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东梅，女，汉族，1972年出生于上海市徐汇区，身材高挑清瘦。母亲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父亲是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

    1979年，我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开始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的外公毛主席已去世三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李敏仍是在哀伤和忧郁中度过的。妈妈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看望她的人也为数不多。

    大概是冬天，有一位客人穿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妈妈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而这位客人嗓门高、语速快。她的年纪、个头都与妈妈相仿。这位阿姨是……且慢！妈妈解释说：“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我愕然。“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这就是王海容。

    海容不谈自己的过去。有人发现我对海容的经历竟一无所知时，惊讶地说，没看过你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里面十次有九次都有王海容！

    世纪之交，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打开中美关系那段历史逐渐产生兴趣。由此发现：从外公与斯诺谈话，秘迎基辛格，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重大外交活动，海容都参与其中。但是，在回忆录、传记和纪实作品中，在电视、报纸和广播采访中，在2001年纪念“乒乓外交”30周年和2002年纪念“破冰之旅”30周年的活动中，为什么都没有海容的声音呢？

    2004年，海容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又一次来我家做客，还是那身蓝色便服，白衬衫领口的扣子总是系着；一副白边眼镜，梳三七分短发，一双布鞋，一切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唯一的变化，就是头上的短发全部花白了。海容老了。

    “说说您的故事吧，海容姐姐，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我恳求道。“我有什么好写的？”海容淡淡地回答。

    我劝海容姐姐该给后世留下自己所知的真相，海容若有所思，最终说：“你写你的。我不写。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于是才有了您面前这本书。它还远不能写出海容经历过的极其丰富的外交活动，只是对一些她参与的重大事件做了粗线条的勾勒，以展示那段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的日子。

    海伢子的童年

    1938年，海容出生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当时，王季范先生是长沙名校长郡中学的校长。不久，日军轰炸长沙，海容被妈妈带着到湘乡外公家避难。那里名叫新屋嘴湾，离海容祖父家的王家老屋也不远，翻过山就是我外公的故乡韶山。

    海容的父亲是王季范先生的独子王德恒烈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支持石三伢子的九哥得知表弟已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于是派儿子前往延安，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抗日尽一份力量。王德恒由外公的弟弟毛泽民介绍入党，在抗大完成学业后，被派回老家湖南，准备做地下工作。

    1941年，他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坐渡船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追捕。王德恒水性很好，本想跳船逃生，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当年海容3岁，弟弟王起华1岁，这对姐弟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记忆。

    父亲牺牲后，母亲独力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是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的。

    海容的名字是她祖父王季范起的。有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的两句名言。祖父希望她做个有大气量的人。不过经常有人将其写成“海蓉”，不知这是不是出于把“中南海”与湖南古称“芙蓉国”放在一起的联想？只是这与本义相去甚远。海容对此实在有些无可奈何。

    童年的海容被人们称为海伢子。她在外公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

    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主席。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要了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那次，年轻漂亮的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过客人。海伢子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不过后来海容听说，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好再叫了。想来也是，当年江青不到40岁，叫“奶奶”着实显得老气了些，更何况还是排行第三呐。于是，如何称呼江青，对于海伢子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大多数情况是含糊过去算了。好在那时江青经常外出养病，不怎么在家。后来，海容工作了。见到江青的时候，就和大家一样，称她江青同志。

    此后，每每想起这次见面，海容都会觉得当年的海伢子是那么的好笑。 

    “王波”的徒工生涯

    1958年海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走上了从学校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学校的人生之路，指路人就是我的外公毛主席。

    海容在北京化工厂当了三年学徒。当时每月工资18元，中午饭和晚饭发饭票，每天一杯牛奶。化工厂废弃物会影响人的健康，所以工厂发了口罩、帽子、工作服，还有一双胶鞋，中午饭是鱼、鸭、鸡、肉，晚饭也还是鱼、鸭、鸡、肉。别看吃的不错，工作着实累人，晚上经常加班，支援别的车间。几十斤重的蒸馏水瓶，海容一个人在半夜里搬上搬下。厂子是边建边生产，工人们三九寒冬也住在未完工的车间里，夜里刺骨寒冷。不过，海容至今觉得这对自己是个极大的锻炼，工厂生活让她学会了独立应对许多事情。

    三年徒工生活，让海容写出了一篇文章，那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的《我的经验》。通过辗转寻找，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在首页目录中，海容的文章标题用黑体标出，登在第28页。翻开文章，标题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首先是四个大字——“我的经验”；旁边是四个小字——“徒工王波”。

    那么，海容为什么还有“王波”这样一个名字？“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的笔体又为什么与外公的“毛体”如此相似呢？

    原来，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为了给广大徒工和学生释疑解惑，《中国青年》准备刊登有关稿件。这份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刊物曾请海容当通讯员，不过她没答应。海容喜欢自由，通讯员则需要定期交稿。

    当过徒工的海容，对徒工生活有一些体会和感受，此事很对她的心思，于是写出了《我的经验》初稿，并给时任外公秘书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写了一封信，托叶子龙转交外公修改。

    两个半月后的10月17日，外公在来信上批示：“找王海容今天下午3时15分来这里一谈。”那天，海容骑车来到中南海，与外公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外公对海容在工厂的表现是满意的，他高兴地看到：当年天真地向自己要苹果和篮球的海伢子，已成长为光荣的劳动者。因此，外公仔细修改了稿子，还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并且专门写了编者按。

    为什么不署海容的本名呢？原来，外公对海容说：“要是别人知道是我给你写的编者按，别人找你怎么办啊？”海容从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她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外公想了想，说：“那你就写徒工王波吧，波浪的波。”

    又过了一个半月，1960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经外公修改过的这篇文章。“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八个字都是外公亲笔写的。因为文章的读者是青年，所以写的是比较工整的行书，而非龙飞凤舞的“毛体”草书。

    与外公的谈话

    《我的经验》发表不久，在外公的建议下，海容重新选择了上学。她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和外语系学习期间，与外公就教育问题做过几次长谈。海容记得，其中有一次她向外公反映过：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爱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

    外公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海容说：读过。外公又问她喜欢《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得到的回答是——“我哪一个也不喜欢”。

    外公是喜欢看《红楼梦》的。他开导海容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是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外公还问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海容不解地说：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外公不以为然地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