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政治逻辑和话语系统中,人民军队忠于党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价值判断和行动要求,并且已经融入这支军队的精神血脉。
既然如此为什么仍然反复强调,并且上升到意识形态重大命题的高度?除了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原本就是个有始无终的运动,很重要的是开放社会价值多元,不同思想观点无时不处于碰撞和交锋过程中,有争论就会引来疑惑乃至困惑,倘若不能释疑解惑,就会影响到一些人的认知和行为。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是阐明其间的内生逻辑,做到以理服人。
当今世界存在不同性质的军队:党领导的军队、国家的军队、雇佣军、护教军……。由于前二者之外的武装集团要么不具有普遍性,要么与政党和政权脱离而失去讨论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里我们将分析问题的重点放到前二者。之所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在于有比较才有鉴别,不同政治基础与逻辑系统比照才会产生更强说服力。
简单区别,党的军队与国家的军队分别奠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政治制度之上。只是从政权结构看问题,即可弄清差异形成的逻辑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其他政党为参政党不享有执政权。既然一党执政,就意味着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和发展,那么军队必定接受党的领导。比如,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三者之间只有党是实施主体,故而军队只能由党来领导,而接受党领导意味着同时履行了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特点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军队不可能直接隶属于某个政党。当然,西方军队本质上不会超脱于政党政治,因为两党或多党进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博弈,他们之间只存在执政理念的差异,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尤其由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更能证明这一特点。
忠于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军队实现最大价值的根本途径。人民是道义的基础和根本,政治集团与军事集团只有把人民高高举过头顶,才敢言更大意义和价值。中国共产党不管举的旗帜还是确立的核心价值,都是通过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来实现执政。既然在我们国家唯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军队也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忠于国家和人民,进而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这其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
西方政党、国家、人民、军队之间不构成这样的逻辑关系,其军队实现自身价值遵循了另一套逻辑。西方政党要获得执政权就必须赢得更多选票,也就是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美国总统大选以选举人票来体现),这是否意味着掌握执政权的政党由此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表面看来是这样,但稍加分析便发现无法得出这样的结果。
因为参加竞选的不仅有政党,还有独立候选人,一旦独立候选人获胜掌握执政权,意味着政党阶段性边缘,这时显然不能说总统或首相一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便不考虑这种特殊情况,只是讲政党竞选也同样不是展开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整个竞选过程都把着眼点和着重点放在满足民众阶段性诉求上,也只有关注现实利益才能赢得更多支持,现实利益虽然与根本利益有关联和交叉但决不等同。
延伸开来,西方政治学视野里的政党政治是指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政党进行博弈,没有哪个政党敢于声称自己政治上更先进,政治领导人更高尚,更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所说,“政党没有谁比谁更高尚,大家博的是执政能力。”再加上西方政党、政客和军队之间设定了明确的边界,甚至要求“军队要与政府拉开距离,以保持自己的高尚性”。这种情况下自然要求军队忠于国家和天职而不会要求忠于政党和政客。
忠于党,是无产阶级军队获得精神力量与激发战斗精神的不二选择。任何政治集团与军事集团都需要一种或多种精神力量来源,以激发战斗精神凝结战斗力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军队,精神力量主要来源于政治、宗教、职业精神(核心价值)几个方面。我军精神力量来源既不借助宗教,也不过多依靠职业精神,根本是靠中国共产党长期进行的政治灌注,由此形成忠于党的政治信仰。这一独特性决定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在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方面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因为人文传统的差异还区别开我军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俄罗斯军队是苏联红军衣钵继承者,苏共脱离苏联红军后,俄罗斯军队迅速恢复宗教信仰,其精神力量来源便不再直接生成于政党政治灌注,而是生成于职业精神和宗教信仰,当下俄军官兵基本拥有宗教信仰。
上述分析基础上还需要提及一个深层次逻辑关系,这就是我军履行党赋予的使命已经确立起领导关系和职能履行方式,为什么还要强调忠诚于党?因为精神大厦存在特定结构,最不可或缺的是承载精神元素的偶像,正如佛教所讲的,“经律论三藏,佛法僧三宝”,有了佛才拥有参拜对象,进而形成信仰。马克思主义政党打破了宗教信仰,建构起政治信仰,既然是信仰就必须满足基本条件,也就是为追随者提供精神牵引,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也包括党的组织。
忠于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和安全保证。走在大国道路上的中国,“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其中挑战之一便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规律表明,世界大国特别是领袖性大国,必须拥有与国家利益相匹配的军事能力,即国家利益走到哪里,维护利益的力量也应当辐射和投送到哪里。与此同时,既然参与世界规则制订,就必须拥有维护规则的能力,这包括政治和经济能力,还要有军事能力。因为这反映着大国的责任担当,影响着大国的信誉。比如,我们戮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依靠强大的维护安全的力量作支撑。除此之外,后发大国注定受先发大国或霸权国家的遏制与打压,要避免被扼杀于摇篮中,就必须拥有抗拒威胁也就是止战能力。很显然,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军事能力,而要建设一支国际层级的强大军队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中国大国道路需要强大军队,军队走向强大需要党强有力的领导,这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到这里需要补充强调一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与人文创造都要经过历史沉淀,以萃取精华支撑前行。自从中国共产党建设起这支人民军队,期间已经和正在履行着“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历史使命。毛泽东主导政治建军,将其化作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突出特质。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有异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过程中进行了几次军队精减整编和一定程度的体制编制调整,但“党指挥枪”的政治制度从未动摇过。习近平主导的强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中国化,已经展现出来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军队改革,可以说这次改革之广泛之深刻远非新中国成立后所有体制编制调整所比拟,但在政治制度上依然坚持了毛泽东的创造,这说明党的领导与忠于党是军队建设之本和精神力量之源,不能动也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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