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申戈军夫妇和孩子

    我1950年10出生在西安。就在我出生的前两天，父亲接到了军委的命令，让他带十九兵团入朝参战。我出生后没几天，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带着部队走了，去做赴朝前的各项准备。当我长到3个月大时，母亲也离开了我们，她要去丹东随部队入朝。那时，我大姐6岁，二姐3岁，母亲把我们三个孩子托付给了组织，留在国内。按常理，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可以不去朝鲜，组织上是完全允许的。然而，母亲是入伍几十年的军人，她历来是把军人的天职放在第一位，于是她就和父亲一起入朝了。每当我想起母亲为了保家卫国，放下自己心爱的3个孩子奔赴战场，就增添一份对她的敬重！人常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母女连心呀，对于一位女同志来说，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强的毅力！

    为了抚养我，组织上给我找了个奶娘，在我一岁多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连续几天高烧不退，不吃不喝，姐姐抱着我哭，她以为我活不了了。组织上得知后，把我和奶娘送到丹东，又让我妈妈从朝鲜过江来看我。直到我逐渐好起来，妈妈才回朝鲜，我们回到山西留守处，后来奶娘因家中有事，只好走了。组织上就把我们姐妹3人送到了北京军区八一学校，两个姐姐上小学，我上幼儿园。我们就是新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

    在幼儿园，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星期六的下午，都是小朋友最高兴的时候，因为父母亲要来接孩子回家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都一个个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听着广播里不停地传出：XXX小朋友，你的家长来接你了。于是，就看到被叫到的那个小朋友高高兴兴地向学校大门口跑去。那时，我多么希望能听到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我也可以和别的小朋友一样，扯着妈妈温暖的手回家。可是，在很长时间里，我却连一次都没有听到叫我的名字。就这样，我眼巴巴地看着小朋友们一个个地都被叫走了，院子里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由于我当时年龄太小，不知道父母亲都去朝鲜参战了，只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来接我？我是不是没有父母亲？到了周日的晚上，看到别的小朋友从家里带了一些好吃的回来，我只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

留在国内的姐妹三人

    当然，有时我也有高兴的时刻，那就是星期天的下午，大姐会把我和二姐叫到小树林的石桌旁，为我和二姐分一点她买到的好吃的。当时部队是供给制，爸爸妈妈没有工资，每个月只有点零花钱。他们处处节俭，把这零花钱攒下来，只要有人回国，就托人带回来交给我大姐。大姐拿到钱后，就认认真真地把钱分成几份，每周取一份买点零食发给我们。当大姐发东西时，我们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小手绢铺在石桌上，然后用它把分到的好吃的包起来。糖是一块块地分，花生是一颗颗地分，瓜子是一粒粒地分。如果不够分3份，大姐总是说：秋华小，就给她吧。当我拿到分来的好吃的，都会高高兴兴地回到幼儿园的班里。然后，开始东藏西藏——倒不是怕小朋友拿，而是怕自己吃得太快。因为有时没人回国，父母的钱带不回来，好吃的就要断顿了。记得有一天，我遇到了大姐。她问我：“上次分的好吃的，吃完了没有”？我得意地笑着说：“还没”。接着我就从鞋子里掏出了两粒瓜子，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大姐后来告诉我，当时她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终于有一天，妈妈回国了。当她把我从幼儿园接出来让我叫她“妈妈”时，我瞪着大眼睛看着她，可就是不叫。这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年幼的我根本没有“妈妈”这个词的概念，怎么能叫得出口？现在想起来，妈妈当时一定很难过。长大以后，当我想起婴幼儿时的经历，曾问过母亲：“妈妈，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和爸爸都牺牲在朝鲜，那我们3个孩子怎么办？”妈妈边看着我，边和蔼地说：“想过。但我们都是军人，我们的岗位在部队，不能因为有孩子就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卫祖国，也是为了保卫你们这些孩子呀！”我理解了父母亲，这就是他们的家国情怀！

    军人上了战场，就要有随时牺牲的准备。其实，他们出国的第二天，父母亲就差点牺牲了。

    那是1951年2月16日的傍晚，父亲率19兵团机关乘列车从丹东出发，进入朝鲜境内后，连夜飞奔。天快亮时，敌机又来轰炸。负责运输的同志决定把所有的车厢分成几部分，拉进山洞隐藏起来，等到晚上再走。这样，父亲他们在山洞里整整待了一个白天。天还没有完全黑，就听到火车“哐当！”一声响开动了。没过一会儿，突然有人大声喊；“不好，没有车头！”大家连忙往外看。果然，他们所乘坐的车厢，真的没有车头！

    原来，车头没能挂住这节车厢。车厢顺着大斜坡迅速向下滑去，速度越来越快。有几个人跑到车尾试图去搬制动，可是已经晚了，刹不住车了。

    这时的火车越滑越快，有人提出“跳车吧！”父亲却坚定地说：“不能跳，跳下去就是死！”随后，他冷静地坐了下来，以便相机采取措施。其他人见状，也坐下了，车厢里顿时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