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新中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从治国理政的大局出发，将人民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人民在经济发展中持续受益，真正实现了翻身做主人的历史转变。据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均国民收入为66元，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时，人均国民收入为102元，增长率为六十二点五。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时，国民收入总额已经比1949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点九，农业增加值达百分之八点二，工业增加值达百分之二十七点一，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

    在文化上，新中国发展了人民的教育文化事业。《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民性，强调了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949年12月23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该次会议提出了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确保了广大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在全国各地，党相继创办了冬学班、识字班、农民业余学校等，扫盲运动得到大力推广。在毛泽东人民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迅速发展。据统计，至1957年，全国已建成小学54.73万所，在校学生6428.3万人；建成初中0.89万所，在校学生90.43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六十一点七。毛泽东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初心，也展现了其治国理政的价值旨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做到人民至上，这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

    （二）对敌人实行专政，维护国家人民安全

    对敌人实行专政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历史任务。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国家对内职能的视角出发，毛泽东认为，对敌人实行专政，“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负隅顽抗对新生政权产生了重大威胁，土匪特务的大量存在影响了新生政权的稳定，部分边境分裂势力的伺机作乱也对新生政权产生了困扰。为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要对敌人实行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从国家对外职能的视角出发，毛泽东认为，对敌人实行专政，“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严峻微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施加了种种压力，他们在政治上打压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军事上侵略中国。基于上述原因，新中国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以专政的形式维护国家安全。对敌人实行专政也是维护人民安全的必要措施。人民民主专政，涵盖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双重维度。对敌人实行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有效保障，也只有对敌人实行了专政，才能真正确保对人民实行民主。

    对此，毛泽东从治国理政的大局出发，于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这一果断坚决的表态反映了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清醒认知。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在实践基础上又进一步感悟到对敌人实行专政以维护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的必要性，如果不坚持，就“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在经历七年多的治国理政之后，毛泽东又于1957年2月27日对该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其中明确谈到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同时，毛泽东还将对人民实行民主与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深刻认识到二者的辩证关系，指出“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彰显了其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的大智慧。

    三、治国理政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坚持既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又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历史、人民和时代的必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强有力的领导，并结合国家中心任务和党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为新时代发挥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坚持党的领导源于党的优秀本质和人民的根本需要

    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党的事业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形势，坚持党对新生国家的领导权，发挥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是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根本准则。坚持党的领导，源于党自身的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本领过硬，能力过强。在经过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遏制通货膨胀、统一财政经济等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后，毛泽东坚信“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进行了高度肯定。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自信地谈道：“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在经过整风整党等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运动后，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得到了有效保证，凝聚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基于此，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式上再次指出：“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源于人民的根本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清晰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价值旨归，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才能获得自由和权利。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各项事业进展顺利，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得到有效巩固。1955年7月31日，在就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人民群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摆脱旧社会的压迫和剥削，才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新时代，党的一切工作仍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带领广大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也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二）坚持党的领导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角色地位、中心任务、工作环境较之战争时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伟大使命对全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需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少数党员骄傲自大、贪图享乐等思想上“滑坡”现象的存在，迫切要求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为此，毛泽东从治国理政的大局出发，从党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考虑，对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1950年5月1日，党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此次整风运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步骤，先在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开展，再在一般党员干部中进行，意在克服党组织中存在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在整风运动基础上，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作出在全党开展整党的指示：“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实验。”此后，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整党运动正式开始。在整党运动的准备阶段，主要任务是训练整党工作干部、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整党运动试点。在整党运动的组织整顿阶段，主要是登记党员，要求按照标准提高和改造党员；鉴定审查，要求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处理，要求在审查基础上对不合格党员作出组织处理。1951年底和1952年初，中共中央又相继作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决定。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文件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的现象。”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出现的部分腐化变质现象，毛泽东思想警觉、行动迅速地实施了管党治党的措施，并取得了重要成果。“结合‘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本质、划清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的阶级教育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理论。”“三反”“五反”运动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品格、打退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进攻具有积极作用，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也给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要想取得治国理政的新的伟大成就，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目前，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已成为“四个全面”总体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勇于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堡垒，是总结党历史发展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紧迫任务。

    四、治国理政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坚持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又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重要历史关头，破除封建主义旧思想，扫除资本主义邪思想，牢牢坚持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认真学习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需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顺利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转变作出了诸多努力。但由于部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领导水准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足，致使党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上出现了一些误差。1950年6月4日，毛泽东在《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一文中指出，正是由于党的部分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没有吃透，导致“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上述工作失误一定程度上给党的治国理政增加了阻力和困难。为解决该问题，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很大努力，并多次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195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严肃指出：“我们党已有五百几十万党员，对于这些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认真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能力，是一个极端重大的任务。”此后，各地相继开展了党员干部及工农积极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部分地区还建立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轮训学习制度，要求“抽调县级主要干部进行理论学习，各省市党校以三个月至半年为一期进行轮训”，切实夯实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为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作出了理论准备。1953年1月29日，毛泽东签批了关于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决定，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到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据统计，“自1949年到1952年底，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中译本共出版33种，合计3137000册。”上述著作的出版，对于促进党员干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解决问题、及时应对治国理政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强调：“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了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反对主观主义错误对于新中国革命建设的重大意义。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途径，毛泽东也作出了具体指导。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学习路径的不断开拓，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守人民立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思想、人民民主思想、文化建设思想、社会建设思想、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世界历史思想以及政党建设思想的多个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从而使党能够“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需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水平，直接影响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际效果。深入学习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强化党治国理政能力的有效措施。毛泽东向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还在我党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曾讲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再次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清楚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必要性，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唯心历史观，提醒广大党员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避免纸上谈兵。

    在新中国具体的革命建设中，毛泽东更是十分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以提升治国理政的效能。针对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情况，毛泽东积极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力求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来观照当时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同时，他还指出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普遍真理，学习的根本目的是要着眼于其在中国国情下的具体运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毛泽东坚持学习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党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基本方向，因而使党的理论水平有了重要的提高。”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思想，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行动指南。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发生变化，因此，将马克思主义适时地、灵活地运用到新时代治国理政当中，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必要之举。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当前，深入探究这些宝贵经验，始终确保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治国理政的原则底线，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

    （本文选自《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