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潇潇，路途泥泞，在1944年这个多事之春的一个下午，我带着武工队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执行任务。当行经斗门江边时，与一队超过我们十多倍的日伪军迎面相遇。我一看不好，躲已经来不及了，喊了一声：“同志们，打啊。”机智的武工队员迅速卧倒，愤怒的火舌向敌人喷去，打得敌人四处逃窜。
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我是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耳朵“嗡嗡”直响，仔细听听，好像有人在叫我，但听不出在说什么。一会儿，觉得有凉水滴在额头，心里稍感凉快。我拼命一用力，从嘴里吐出许多又粘又腥的东西，这才舒畅些，也能听清别人说话了。
“天哪，可算醒过来了。”象是一个老奶奶在说话。
这时，我觉得头部负伤了，子弹从右耳下打进去从左耳左眼间穿出。我用力睁开眼，定睛一看，天已黑了，一群人站在我的床前。
吕医务员呆呆地望着我说：“明达同志，你的伤我已经检查过了，子弹没有伤着脑子。刚给你打了针，上了药，休养一个时期就会好的。”
接着，蒋焕章走上前来，指着一位老奶奶对我说：“这是素花奶奶。马主任说把你送到她家来休养，免得因鬼子‘扫荡’搬来搬去。这里四面都是湖田，素花奶奶与周围的群众关系又很好，只要注意隐蔽，是很安全的。”素花奶奶一面帮着吕医务员给我换血衣，擦洗身子，一面亲热地对我说：“同志，我们都是自己人，住在这里跟住在家里是一样。”
这时，素花奶奶的侄女兰芬，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肉，还有大米饭，她象招待亲人一样，劝着吕医务员和蒋焕章说：“吃吧，同志。快半夜了，吃了饭，你们好上路。”
素花奶奶捧着一碗黄澄澄的鸡汤，一匙一匙地送到我嘴里。由于我头部受伤，连带着舌头和咽喉也不听使唤，结果送进嘴里的汤好多流到了外面，并且引起了剧烈的疼痛和咳嗽。
“同志，唉！”素花奶奶把鸡汤放在桌上用衣袖擦眼睛，又轻轻地拍着我的脊背。她看看我，又看看吕医务员，象是害怕，又象是渴望救援，眼睛里透着慈母般的疼爱。
鸡叫头遍的时候，吕医务员和蒋焕章匆匆回部队了。
他们走后，素花奶奶就拿了鞋底，坐在我床边纳起来。她纳一阵，就转过身来拉开蚊帐问我伤口痛不痛，肚子饿不饿？当摸着我发烧的额头时，就心事重重地皱着眉头叹气。当她第三次拉开蚊帐时，见我双目半闭，呼吸均匀，就面带笑容转过身去，继续纳起鞋底来。直到鸡叫三遍，窗纸上现出了白光，她才叫兰芬来看看我，吹熄了灯，到厨房忙碌去了。
中午，房子里仍然黑沉沉的，窗外时断时续地下着雨，空气显得十分沉闷。素花奶奶按照吕医务员教她的方法，给我洗伤口，扎绷带，又象哄小孩吃药似的给我喝鸡汤。
夜里，吕医务员来了，对我说金萧支队要暂时离开诸暨，支队首长托她带来十元伪币，要我买些有营养的食品补身子。同志们希望我安心休养，争取早点归队。吕医务员说到这里，停了一会，才转过身去，对素花奶奶说：“蒋同志伤口的护理，生活的照顾，全都拜托您老人家了。”
“你放心，洗伤口，换药，包扎，我都学会了。别看我这老太婆，一个伤员还能照顾好。”在素花奶奶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我的身体慢慢好转了，喉头的发音也逐渐地清晰起来。
有一天，兰芬送洗脸水给我，我顺便问她：“我到你家吃了几只鸡了？”
“5只。”
“我的伙食费和慰问费能买几只？”
“不知道。你现在吃的，还是我们家的。阿妈把你的钱，买了15只小鸡，15只小鸭，还有5只不大不小的鹅，我每天都到田里拾田螺、拔鹅草喂它们。阿妈说，这些鸡呀，鸭呀，都很补，你吃了会胖起来的。”
听兰芬一说，我心里便感到不安。下午，素花奶奶给我换药时，我终于忍者咳嗽对她说：“奶奶，我再不喝鸡汤了。把母鸡全部杀了，你们以后日子怎么过！”
“是兰芬告诉你的吧？”素花奶奶盯着我说：“你住在我家，就得听我的，要赶快把伤养好，回部队打鬼子去。”
我看她盯着我的严峻的目光，象慈母责备她那不听话的儿子一样，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心头。
这天夜里，我刚迷迷糊糊地睡去，忽然被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惊醒了。素花奶奶跑过来，一把拉起我，气喘吁吁地说：“快，蒋同志，快起来，鬼子来查户口了。”她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拉着我往厨房走。我扒着厨房的窗缝看了看，村里乱糟糟的，估计敌人不一定有目标来的，可能是一般性的突击检查。我怕连累素花奶奶，便拿了手枪，准备趁敌人还没进来，找个空子钻出去。可我刚到门边，素花奶奶连忙拉住我的手说：“你发昏了。不是早给你说过了吗？家里有地方躲藏。”说着，便走进墙角，移动橱柜，拉开活动板墙，不由分说，就把我推进一个黑古隆冬的黑洞里，然后用板墙和碗橱柜挡上。我伸手摸了摸，洞并不大，里面有被褥，有枕头，还有两个大号木柄手榴弹，可能是蒋焕章留给我的。我刚把背靠在墙上，就听到“嘭嘭嘭”的敲门声。于是，我马上打开手榴弹盖，抓起手枪。“谁呀!”素花奶奶在卧室里慢吞吞地问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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