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在临西县学党史暨玉兰精神座谈会活动上讲话。（中红网布铁威摄）

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左）向临西县委书记王海军赠书。（中红网布铁威摄）

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向吕玉兰纪念馆赠书，自左至右为：郑斯维、布朋印、江山、王玉婧、王元慎、石小庆。（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红网河北临西2021年3月18日电（江山、布铁威、郑斯维、张玉坤）

    近日，由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之孙，中国化工流通协会原副会长，高级经济师李建生，毛主席警卫石国瑞之子，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红网研学部主任石小庆，中红网总编辑江山等党史专家和革命后代一行组成的“玉兰故乡行”学党史宣讲团，专程从北京来到全国著名女劳模吕玉兰的家乡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烈士事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玉兰精神四个主题，分别为临西县党政机关干部、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临西县第二小学和玉兰小学师生，举办了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几位专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李大钊烈士的革命业绩、毛主席所作《为人民服务》报告的来龙去脉、吕玉兰同志感人事迹深入浅出的讲解及其经典故事动情入心的讲述，在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人们深受教育，受到大家欢迎。他们还参观了位于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的吕玉兰纪念馆。大家纷纷表示，要持续进行党史的学习教育，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将学习热情转化为推动工作、为民办实事的激情，以大抓落实、大干实事的干劲、拚劲，为开创全县高质量赶超发展新局面笃力前行，砥砺奋进。

    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在临西县举办的四场学党史开新局讲座中，作了题为《开天辟地 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十三位代表的不同命运和启示》的讲座，他主要讲述了以下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背景。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的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清王朝对此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盛而衰的颓势愈益加深，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人民蒙受了深重的战争灾难，人民渴望和平；无产阶级受到多重压迫与剥削，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激化，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与列宁主义理论的逐渐形成等因素，俄国十月革命于1917年10月7日爆发。

    （二）国内背景：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大肆侵略和掠夺，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和艰苦的探索，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些探索和斗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都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挽救中国危亡的重任历史地落到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

    二、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思想及理论准备工作。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并担任主编。该杂志宣传倡导科学、民主与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除了《新青年》杂志外，当时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的还有《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陈其美、叶楚伧任总编，邵力子任经理和副刊编辑）、《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陈独秀任主编，自26期起由胡适接编）、《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7月21日创刊，周恩来任主编）、《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时创刊，李达任主编）。上述杂志在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唤起国民奋斗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秘密从北京迁移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和他酝酿了成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

    （三）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华，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逐步地增加。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6个共产主义小组，53个成员。此外，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也先后于1920年夏和1921年上半年成立。

    （四）党的早期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全译本，这部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励新》杂志（半月刊）。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广东群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加强了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了一系列主要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等。这些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刊登工人来稿，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诉说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五）会议准备工作

    1、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沪，与李达和李汉俊面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事宜，“二李”随即发出会议通知。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2、李达委托夫人王会悟负责中共“一大”的选址、代表们的食宿安排及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三、中共“一大”的召开

    （一）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十三位代表及两位国际代表。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委托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二）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晚召开。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致辞。

    （三）会议讨论情况。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李汉俊、刘仁静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每日会毕，由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四）会议被密探发现，王会悟提议将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

    （五）7月31日，在南湖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随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了三名中央局成员，并进行了工作分工：陈独秀任总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四、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的不同命运。

    （一）坚守信念，喜迎新中国诞生的三人：毛泽东、董必武、李达。           

    （二）被军阀或国民党杀害的四人：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谭秋。

    （三）早年病逝的1人：王尽美。

    （四）一度投入敌人营垒，新中国成立之后做过有益工作的2人：包惠僧、刘仁静。

    （五）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的2人：陈公博、周佛海。

    （六）在长征途中，反对中央北上决定，另立“中央”，后叛党叛国的1人：张国焘

    五、对出席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不同命运的启示

    综上所述，出席中共“一大”代表走过了不同的道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 笔者认为，不管以上党的初创者的个人结局如何，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回顾这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对我们这些后来人来说，可谓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因为他们原本都是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党的创始人，为什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从他们的进退沉浮之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坚强的党性，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只有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立志于为国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奋斗，才能自觉地融入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弄潮儿。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为私利所左右，这是人生成功的根本所在。从13位“一大”代表进退沉浮的实践来看，成功者无一不是将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而沉沦和消极颓废者又无一不是以牺牲革命利益为一己荣耀而走向革命的反面的。

    （三）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胜利最终属于那些自觉肩负人民的希望，并不畏艰险和勇于攀登的人。

    （四）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知错必改，有错必纠。从13位“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来看，大凡知错改错，甚至是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相反，知错不改，或者是以感情代替理智，坚持一意孤行的，其结果往往都是自食其果，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自己的人生。追寻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道路，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落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纯粹、愈精锐了。”    

    六、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一大”召开作出突出贡献的四位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及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再认识、再评价。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历史，必然要涉及到对当时主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陈独秀曾经在大革命时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李达曾脱过党，因此，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对他们的评价有失公允，尤其是对陈独秀，总体评价曾一度偏于负面。对于李达，则没有充分肯定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及作为主要创始人的地位；对于为保障“一大”顺利召开而作出重要贡献的李达夫人王会晤的作用，也谈得不够，影视作品中还提到一些，但在在党史著作中却只字不提。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冲破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党内、理论学术界对上述人物的评价与以往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笔者认为，距离完全实事求是还有一段距离。下面对上述人物做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陈独秀（1879—1942）。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一度投入时代洪流，奋勇搏击前进，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他上承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下启五四时期的一代革命知识青年。受他启蒙、培育和影响的广大青年和进步分子，称他为“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先驱”。
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应给予充分肯定。他的主要功绩有以下几点：

    1、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是倡导者。他第一个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开展白话文运动，倡导文学革命。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2、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陈独秀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绩。

    3、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代替的。

    4、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

    5、陈独秀作为中共第一至第五届党的总书记，领导这个集体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共三大国共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他还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也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端，代表了社会良知，为后人作出了杰出的表率。

    陈独秀后期所犯的错误也不能全归咎于他，其中有共产国际的因素，有党尚处于初创时期的原因等等。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将“幼年性”作为发生陈独秀错误的原因。他指出：“这时期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

    陈独秀本人曾深陷囹圄多年，但立场坚定，不曾叛党，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桥年（同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陈延年任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都为革命而英勇献身。陈独秀的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病逝。

    （二）李大钊（1889—1927）

    李大钊系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由于李大钊是慷慨赴死于张作霖的绞刑架上的，而且他一生没有什么瑕疵，所以对他的评价没有什么争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之中，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为人敦厚，最负众望。1920年10月，他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虽然他与陈独秀相约建党，但他并没有因在中共“一大”上未被选入中央局而有怨言。“一大”结束后，他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领导北方各省的工人运动。他帮助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

    对于马林，李大钊十分尊重。最初，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多次会晤孙中山。李大钊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与孙中山携手并进，为国共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他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鼻祖，而且做得非常出色。1926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曾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从容就义于绞刑架。李大钊之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假如李大钊不死，此后不久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一职，势必会是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会在1927年之后走了那么多“左”的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