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红军时期曾发生过一件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起到重要作用的故事。让我们从86年前的1935年遵义会议后讲起。

    4月下旬，红军一方面军从贵州西南的盘县、兴义之间西进到云南境内，由于龙云的六个旅被蒋介石东调到贵州西北的毕节、黔西去解贵阳之围，造成沾益至昆明一线空虚。而沾益、曲靖、马龙地区属平原，无坚固据点，只有敌少数民团守城。所以，在兵力、地形上，对我军西进有利。我军沿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攻占了沾益、马龙等城，迅速通过了滇黔公路，向昆明以北的嵩明、禄功一线西进，按中革军委指示，侦察北渡金沙江的渡口，计划北进与四川的红军四方面军汇合。

    云南的曲靖，当时老百姓叫曲靖坝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村民稠密，同贵州的山多、穷乡僻壤形成鲜明对照。这里高原虽然是农历三月时节，但大地仍显干燥，不像贵州山区那样阴雨连绵。红军到了云南平川地带以后，可把部队的司务长、炊事班的同志们乐坏了，因为从地主、富农家里征集来的粮食，是现成的熟米，放到锅里用少许的水一煮，就熟饭（用这种熟米熬不出稀饭，因为米煮不烂，米汤不粘）；把腊肉蒸（煮）熟后，给每人切一块就是菜，既好吃又省事。在云南这段时间，是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生活最好的时期，部队体力得到很大恢复，虽然经常急行军，减员却不多。中革军委作战局指导员康克清同志，对此编了一首打油诗：

曲靖熟大米，
宣威火腿香，
吃了蛮有劲，
拼命打老蒋。

    当时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云南省略图，地点路线又很不准确，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这时，中革军委指示各部队应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小比例尺地图和向当地群众调查，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具体地点。

    4月28日，部队在曲靖以西约8公里的平原村庄隐蔽，待吃过午饭，躲过敌人从贵阳起飞的飞机轰炸的时刻，于下午4时左右出发。当日，负责打前站的是中革军委作战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和管理科长刘金定同志，他们带一支先遣分队——侦察通信队，向昆明的公路行进。大约走了1小时左右，他们同时发现西南方向升起一道飞扬的烟尘，滚滚扑面而来。目标越来越大，大约距分队尖兵班五六百米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汽车来了，是敌人的汽车!”瞬间，吕黎平、刘金定和侦察队长陈育才同志，不约而同地发出“向左侧沟里卧倒，瞄准汽车准备射击!”因为当时正刮南风，灰尘往北吹去，从公路左侧沟里有利于瞄准射击。当汽车抵近60米左右时，埋伏红军的排子枪子弹嗖嗖飞向敌汽车车轮，敌人的汽车轮胎被击中，漏气既不能向前，也倒退不了，便刹车停住了。红军小分队们立即冲向车前，命令驾驶室里的两个敌人：“举起双手来!”他们高举两只手，哀求道：“请饶命!我们投降!”刘金定同志立即把那个军官的一支左轮手枪和子弹带收缴过来，吕黎平同志冲进驾驶座位，把横放在座垫上的一支步枪拿出来，交给了侦察通信队的排长。把两个俘虏的武器收缴后，刘金定同志要侦察班把他俩带到路旁边看管起来，然后同吕黎平同志、陈育才同志商定：刘领几名侦察员审讯那个军官和汽车兵，吕黎平同志负责搜查收缴汽车上的物品，陈回去向刘伯承总参谋长报告情况。为了从俘虏口中得到情报，建议中革军委纵队在这里路旁村庄宿营，以确定行进路线。

    按照三人商定的意见，吕黎平领一个侦察班掀开汽车后面的苫布，跳上车厢里检査，没有发现武器弹药，但有两个大皮包和若干包装很好的小木头箱子。先打开一个皮包，翻开一看：地图，云南省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吕黎平见状在车厢里大声喊！顿时，车上车下的同志们都兴高采烈地齐声说：“这下我们可以知道渡江的地点了。”当我们用汽车工具箱里的钳子、铆头撬开一个木箱时，啊!全是小玻璃瓶子，里面装的是云南白药。从说明书看，这是医治跌打损伤特别是止血的特效药品。大家又是一番议论。真是两件宝呀!我们正需要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敌人就送货上门，真可谓是“雪里送炭”!我们很快就把这两种“珍品”从汽车上卸了下来，放在路旁，改成能挑运走的轻便担子。

    刘金定同志审问那个军官，得到的口供是：薛岳到了贵阳，奉蒋介石之命，要率部向云南追剿我军，但没有云南省的详图，也缺乏医治伤兵的药品，于是就向龙云写了一封信，派其副官乘车前往昆明，请求支援。龙云看了薛岳的求援信，批给他云南省十万分之一地图若干份，白药若干箱。这个军官就是薛岳的副官，他在昆明吃过午饭，乘车返回贵阳途中，不料遭我军射击，汽车轮胎跑气，当了俘虏。那个副官说：“在昆明没有听到红军已沿滇黔公路西进的消息，听到向汽车射击的枪声后，才知道是进入了埋伏圈，已无法逃脱。幸运的是，汽车驾驶室前的玻璃虽遭子弹击碎，但人没有中弹负伤，而且蒙红军积德，免除一死，盖红军宽大恩情也。”

    后来，作战局作战科的几个参谋，在行军途中谈及这件事情时，大伙凑了一首打油诗：

曲靖公路上，
巧获两件宝；
地图辨方向，
白药治伤号。
渡江走捷径，
龙云有“功劳”，
西去崎岖道，
汽车不要了。

    当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中革军委首长，同总司令部直属单位来到附近村庄，同意在此宿营。按照打前站同志划定的区域，各单位依次进住民房。

    毛、朱、周、刘首长进屋以后，吕黎平和刘金定二位同志立即向首长汇报缴获汽车、审讯俘虏口供，以及获得的云南地图、白药等情况。毛主席听了特别高兴，风趣地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当然，你们两位带领侦察通信队发现这一突然情况后，机断行事，处置得当，使这辆汽车没有跑掉，既缴获了地图、白药，又活捉了军官，打得很漂亮。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果比在战场上缴获武器更重要，可谓巧获呀!对薛岳的那个副官，侦察科要再详细审问，从中了解敌人的底细，汽车兵知道情况不多，如果没有什么“油水”，就可以释放他走了。”吕、刘二位同志把毛主席的指示，及时向侦察科做了传达。

    吃过晚饭以后，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汇集在作战科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周副主席先让当天值班的孔石泉、王辉两个参谋汇报了当晚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能到达的具体地点，接着要第二局曾希圣局长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与判断，最后指示吕黎平对照刚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把中革军委纵队与第一、三军团从所在地到金沙江最近的龙街、绞平、洪门3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200公里，最远为230公里），用红铅笔描画出来。毛主席听了上述三个汇报后，请刘、朱、周首长谈谈如何部署兵力，怎样迅速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的意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各自的看法。这时，已是深夜11点了，毛主席最后综合了到会同志的意见，讲了三条：

    一是，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先锋，离我后卫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行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是，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原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要以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是，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红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两三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如果大家同意这一作战方针，我提议具体的兵力部署如下：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地出发，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革军委纵队，提议由刘伯承同志率领，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绞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50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我们在5月3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绞平、洪门三个渡口是上策，万一敌人先我烧船，能占领其中的一个到两个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以前烧毁或撤到北岸。因此，要不怕疲劳，务必限定在4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五军团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的轻装营，进至嵩明以南的杨林附近佯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产生错觉，以为我军要攻占昆明城，其主力随军委纵队之后，向西北的金沙江方向跟进。为了阻滞敌人的尾追，不免要受一些损失，但为了全军北进的利益，这是必不可免的牺牲，应从政治思想上向该军解释清楚。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

    毛主席的上述作战方针和渡江决心，为到会同志一致称赞，表示完全同意。

    孔石泉、王辉两同志，按照毛主席口述的记录，立即拟写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作战部署与指示的电文。当发给各军团的这一万万火急电报送请周恩来副主席审阅签发时，已经是鸡鸣报晓的时辰——4月29日了。

    这就是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的电文由来。这一指示的详细内容，《星火燎原》杂志1983年特刊总第15期曾刊载。

    1935年5月1日，毛主席和其他军委首长到达小仓街以后，再次发出了红一军团火速抢占龙街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刘伯承、宋任穷同志率领干部团一个营加工兵二十九分队抢占绞平渡的指示。但当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达龙街渡口时，渡船刚被敌人烧毁。加上那里江面宽，缺乏架设渡桥的器材，又易受敌机的骚扰，无法渡江；三军团进占洪门渡口后，虽然缴获了两支小船，但每次只能渡10余人，仅北渡了一个团，拖的时间很长，而江水流速又太急，也无法架设渡桥。只有刘伯承、宋任穷同志带领的干部团，于5月3日凌晨抵达江边，缴获了两只木船，偷渡到北岸成功，并消灭了四川军阀一个连的守敌，完全控制了绞平渡的南北岸。尔后，又在上下游寻找搜获了5只木船。这7只木船，大的能乘30余人，小的只能乘10余人，每次能渡150余人。经计算，昼夜不停摆渡，全军需要5天才能渡完。如不能紧密衔接，则需要的时间更长。而左右两纵队距绞平渡口有两天以上的行程，怎么办呢？只有加重五军团的后卫掩护任务。为了保证主力红军能渡到北岸，毛主席派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到五军团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向江边前进，以赢得6天的时间，给主力红军渡江。

    当时蒋介石在贵阳，从飞机的侦察报告中，得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绞平渡，他心慌意乱，气急败坏，没有预料我军如此神速，其尾追部队被甩得老远。蒋介石急忙飞抵昆明，坐镇指挥，调整部署，妄图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迫我背水作战，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把红军“围剿”于金沙江以南的深山峡谷地带。他除了要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火速前进，天天派飞机轰炸外，于5月3日，急令已经到达团街附近的万耀煌第十三师，全力向绞平渡口尾追我军，保持火力接触，不让我军摆脱，以利周、吴两纵队迅速向该师方向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