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庆典前夕，初秋的九月，天气格外晴朗，这天下午4点我和夫人秦英打开了收音机，将波段调至调频106.6兆赫，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从文化开始”节目的波段。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岳父那中气十足、高门亮嗓的侃侃而谈，不一会儿，又听到了我爸爸那略带吴侬口音、慢条斯理的娓娓道来。

    爸爸和岳父同时出现在一个广播节目里，令我们俩兴奋不已，这全赖我们的女儿卜天星从中牵线搭桥：这个节目的记者是女儿的一个朋友，是女儿给这个记者朋友讲了她爷爷和姥爷发生在她还没有出生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段故事，这个年轻的记者朋友听了以后很激动，感到这段故事虽已过去25年，但是今天听来仍然很有意义。于是决意将两位都已年逾八旬的老人请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做了一期专题节目。

2009年9月岳父秦兴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从文化开始”节目接受专题访问

    说起我的父亲卜鳌海与秦英的父亲秦兴汉，他们两人既不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也不是一个办公室里的老同事，更不是推杯换盏的酒肉朋友，在我和秦英恋爱、结婚前，他们只是两个互闻其名、互知其人的住在同一个大院（先后同住黄寺、北太平庄）里的普通邻居，直到我和秦英结婚后，他们也不过是同所有儿女亲家一样的两个儿女亲家。然而就是这一对儿女亲家，却在改革开放之初，在1984年到1986年，在他们各自的事业中，通过紧密而默契的合作，共同创造了我军出版史上的一个先例，成就了我老爸与我岳父之间的一段儿女亲家的佳话，也就是女儿讲给记者朋友的那一段故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4年3月底的一天，我在秦英家，时任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岳父大人很郑重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爸爸（时任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我近日要陪同一位美国作家去江西，准备从那里出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去采访，这位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作家要写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我们被封闭了几十年后，国门初开，这件事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新鲜事。四十多年前有斯诺突破封锁，采访红军长征当事人写就了《红星照耀中国》，现在又来了一个索尔兹伯里，也要写一本红军长征的书，外国人写长征一定有他独特的视角和不同以往的思考与见解。这时我的脑海里突发一个奇想：何不建议老爸通过岳父把这本书的中文版拿到手，由他们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我回到家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重要信息告诉了爸爸，同时也把我的突发奇想告诉了他。爸爸凭着他的职业敏感，对此事已经引起高度兴趣，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这位美国作家立志要继承斯诺的遗愿，写一本反映长征全貌的书……他已七十多岁，患有心脏病，戴着起搏器，由夫人专程陪护全程‘长征’。这使我触发了组稿意念。孩子们也直言‘把美国作家的书拿过来，由你们出中文版’。”

    话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引用岳父秦兴汉的回忆文章，来说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由他陪同索尔兹伯里采访而不是别人：

    “早在1938年，三十岁的索尔兹伯里看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就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他就提出申请到中国访问，但是由于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而未能成行……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他终于如愿踏上了新中国的国土，并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他直接向周总理提出要写一本红军长征的书，但是未得到明确的答复……1983年他的申请终于被批准，1984年他偕同夫人和好友谢伟思，来到了中国进行访问红军长征的‘长征’，这时他已经76岁了，他的夫人也已70岁了，谢伟思75岁，完全是一支老人队伍。

    “索尔兹伯里来华后，首先向外交部提出，希望军事博物馆秦兴汉陪同他一起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采访。我在1982年曾经陪同美国记者汉森走过一次长征路线，而且当时我腿部患有静脉曲张病，我就婉言谢绝了。三月底，距出发时间只有几天了，我接到了总政黄玉昆副主任的电话，问我能不能去，我不好再推辞了。

    “临行前的一天，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索尔兹伯里一行，要我参加。

出发前，岳父（左3）向杨尚昆（左2）、黄华（左1）介绍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计划

    “当我匆匆赶到时，杨尚昆同志见到我来了，就向索尔兹伯里介绍说：‘陪你访问的同志来了。’索立刻起身迎上前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可来了，很高兴，见到你太晚了，但终于来了。’当时我很奇怪，索是怎么知道我的？又为什么一再要我陪他一起走长征路？后来我才知道，索来中国前，曾向我陪同过的美国记者汉森询问访问红军长征的情况，汉森向他推荐了我。”

岳父秦兴汉（左1)曾于1982年陪同美国记者汉森（右2)重走长征路，此为他们在于都河畔

    几天后，岳父陪同索尔兹伯里一行从北京出发，踏上了他们的“长征”之路。此后，我就不断地从秦英那里听到岳父大人在长征路上的一星半点的消息：“从北京出发时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两天起飞”、“他们上井冈山了”、“他们到达红都瑞金了”、“他们已经从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出发了”、“他们已经跨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了”、“他们骑着马到了一个当年红军激战敌军的战场”、“他们为了探访金沙江皎平渡，徒步登山七个半小时”、“索在会理县城为红军干杯”、“索尔兹伯里心脏病复发入院治疗”、“在过雪山时，他们车队中的一辆车着火了”、“他们通过腊子口了”、“他们到达延安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到达吴起镇时岳父与索尔兹伯里合影

    这期间，还有一条重要信息从北京传给了当时身在井冈山的岳父：4月5日，他的大女儿、秦英的姐姐秦秀春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岳父大人在“长征”期间荣升为姥爷了。直到两个月后的六月初，岳父他们一行终于结束了“长征”之旅，从西安回到了北京，也终于看到了他的已经两个月大的外孙子。

    至于爸爸在这段时间里是如何策划、运作向索尔兹伯里“约稿”之事，我也是在读他的回忆文章时才略知一二的：“我刻意筹划，主要是征求军博馆长秦兴汉的意见。他是受中央领导委派陪同索尔兹伯里‘长征’的中方代表，又是文史方面的专家，并有外事工作经验。他对我的想法很有兴趣，表示支持，但事关中美文化交流，需在陪同采访过程中了解有关情况后，再见机行事，一定尽力谈成。6月12日，秦陪同索结束长征采访之旅，从西安回到北京。秦给我讲了很多情况……我们二人下决心向索尔兹伯里发起约稿‘攻势’。”

    在得到出版社领导同意后，爸爸就和岳父一起极为默契地进行了一次向索尔兹伯里约稿的行动。在索离京回国的这一天，他们一同前往机场为索送行，在机场由岳父介绍爸爸同索见面，岳父告诉索：这是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编辑，听说你要写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特地过来将他们出版的全套《星火燎原》赠送给你，这是一部最具权威的反映红军长征和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军事纪实历史文学丛书。索紧握爸爸的手，连声说谢谢。爸爸称赞索：你能够以74岁高龄，继承斯诺遗愿，决心写关于红军长征的书，我们非常赞赏，这套书将对你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参考。索很高兴，再次表示感谢。这时，爸爸见现场气氛融洽，就进一步向索提出：“在你认为方便的情况下，解放军出版社愿意为你的‘长征’新作提供出版中文版的最好条件。”听闻此言，“索睁大了双眼，看着身旁的外事官员，外事官员稍作思考说，关于出书的问题，由外交部研究决定。这时，事先已与我完全达成默契的秦兴汉紧接着外事官员的话说，书的中文翻译就请外交部的同志担任吧。外交部官员当场表示同意。很快，约请索尔兹伯里写‘长征’一事就获得了外交部和总政宣传部的同意。”（注：爸爸的回忆文章）

    索后来再次访问中国，会见爸爸和岳父时曾说：《星火燎原》是他“快离开中国时，得到的最好的礼物。”“回到美国就请人看了，其中第三卷是专写长征的，为此我请人把其中的一些文字译了出来，作为我写书的参考。”应该说，爸爸和岳父在机场送行时，默契的一唱一和，是向索尔兹伯里约稿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1984年10月索尔兹伯里已完成十二章的书稿，并准备再次到中国访问，爸爸从外交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建议岳父在接待索时，安排一次会见星火燎原编辑部成员，岳父说已经向黄华同志谈过此事。爸爸在当年的工作手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为这次接见，秦做了大量工作。”二老在工作中的不谋而合，令我由衷地佩服。因为岳父的大量工作，直接促成了索尔兹伯里会见星火燎原编辑部成员。这次会见对于双方今后的顺利合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成为解放军出版社成功进行对外文化联络的例证。

    正在爸爸全力投入中文版编辑工作的紧张时刻，又发生了一段意料之外的小插曲。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写就的红军长征的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与此同时，解放军出版社也准备好了对外发出此书的征订单。12月，爸爸听说《参考消息》编辑部正在突击翻译全书并对外发出征订，他迅速将此事报告社领导并建议以出版社名义给杨尚昆同志写报告，建议仍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此书为好。事情迫在眉睫，社领导同意后，爸爸很快将报告起草完毕。但是如何将报告以最快速度送达杨尚昆同志那里呢？这时爸爸又找到了岳父，时刻关注此书出版进度的岳父，早已了解并和爸爸讨论过此事，拿到报告后，立刻想方设法，通过最畅通的渠道将报告送达杨尚昆同志处。而此后的几天，新华社为争取出版此书的报告也送到了那里，杨的批示是：解放军出版社负责此书的对外出版，新华社出版“内部版”。

    以上仅仅是在这本书长达两年的出版过程中，爸爸和岳父紧密合作的几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