的勤奋和谦虚感动了我。因为我帮了一点小忙，无形中把自己与那次兴城之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彭老在我心目中的立体形象也同时树立起来了，因此印象尤其深刻。他那时也是快古稀之人了，出差都要带着资料，我那时多么年轻啊，本来是人生大好的年华，但很多时间都白白地浪费过去了。那次兴城之行，我感悟出科学家之所以是科学家、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的区别了。勤能补拙，这个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并因此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则是少数。我后来写过一句诗“一勤天下无难事”，其中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大科学家勤奋治学的经历，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酒桌上的“四项基本原则”

    彭老留给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好酒。彭老确实是好酒之人，但他的酒量不大，因此，凡碰到喝酒的场合，尤其是我们这些晚辈，有时候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彭老能够从喝酒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另一方面，又担心他喝多了、喝醉了，反而对身体造成损害。

    彭老是广东人，生前未住进医院之前，每年都会来广东和深圳，作为大亚湾核电项目的开创者之一，也会去大亚湾核电站住一段时间。我那时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接待并照顾彭老也是我的本职工作。有一次喝酒，彭老夫人马阿姨担心他喝多，特意要我“作假”，就是在酒中掺点水，以降低酒精度。那一次，我带了一瓶好酒，实在是舍不得掺水，只好采取“半真半假”的方式，前面几杯倒真酒，后面就倒矿泉水，适当滴几滴酒进去。我从这个“小动作”中，又感受到彭老的另外一种品格，就是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尊重他人的好意，不声张、不点破。有一次与几个来看望他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我又用了这一招，彭老当时没有说什么，散席后，送他回房间时我要搀着他走，他说没有喝多，自己走，而且说“今天喝的是水”。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彭老说“你们是好意”。后来，随着彭老年纪的增大和身体的虚弱，这个办法屡屡使用，彭老也不以为意。

    对于喝酒，彭老有一个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敬酒不劝酒，喝酒不站起来，酒桌上说的话不算数，你们喝不了的我全包。”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把这四句话当作玩笑话，充其量只是体现彭老个性的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恰恰体现了彭老的人格品行，绝不仅仅是玩笑话。我从彭老的这个“四项基本原则”中，感悟出更深刻的人生哲理。

    “敬酒不劝酒”，反映的是没有功利思想，完全把酒当作一种怡情的手段。中国酒席上的许多悲剧，很多是由于“劝酒”而引起的。为什么要劝酒？无非是两种目的：一是想让被敬者喝高兴，以此加深双方的感情；二是有事求于对方，以酒为媒表达自己的需求。实际上，真正的友情或者亲情，哪里是靠酒来维系的。

    “喝酒不站起来”，反映的是一种平等观念，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不需要向位高权重者以此表达某种说不出来的心理状态。

    “酒桌上说的话不算数”，反映的是一种讲究说话场合适宜性的处世之道。本来嘛，喝得醉醺醺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答应别人办什么事，岂不是“酒杯一端，一切好谈”的特权腐败思想吗？事实上，往往会演一出“轻诺则寡信”的闹剧。

    “你们喝不了的我全包了”，这句话表面上是喝多之后的吹牛皮，因为彭老虽然好酒而酒量不大，但深层次里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态度。我不劝你们，更不灌你们，大家想喝多少喝多少，不用为不能喝酒而有什么不必要的顾虑。这句话传达的另外一层意思，你们有什么困难，我能够办到的一定帮忙。

    彭老对酒的质量和知名度毫不介意，亲口告诉我什么酒都可以喝，没有任何讲究。2006年9月，他与夫人马阿姨到大亚湾小住，那时他已经坐轮椅了。有一次我去他们的住处探望，带了一瓶好酒。我偶然看到彭老的轮椅上挂着一个小壶，我托起看了看，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东西？”彭老看着我，笑着说“酒壶”。我又问“装着什么酒”，他说“二锅头”。彭老平时就是这样，想喝了，就揭开盖子喝上一口。我用手掂量了一下，感觉里面可能有二两，摘下来拿到卫生间倒掉了，给他灌满我带来的好酒。彭老看着我倒掉了他的酒，连声说“可惜了，可惜了”。

    马阿姨更是低调得很“离谱”的人，每次见到我，都说总是麻烦我安排吃啊、住喝，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她甚至连一天吃五块钱的伙食都觉得不安，房间有时候放点水果也觉得过意不去。实际上，彭老作为大亚湾核电站的奠基者之一，他们夫妇晚年来这里住一住，正是对核电事业的关心与牵挂，我们作为后辈，理应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他们夫妇就是这样的人，从来都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任何时候都表现得谦虚低调。他们越是这样，后辈对他们越是尊重。

    讲到他们的低调，我讲一个插曲。2014年5月，我去湖北随州参加一个炎帝神农故里寻根节活动。这个活动由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我与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鲁淳先生打电话联系相关事宜，鲁老主动与我提起彭老，说他们是同班同学，彭老从来没有革命家后代的架子，总是那么平易近人。这就是口碑呀！彭老有一次对我说，老革命家蔡畅（他们这些“红二代”称呼其为“蔡妈妈”）对他说：“我们的红色后代中只有你一个是院士，你要好好干。”在我的心目中，彭老也一直是一位科学家，我也从来没有把他与他的显赫的家庭背景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而且他越到晚年，我越认为他就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我每次接待彭老这样的老科学家、老前辈，心中总有一种恭敬和虔诚的感觉，这是一种对于科学、科学家和他们为国家所做贡献的由衷敬仰。

    苏东坡说：“酒，天之美禄。”酒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全看喝酒的人自己把握，带着什么目的，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对待喝酒。我以为，彭老的这个酒桌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酒场规矩，它来源于喝酒，而又超越于喝酒，升华为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这才是反映喝酒的真谛。

    晚年的医院时光

    彭老晚年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离不开轮椅了。他有几年一直住在深圳，与我住同一个小区，这样，我就有机会经常去看望他。2012年6月30日，我从阳江带回两箱新鲜荔枝，就想着送给彭老和另一位长辈尝尝鲜。我给彭浩打电话，他说彭老生病了，而且不是什么好病，卫生部要求回京医治。我当时的心里一惊，可怜彭老86岁的老人了，本来腿脚就已经不能走路了，现在又得这么个病，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我请彭浩代我向彭老问安，有机会去北京出差时去看望老人家。自那以后，彭老一直住在医院里，我先后三次去看望过。

    第一次是2012年7月17日。那天下午，彭浩接我一起去协和医院看望彭老。半个月前，彭老做了手术，发现是良性的，并不是原来估计的那么恶性的病。我对他说，还留着一瓶好酒，等他出院后去深圳一起喝。彭老说，他现在烟和酒都戒了，自己现在是“小病大养”。我嘴里说“该养就养，病养好了就可以回家了”，但心里有一股悲凉，也许那瓶酒真是没有一起喝的机会了，因为我听彭浩说，这里许多老干部自打住进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

    第二次是2013年3月26日。那次，正好我弟弟也来了北京，我们俩先去天安门广场转了转，然后步行去附近的协和医院看望彭老，彭浩在王府井的口上等我们。我弟弟因为第一次拜见彭老，就买了一个花篮，还有从内蒙古带来的一只烤羊腿和一支肉苁蓉，作为送给彭老的礼物。彭老看到我们哥俩，很高兴，还把我弟弟反复打量，说“你们哥俩长得不像”，我笑着说：“我像我妈一些，他像我爸一些，我们是亲兄弟，有假包换。”彭老听了我的话，开心地笑了。彭老的鼻孔插着管子，有两个护工护理。看到这个样子，我心里想，彭老可能无法从医院出来了。他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地位，如今也败给岁月了。这种必然的结果，给人一种挫败感和无奈感。

    第三次是2015年11月22日。此次正值彭老九十寿诞，我这次来京也有为他祝寿之意。头天晚上，想着明天要去医院看望彭老，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礼物。打电话问彭浩，他说现在也无法吃东西，只能吃流食，买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人来就很好了。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没有买什么礼物，于是写了一首《七律·彭士禄院士九十寿诞致禧》诗：

烈士遗孤院士衔，
铺开大海写诗篇。
学生要上五门课，
潜艇何须一万年。
无欲攻关能拍板，
有心冒险去登山。
中华护国抽神剑，
回报阿妈血汗钱。

    其中“铺开大海写诗篇”一句，主要描写彭老一生献给中国的核动力和核潜艇事业。这一句可以比较好地概括彭老的平生业绩，因此我就把它作为这篇回忆文章的题目。“潜艇何须一万年”源于彭老亲口讲的一个故事。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他还写过一句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彭老鼓励他的科研攻关团队：“一万年太久，我们要只争朝夕。”他说完后哈哈大笑，“这两句都是毛主席说的”。“回报阿妈血汗钱”一句，源于彭老讲他在苏联学习时，一天的学费是一个农村妇女一年的劳动收入。这个事实，成为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