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安徽金寨020年8月26日电（宣自梅）中共鄂豫皖省委会议旧址位于金寨县关庙乡大埠口村陈氏祠。陈氏祠原名“三义祠”（取义陈氏三兄弟合建祠），后按原始面貌修复，更名为“大埠口陈氏宗祠”。现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六安市文物保护单位”。

    1933年9月2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大埠口陈氏祠召开省委紧急会议。省委根据皖西北革命根据地沦陷，敌军主力移到皖西北地区，鄂东北之敌减至5个师等情况，强调克服“左”倾错误思想，决定乘着敌人兵力布局空虚，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并进行整编，红二十八师继续留在皖西北地区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出席会议的有吴焕先、戴季礼、徐海东、高敬亭、郭述申、成仿吾等。

    大埠口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上，首先，省委对敌情和形势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头脑中“左”倾思想开始降温；其次，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红25军又一次进行整编，保存了红25军的战斗力；第三，正确地判断了敌情，决定乘敌兵力布局空虚，率红25军主力返回鄂东北，按照程子华带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率领红25军北上长征，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也成就了红25军后来的辉煌。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长征后，皖西北中心区的金寨地区革命形势日趋严重，生死存亡关头，皖西北道委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皖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让革命的理想和斗争继续在大别山闪耀。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理念、百折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更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

    经典故事

    大埠口，是金寨西部典型的山区，山林多田地少，是史河发源地的牛山河流经的一个重要山区小集镇，两面均是高山峡谷。当时是丁家埠、南溪、关庙、斑竹园等豫东南及皖西北苏区红军和党组织经常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往来于皖西和鄂东北的必经点之一，是当时通往河南商城的一条主要大道，向西可达湖北麻城。因此，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保留下来的红色苏区核心就在它背后的胭脂、墨园，还有蔡家畈红军医院。

    早在1924年就有红色火种在大埠口传播，豫皖边党组织创建者、豫皖商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蒋光慈的启蒙老师詹谷堂烈士曾在大埠口、白沙河等地向农民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特别是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商城，遵照河南省委指示，商城县委决定以商南为重点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党组织安排，周维炯、漆德伟打入民团搞兵运，詹谷堂深入农村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开展农运。在詹谷堂的组织和发动下，领导大埠口、胭脂坳等地的农民进行“春荒斗争”和“均粮斗争”，分了地主十多万斤粮食。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勇气。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度敌视。由于前三次对鄂豫皖苏区“围剿”的失利，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1932年5月22日，蒋介石亲自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尽管，前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积累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但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的领导者们，完全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彼时的严峻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盲目轻敌，漫不准备，从6月下旬到8月底，在鄂豫皖苏区与30万之敌数十次血战，虽然小有胜利，但消耗十分严重，到9月底，鄂豫皖苏区中心区域大部被敌人占领，红25军军长蔡申熙重伤身亡。由于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张国焘带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于1932年10月12日率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从此一别，红四方面军主力······一去不回），留下红74师、75师由省委书记沈泽民领导，坚持根据地斗争。根据革命的需要，1932年10月，成立了中共鄂皖工委，郭述申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军长刘士奇。11月下旬，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皖工委，恢复皖西北道委，书记仍由郭述申担任，撤销红27军番号，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辖74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和75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革命之火在大别山又有预燃之势。12月12日，蒋介石再次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由于斗争的需要，12月20日鄂豫皖省委在麻城大畈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建红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下辖红82师等，红25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活动，在省委的领导下和群众的支持下，斗争形势初步好转，革命根据地部分恢复，基本打破了国民党的“清剿”计划。1933年5月，蒋介石又任命刘镇华为“鄂豫皖三省边去剿匪总司令”，以潢（川）麻（城）为届，划为东、西区进行第五次“围剿”，7月17日第五次“围剿”全面展开。红25军与鄂东北独立第6、第7游击师等地方武装同敌人进行了50天的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由于省委的判断错误和错误决定，结果导致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的失败。同年，9月5日，省委率领红25军转移到商城山区，在今天金寨南溪与接连取得胜利的红82师会合，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刘镇华获悉红25军和省委在皖西北，又调集重兵进行“围剿”。省委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吸取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的教训，红25军虽英勇抗击，然受到敌75师和64师的前后夹击，不得不于9月23日撤出汤家汇，向根据地外围转移，关王庙、汤家汇、双河、桃岭、南溪等皖西北中心区基本被敌人占领，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最终失败。

    中共鄂豫皖省委被迫撤到大埠口后，省委书记沈泽民于1933年9月26日在大埠口抱病躺在担架上在陈氏祠里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在1933年5月至大埠口会议召开，由于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加之“肃反”的严重影响，致使红军的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在鄂东北地区，红军只剩下八百多人，党和苏维埃政府等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县、区委干部只剩下几十人，共产党员的人数大为减少，只剩下二百多人。大批群众被屠杀，有的被迫逃亡他乡。当时的黄安县（红安县旧称）紫云区万余人只剩下老少一百多人。根据地区域内物力、财力被摧残殆尽，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形势空前艰难。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人们。严酷的斗争现实，使省委和沈泽民深深感到，必须重新考虑斗争方针。根据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和会后的多次研究，由沈泽民执笔，于1933年11月10日写成了给党中央的报告。报告沉痛地检讨了省委过去在斗争方针上的错误。当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辗转天台山一带，艰苦奋战，缺粮少菜，无以为炊。沈泽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以葛藤、树叶、草根为食。他的肺病日渐恶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给中央的报告就是在吐血的情况下写成的，是他用药水写在一件白色短裤衩上，由成仿吾穿着前去向党中央汇报的。此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吐血不止，并又染上了疟疾。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前来看望他，他知道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握着战友们的手，坚定地说：“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这便是他的最后遗言。11月20日，沈泽民吐血不止，英魂长留大别山。

    沈泽民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著名文学家茅盾（沈雁冰）的胞弟。曾在家乡乌镇创办《新乡人》杂志，长期从事党的政治理论宣传工作,宣传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1919年投身于“五四运动”，1920年与张闻天一道赴日本留学，1921年经胞兄茅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受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受命奔赴鄂豫皖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鄂豫皖省委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鄂豫皖省委书记。在他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期间，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就始终与党同心、同行，走上了一条理想闪耀、道路艰难曲折的路。由于偏重从书本上理解中国革命，结合实际不够，执行了中央“左”倾错误，曾经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但在挫折面前，他能够深刻反思，幡然悔悟，正视现实，认识错误，刀刃向内，严肃解剖，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尤其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他同留在根据地的省委成员一起，担起鄂豫皖省委的领导重担，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最后病逝在岗位上，留下了自我革命的光辉形象，虽然在“肃反”中犯了一定错误，但是他忘我奋斗，尽忠守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坚定信仰、勇于自我革命的优秀品格。

    现实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强调要筑牢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政治根基，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这一论断一语中的，击中要害，意义深远。

    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理念问题，反映了一级组织及其领导者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取向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

    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932年1月在沈泽民的主持和组织下在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坚持和稳定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自1932年11月省委多次会议以后，明确提出了独立领导坚持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思想，实行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全面加强了根据地建设，因而军事上战果辉煌，建设上成绩显著，群众革命斗争情绪重新高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式明显好转。193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指令认为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肃清敌人一切地方和常备的军队”，要求“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以及规定红25军的“反攻计划”等，文件中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加上根据地形势初步好转，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思想开始膨胀起来。在鄂东北和皖西北中心保卫战使部队付出了惨痛代价，以至到了“几乎不能作战之地步”，接连失利的惨痛教训，促使省委自大埠口会议开始深刻检讨自己的决策。省委书记沈泽民给党中央写了报告，代表省委深刻检讨了过去失败的原因，在详细分析了当时根据地的形势情况下，制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改正规战、运动战、攻坚战为游击战，改单纯内线防御为外线进攻，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大力提倡和推广便衣队运动）。这在当时党中央“左”倾路线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失败面前痛定思痛，果断地改变斗争方针，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它体现了以省委书记沈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