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妈妈对我很好，很亲热，象亲人一样，他们每次见我总是问长问短，问你伯伯和七妈身体怎么样啊？总理忙不忙啊？吃的怎么样啊？大姐身体好一些没有啊？你们跟着总理早出晚归也很辛苦了等等。你爸总说：“一国总理不忙怎么办呢？你们照顾好总理，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我也对你们表示感谢。”你妈也总说：“他们也没有个静的时候。”

    你爸虽然是总理的亲弟弟，但是他很尊重你伯伯，和我说话时总是称“总理”，从不说“我大哥”，很有分寸，很有教养。不过我能感觉出来，他心里还是很关心惦记你伯伯，总问我：“总理工作忙不忙？”

    你爸人品好、正直、善良，对党对国家非常热爱，希望国家好起来、富强起来。他曾对我说过，他在内务部（今民政部）上班时，只要他身体好没犯病，一般总是很早就去上班，总是等他打了水，扫完地，擦好桌子，同事们才来。他工作挺认真的。

    而且你爸从没提过任何要求，除了说他身体不好，其他都挺好的。当时你爸胃病犯得很厉害，但是他从没说过要我帮他去提什么要求，没有因为他是总理的弟弟而给你伯伯带来任何麻烦，而是自觉地以一种自立精神过着和大家一样的平民生活。

    有时星期天我去你们家，赶上了就在你家吃饭，吃的很简单，炒几个菜，豆角什么的。你家也喜欢吃豆角，白菜豆腐汤，和总理一样。你家孩子多，小五（秉和）小六（秉建）都还挺小，挺有意思。秉钧给我印象很深，他常问我：“现在海棠花开的怎么样啦？我什么时候去看看。”他那时正上中学，好象功课挺忙。

    记得19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春天院子里的树发芽，成元功带着我和张永池采下榆树的叶子和野菜，由桂师付洗净加工，和着玉米面做成窝头给你伯伯吃，总理吃了还很高兴，说桂师付“御厨做出了粗粮饭。”总理经常吃杂粮，他说要和全国人民共渡灾荒。有一次我去你家，正赶上你爸胃病又犯了。他告诉我因为常吃粗粮，胃容易犯酸。最近他胃病犯的次数较多，但是他仍然没有提什么要求。我回到西花厅就向大姐汇报了，我说：“同宇的胃病很严重，吃杂粮受不了，能不能去供应站买点牛奶给他？”大姐说：“现在大家都在渡饥荒，供应站的食品实际上也是有限的，是供应首长们保证他们工作的需要。咱们心有余力不足啊！”

    我是在西花厅入的团、入的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幸在总理和大姐身边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1961年我离开西花厅，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要下去锻炼，我是最后一个走的。大姐当时还有些舍不得我走，因为她一直拿我当小孩。她说，我走了，剩下的都是大人了。

    1963年我结婚，大姐知道了，让霍爱梅给我送来两条牡丹烟和一盒糖，糖盒是一个很漂亮的漆盒，并且用红缎带扎着。这漆盒我现在还保留着。

    那两条烟在当时可管用啦。大姐说：“小姜结婚了，送点烟，让大家高兴高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买烟、糖什么的都要票，很不好买。大姐帮我解决困难。这是两位老人的一点心意和他们的祝贺。后来我带了点喜糖去西花厅送给总理大姐和西花厅的同志们。

    我爱人生第一个孩子时，大姐又让霍爱梅来看我一家，当时我家境不好，生活比较困难，大姐让霍爱梅给我送来100元。她说：“小姜这么多年从来没找过我，没提过任何要求。”当时爱梅是和国盛（周恩来堂兄周恩夔之孙女）一起来看我的。由于当时我们北京一二五厂正在搞四清，工作比较忙。后来文革开始，再去西花厅不方便了，就没有带我爱人和孩子去看望过大姐了。

    文革之后，有一次我给西花厅打电话，正好是石惠敏在值班，她帮我联系了大姐，说你可以过来。我就带孩子去看望了大姐，也让她们看看西花厅，那是我当年工作过的地方。

    1988年，毛主席纪念堂在周总理诞辰九十周年时举办书画展，以示纪念周总理的丰功伟绩。邓大姐亲临纪念堂，观阅周总理生平事迹展。由局领导和我陪同。我女儿姜丽担任讲解，邓大姐见到后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并说：“当年的小孩现在长成大姑娘了。那我就叫你小小姜吧。”记者抓拍了几张珍贵的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