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奋斗图存精神的升华。“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的三问，发人深省。

    “长征前红军三十万人，到陕北不到三万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长征途中，红军经历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血染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许多战士倒下去了……我父亲一家九口当红军，五口人牺牲在长征路上。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不计其数，许多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前赴后继地英勇牺牲了。

    红军战士图的是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的爷爷、奶奶就是因为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红军的热爱，走上了长征的革命道路。我的爷爷李惠荣为掩护红军通讯员光荣牺牲。父亲李中权这样记录了我奶奶王礼诗：“开始长征那年，母亲已经是53岁了，从小裹脚就这样，她挪动着小脚拽着弟弟妹妹，夹在奔波的红军家属和部分根据地群众中，从川东走到川西，两条腿肿胀得像个紫萝卜，左小腹还长了一个毒疮。她带着伤病，仍旧过了嘉陵江、涪江、渠江和岷江、翻雪山，在一年零三个月里，一步步走过了近两万里。”

    我父亲李中权在长征路上，三次遇见我的奶奶王礼诗。我父亲回忆说：

    第一次遇见母亲是1934年4月；第二次遇到母亲，是1936年3月。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我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泪水所淹没。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1936年6月，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那时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的我，正在行军路上。我与母亲都心照不宣，时下的条件，很难为她解决任何问题，此次一别恐难再见。看我万分为难，通讯员说：“李政委、伯母，要不，把我留下来照顾伯母吧！”通讯员的这个主意，真使我有些动心了。“不成，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母亲叫中柏弟弟搀着她，走到我的面前，训斥般地说：“你甭想歪点子了，我能走，两年都过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母亲说着把中衡弟弟和中秋妹妹拉到身边，亲切地说：“我们到陕北找毛主席去好不好？”“好！”中衡、中秋异口同声地回答，母亲微微地笑了。母亲的微笑丝毫解除不了我内心的忧虑。望着她憔悴多病的身体与幼小的弟弟妹妹，联想到今后她们将面对的严峻征程和可怕处境，我内心难过得犹如刀割。我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但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

    “李政委，队伍都过去了。”通讯员再次报告说。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必须走了。“快走吧，别误了大事呀。”母亲的话音有些颤抖。“娘，我走了。”我向母亲辞行，母亲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说话。她双眼满含泪水，久久凝望着我。我还能为母亲做些什么呢？我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就在我转身的时候，一眼望见了我的那匹战马，心里不由一阵欢喜。我牵过那匹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深情地说：“弟弟，多照顾一下娘，多劳你了。”我朝母亲和弟弟、妹妹看了最后一眼，含泪而去，不忍回头再看。然后和警卫员一道跨上战马走上征途，继续向着北方向着陕北奔去。

    母亲和弟妹们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战马的帮助，翻过了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拔下头上的簪子扎破了腹部的毒疮，黑黄的脓水直往外冒。1936年7月7日，我的母亲倒在了长征的路上。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叮嘱说：“跟着红军走！”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从此我们把党当爹娘。

    迟浩田上将为《李中权征程记》题写：“满门革命赤子，辉煌永留青史”，为这个光荣家庭作出评价。我的父亲参加了长征、记录了长征，经历了雪山草地的生死离别。父亲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经受了长征的淬炼、战火的淬炼，他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不怕流血牺牲，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