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千里的大别山，是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在此诞生，红二十五军在此重建，红二十八军在这里改编。参加长征的4支红军部队，有两支源于此地。

    从建立党组织到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区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红旗不倒。数十万大别山儿女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新县箭厂河乡竹林村的山丘上，赫然耸立着一座纪念碑：鄂豫边中心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吴焕先、戴华堂、肖崇善、石生财、詹以贤……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一串串刻骨铭心的记忆。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学生、与吴焕先共同创建鄂豫边中心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并组建了鄂豫皖地区首支革命武装力量、担任黄麻起义“尖刀队”队长的戴华堂，功勋卓著，铁骨铮铮，却鲜为后人知晓。

    戴华堂，1901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代畈村一个普通农家。

    添丁加口本来是喜事，但对于饥寒交迫、常年连饭也吃不饱的戴家来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戴华堂就这样在半饥半饱、吃糠咽菜中度过了童年。虽然生活困难，父母却盼着家里能有个识文断字的人，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几经商议后，决定让戴华堂上学念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举行，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回到武汉，以武汉中学、黄冈中学为基地，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积极分子，继续建立和发展湖北的党组织。

    那时，董必武是黄冈中学的校董事，戴华堂正在这所学校念书，而且董必武是他的教员。

    戴华堂非常崇拜董必武，他从董必武那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终于弄清楚了他困惑已久的问题：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血气方刚的戴华堂心潮澎湃，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剥削压迫穷人的地主老财，让受苦受难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在董必武的影响和教育下，戴华堂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元宵节，在家过节的戴华堂和弟弟戴清堂讲起学校的新鲜事和革命道理，说到激动处，情绪激昂，声音越来越大，不料被父亲听到了，遭到父亲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小孩子家要专心读书，什么革命不革命的，叫人家知道了是要杀头的……

    戴华堂明白，要闹革命，必须动员更多老百姓参加，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做父亲的工作，让他明白革命的道理。听了儿子六个多小时义正言辞的革命道理后，父亲沉默了，认为孩子说的句句在理，就没再多说什么。

    父亲默认了戴华堂的革命行动，甚至把戴华堂讲的道理转述给乡亲们听：穷人并不是穷命，不是生来就该吃苦受罪，富人也不是生下来就该享福，只要穷人一条心，就能把地主打垮，过上好日子。

    戴华堂和父亲的革命活动触及到了当地恶霸方晓亭的利益，方晓亭带人捆绑了他的父亲，并动用私刑严打拷问，要挟戴华堂交出组织秘密和人员名单，立即停止革命活动。戴华堂不从，方晓亭便将其父亲残忍杀害，并让人将头颅送给戴华堂。见到方晓亭派人送来的父亲的头颅，戴华堂嚎啕大哭： “是我害死了父亲，是我害死了父亲……”

    然而悲痛之后，戴华堂没有因为父亲的被害而止住革命的脚步，相反，他变得更冷静，也更坚定。

    为了便于宣传革命思想，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戴华堂呕心沥血创办了箭厂河邬冲小学。学校白天供穷人的孩子学习文化知识，夜晚却是传播革命真理的课堂。

    刚开始，一些思想顽固的老乡不愿意到校学习，戴华堂便挨家挨户动员，给他们讲理说情，引导他们到校听课，发展他们参加革命或支持革命。经过戴华堂的不懈努力，一些人转变了思想，表示愿意说服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此时，入党后从武汉青年研习所学习回来的吴焕先，也在积极地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吴家和戴家原本就有亲戚关系，吴焕先、戴华堂俩人一见面便谈得热火朝天，党员串联很快完成，戴华堂、吴焕先等人经常在箭厂河西南方的竹林村竹林巷的山丘上进行秘密活动。

    1926年秋，上级党组织要求成立党小组。戴华堂、吴焕先等5人在竹林巷的山丘上集会，秘密成立了党小组，吴焕先任党支部书记。次年2月，戴华堂、吴焕先等人在山丘的松树上挂起党旗，带领第一批党员庄严宣誓，为当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戴华堂、吴焕先的革命活动触动当地劣绅地主的利益，气焰嚣张的方晓亭及另一地主头子石子谦对党员和进步群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当地党组织遭到极大的摧残。

    继戴华堂父亲被害之后，吴焕先的父亲、大哥、大嫂、小弟等亲人也先后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面对此种形势，戴华堂、吴焕先等人审时度势，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果断对方晓亭、石子谦等劣绅地主进行反击，收缴了他们的财产、田地，并将收缴的财产、田地分给了当地贫苦百姓。

    一时间，共产党备受贫苦百姓的拥护，革命热情空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