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6月1日电(穆军升)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正文中,目前公开发表的诗词有67首之多,所记录的第一首诗词是1910年毛泽东外出求学所作的言志诗七绝改诗呈父亲,最后一首诗词时1973年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毛泽东生前正式发表39首诗词,近年根据毛泽东的手稿陆续发表了28首诗词,总共67首诗词。在毛泽东的63年诗词生涯中,虽然毛泽东从17岁就开始赋诗填词,但是直到毛泽东44岁的时候,毛泽东才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一首诗作。于是,1937年,人们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转战的“匪首”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从1910年至1937年,这个时间跨度竟然相差漫长的27年,诗人毛泽东竟然不为人所知,这是为什么呢?
«七律·长征»写就至今85周年,重温毛泽东85年前写下这首描绘工农红军长征壮阔艰险场面的的革命史诗,正是由于民盟先贤胡愈之克服重重困难,使得美国记者斯诺授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得以在大陆出版发行,使得民盟先贤出版的中译本里排印着第一次用铅字印出来的毛泽东的一首诗作,让世人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位会写诗的红色领袖。毛泽东运用高度概括的艺术手腕,用了五十六个字,描绘了这样伟大而深刻意义的长征。长征的“难”,确是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可是,对于这些困难,红军是怎样看待的呢?“不怕!”这就是响亮的回答。正如毛泽东所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适逢2020年新年伊始,神州大地出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众志成城,齐心战“疫”,两个月之后,国内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但是结合全球疫情大流行形势,当下国内疫情从输出性变成输入性,全国每天都有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上下一心,其利断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疫情攻坚战的最后胜利,因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正文中,目前公开发表的诗词有67首之多,所记录的第一首诗词是1910年毛泽东外出求学所作的言志诗七绝改诗呈父亲,最后一首诗词时1973年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毛泽东生前正式发表39首诗词,近年根据毛泽东的手稿陆续发表了28首诗词,总共67首诗词。在毛泽东的63年诗词生涯中,虽然毛泽东从17岁就开始赋诗填词,但是直到毛泽东44岁的时候,毛泽东才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一首诗作。于是,1937年,人们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转战的“匪首”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从1910年至1937年,这个时间跨度竟然相差漫长的27年,诗人毛泽东竟然不为人所知,这是为什么呢?
那要追溯到«密勒氏评论报»在中国创办第一家美国报纸«大陆报»的时间点,1936年7月,为了探寻被国民党渲染为乌合之众的造反者们得以生存的秘密,报纸主编鲍威尔派了埃德加·斯诺以该报记者身份做延安之行。于是23岁的斯诺便肩负美国报社的使命,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延安,于是斯诺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美国记者。面对美国记者,刚开始毛泽东也曾犹豫不决,他多次绕弯抹角,甚至回避对自己的介绍。随着深入采访,毛泽东意识到,他可以通过斯诺这条渠道,放出一只悬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想”的气球,以改变世人的印象。所以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开诚布公,把自己详细地介绍给这个美国记者。在简陋的延安窑洞内,借着晦暗的马灯亮光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一反常态,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当然,也谈及了自己的诗词创作。
毛泽东从1910年外出求学所作的言志诗七绝改诗呈父亲算起,开始了自己的诗词创作路程。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省里第一中学)、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等地求学中,都留下意气风发的毛泽东中流击水的豪迈诗篇;学业完成后,在长沙、北京、广州、武汉、上海等地的革命生涯中,无时不纪录着烟雨莽苍苍的毛泽东心潮逐浪高的战斗诗篇;大革命失败后,在秋收起义、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井冈山、反围剿、长征、陕北胜利会师等,狂飙一般描绘着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毛泽东更加郁郁葱葱的人生悲壮……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遥想当年,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自豪地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这个眼前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了这样一句话:“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一个。”一路前行的毛泽东不仅是一名播火者的学生,进一步成为了大革命洪流中的革命家和宣传家,更是点燃星星之火的政治家,成为了一个用兵如神的军事家,还成为了思想建军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这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才是毛泽东铸就最为显著的诗人本色,才锻造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最高意义上的创造性诗人。随后,斯诺在他的文章里写道,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就是那首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七律·长征»。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格兰茨出版公司结集出版了埃德加·斯诺写的文章,就是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在书中的第五章结束语,斯诺用了这首«七律·长征»。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出版后,这是西方读者看到的“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一个月就重印到第五版。甚至有评论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随着这本书的广泛传播,书中排印的这首«七律·长征»走进了西方世界,外国人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位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很快,这本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就到了中国,但是当时在大陆,很多地方,却属“禁书”。为了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上海。在苦苦寻觅的关键时刻,斯诺在上海遇到了民盟先贤胡愈之。历史的巧合,安排了美国记者与民主人士这次的跨国携手合作,促成了一件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使得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得以在大陆出版,才将毛泽东的这一首不朽的革命史诗在中国印刷出版。
胡愈之(1896年-1986年),绍兴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常委、马来亚支部主任委员。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等职。胡愈之早年有过出版编辑专业训练,他18岁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到1930年代中期,已经是著译颇丰的作家和翻译家,也是出色的新闻出版工作者。胡愈之得到斯诺的这本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后,认真研读,深知其价值,决意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公开出版。斯诺为胡愈之的深明大义深受感动,他又仔细地对原作进行了修改补充,还增加了大量照片外,最后慷慨地把«红星照耀中国»版权无偿赠送给了胡愈之。
民盟先贤胡愈之得到斯诺的出版同意后,立刻进行了付诸实施。以对汉语翻译出版界的熟悉,胡愈之联络了十几位知识界仁人志士,他们是林淡秋、王广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庙、梅益、冯宾。当胡愈之把关于集体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设想告诉大家之后,异口同声地得到众人的赞同。胡愈之高兴地将原版书拆开,大家各取部分章节,分头翻译。未满一月,各人翻译完毕,胡愈之夜以继日认真校阅,细致缜密。对疑难问题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胡愈之又在文句上作了理顺润色,使之风格一致。最后,在书名的翻译之中,胡愈之煞费苦心,考虑到当局对“红”、“赤”的忌讳和贬损,中译本采用了«西行漫记»这个更为不引起当局注意的中文书名,这就是中译本书名与英文版书名不一致的来历。
但是,在出版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由于这在当时是属于“禁书”之列,虽然胡愈之先后联系上海日占区和租界区的多家出版社,皆因害怕日军残暴镇压和新闻出版检查而不敢接受。经过多次碰壁,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废,就苦思冥想。最后,他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权作变通,瞒天过海,“非法”出版。他首先在住处福熙路174号挂起有名无实的出版社牌子“复社”,然后以复社名义将书稿送交熟知的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印刷。在胡愈之的不懈努力下,«西行漫记»终于出版成功,得以面世。«西行漫记»出版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都相继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书中的第五篇结尾处就赫然排列着一首诗,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一首诗词«七律·长征»,它以铅字印刷出来的形式传遍神州大地。于是,人们都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位会写诗的红色领袖,他领导着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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