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在毛主席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118厅期间，我们随卫主席的二十几名警卫战士，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在主席的房间周围安排了六个哨位。在原有的三个哨位保持不变外，又增加了地下通道口，湖南厅东侧两个哨位，晚上还在万人大会堂主席台的南侧加一个哨位，比平时增加了近一倍的岗哨,基本上形成了双层岗哨，哨位间距保持在十米以内的距离，各哨兵之间，即能互相听到正常的说话声，有的还能互相看到，可谓是密不透风，戒备森严。当然,当时主席转移的地点和哨位的布局更重要的是严格保密和有利于有特殊情况时安全转移。

    为了熟悉转移的地形和布置哨位，中队领导带领我们来到一个过去从来没有来过的地下通道。地下通道高两米半、宽三米左右，我们沿着地下通道走到接近地铁站的位置。随后，还把毛主席乘坐的保险吉斯车也调来，停放在地下通道里备用。

    在118厅警卫区，不仅哨位作了精心的安排，而且武器装备也由之前的扎手枪改用带自动步枪站哨。

    当我们走到地下通道时，中队领导确定在这里新增加一个哨位，并当即命令第一班哨兵装上实弹夹并将子弹推上了膛，关闭保险。随后，其它有些哨位也都上了实弹夹。

    领导明确规定：凡未经允许私自硬闯118厅警卫区的，无论是乘车还是步行，无论他的职务多高，编造出任何理由，在规定距离连喊三声“站住”无效，既视为硬闯毛主席住所，哨兵不用请示，立即开枪将其击毙，务必消灭在警卫区以外。这是一道绝无仅有的特级命令。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普通工作人员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凡是没有经过主席和总理同意而硬往里闯的，都可以不经请示，按照敌人对待，予以当场击毙。这恐怕是负责毛主席警卫的一中队组建以来，接到的最严厉、最绝对的命令。

    在当班哨兵子弹上膛的一瞬间，我看到哨兵的手都发抖了。

    因为，领导平时要求我们在哨位上遇到特殊情况，先用拳术或刺刀对付敌人，没有命令和特殊情况是决不允许开枪的，甚至在哨位上枪内不准上实弹夹，更没有在哨位上子弹上过膛。现在突然命令子弹上膛，我们明白要对付的不是一般的敌人，有的是冲过了几道岗哨，可谓是凶残至极的敌对分子；有的是有相当地位的显赫人物；当被逼无奈扣动板机的时候，任何人的心里都会颤抖，所以，难免心情紧张。

    由于我们处在保卫毛主席的最后一道岗哨，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确实很少。像“文革”中，红卫兵冲击中南海等等，这些问题全部由外围哨兵处理了，我们只是听听领导的通报而已，根本就接触不到。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多数是中央政治局领导和主席会见的国内外贵宾。现在枪口所指的又是谁呢……我们深深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责任的重大。

    这时候在哨位上，我的脑子里始终想的是过去口头上说说而已的各种突发情况的处理方案、甚至连问话的方式、举枪的动作、联系的方法都不知道在脑海里翻腾了多少遍。深感一举一动之责任重大，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有几天我在主席窗前的哨位上，我紧张的心情真想把自动步枪端起来，遇事好迅速的处理。但是，“内紧外松”的警卫规定不允许我这么做，真要是我把枪端起来，给人以如临大敌的样子，肯定会引起街上欢庆国庆节的人群的注意，并引起人们的猜测，甚至泄漏秘密。所以，只好在表面上像平时一样，做到内紧外松，持枪站在那里，而心里却想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在林彪事件最危险的阶段过去后，主席回到了中南海。我们虽然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正规了，但是从思想上的紧张心情并没有多少削减，站哨时带三百发步枪子弹和四颗手榴弹还嫌少，总怕遇到情况不够用的。特别是听了关于9·13事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有关文件传达以后，干部战士对于林彪一伙谋杀毛主席的手段仍然心有余悸，这种心理使我终身难忘。

    这期间，为了确保警卫力量均衡，我所在的15分队的宿舍由游泳池北搬到了游泳池西，形成了游泳池北侧和西侧各两个分队的掎角之势。

    为了防止林彪的死党到中南海闹事，我们还在宝光门修建了掩体，安排部分干部战士住在宝光门附近昼夜值班。在通往游泳池的公路上设置了三道障碍，一道是钉子板，连起来有公路那么宽；一道是挂在公路两侧树上的铁链子；第三道不知是谁找到的一个石磙子，放在公路西侧的高岗上。这三道路障，在接到报警有车冲击中南海的大门时，抢在冲击中南海的车辆到来之前，哨兵或值班人员可以一边报警，一边把钉子板铺在公路上，铁链子挂在树上，将石磙子滚到路中间，减缓车辆冲进游泳池毛主席住地的速度，为警卫部队进入战斗阵地赢得时间。办法虽然土一些，但十分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