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的时候，还原历史、比较现实、继往开来，更加感到“抗美援朝”是和平正义之战、是“保家卫国”的立国之战。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敢于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一战，是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真正站得住、挺直脊梁的一战。正是这一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崛起献上了一份厚重的奠基礼。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没有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一直享受着抗美援朝胜利的恩泽。随着霸权主义威胁的日益严重，抗美援朝的意义愈来愈变得更加伟大而深远。

    一

    朝鲜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会时常发生吸引世界眼球的事件。70年前发生的抗美援朝，比近两年来的金特会，不知要精彩多少倍！

    1950年10月19日晚上，就发生了两件后来在历史上留下一页的大事:一件事是美军占领平壤，另一件事是志愿军渡过了鸭绿江。这一天，对朝鲜来说是首都陷落的日子，笼罩着悲哀;对美国来讲是值得庆祝的日子，白宫喜形于色;对中国来讲是紧张和不安的日子，毛泽东等待着志愿军渡江的消息。只是，我们知道美军在平壤大摆晚宴，美国并不知道我军近26万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三路悄悄渡过鸭绿江。这戏剧性的一幕，使朝鲜战场的形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是从这脍炙人口的“志愿军战歌”中知道了抗美援朝，总以为志愿军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挺胸昂头跨入朝鲜的。并不知道志愿军是乘着夜色悄然渡江的！当然，隐蔽入朝照样是雄赳赳、气昂昂。因为雄赳赳、气昂昂体现的是志愿军藐视敌人的气概！

    从19日开始，志愿军每天黄昏至第二天黎明渡江，白天停止，一连几天，直到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美国人才梦中惊醒，但为时已晚。当头一棒把美帝野心狼打得晕头转向。用现在的话讲，志愿军一上来就掌握了战场的制信息权，美国的先进情报系统、先进的侦察器材失灵了！志愿军出其不意应对朝鲜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来自毛泽东决策出兵的伟大决心。

    说不期而遇，是指中国不想跟美国打这一仗。不想打又不得不打，决策就非常艰难！

    中国对朝鲜半岛没有任何企图，不愿意、更不想与美国对抗。解放战争中尽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中国共产党极力避免跟美国正面对峙。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毛泽东对35军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擅自闯司徒雷登住宅提出批评，接着又复电粟裕，同意对青岛实行威胁性攻击，迫敌撤退，但要避免与美军作战。解放上海时把没有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作为“至要至要”告诫部队。毛泽东在避免跟美国发生冲突的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战略家与众不同的思维。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外矛盾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6月15日的新政协筹备会上又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因此，“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必须“坚决、彻底、于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朝鲜内战爆发的1950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国内外大势使抗美援朝的决策变得非常艰难。

    1950年6月27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迅即作出反应，总统杜鲁门宣布，派美国空军和海军支援李承晚军作战，派第7舰队入侵台湾。

    6月28日，毛泽东针对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时，毛泽东对朝鲜战局作出了速决和持久的两种估计。

    7月初，美军地面部队入侵朝鲜后，毛泽东立即洞察到朝鲜战争有扩大和长期性的可能。尽管当时朝鲜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美李伪军节节败退，但要未雨绸缪，从最坏处着想，做好战局逆转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7月13日，组建了东北边防军，调5个军3个炮兵师在边境集结。为了对美国入侵朝鲜后的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毛泽东除了和金日成多次会晤外，还通过大使馆及派人了解情况，并组织跟踪研究。

    8月,朝鲜战争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美国要扩大战争规模，估计会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侧后海岸登陆，截断人民军退路，并提醒金日成应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以抗击敌人登陆。８月上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朝鲜战争有短打、长打、大打、原子弹打等几种可能。”“美国若打原子弹，我们没有，只好让他们打，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我们不怕。我们还是打手榴弹。”“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他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9月上旬能作战。这个时机，就是美军越过三八线。这时，从政治上、道义上讲，志愿军师出有名，是名副其实的“保和平”反侵略，在世界上更站得住脚。美国认为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是美、李军队节节败退的7、8月份，9月份以后就不会出兵了。这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选择的时机是对的，不但政治上站得住，获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军事上还出敌不意，收到了最佳效果，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任何说中国是侵略者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对待战争挑衅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真理在我们一边，在人民一边，真正大打起来，战争的结局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一厢情愿。”“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渡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争扩大。9月27日美国政府指令麦克阿瑟，向北推进占领整个朝鲜。9月29日美军进抵三八线。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刚刚参加国庆大典回到中南海，周恩来急忙送来一封金日成的救援电报。毛泽东接过电报，仔细地看了两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朝鲜人民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吁，怎能见死不救呢？

    朝鲜处境危机，同时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日本侵略者曾经说：“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与台湾。”1895年，中国出兵朝鲜，与日本发生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也成了侵略中国的跳板。

    美帝国主义 侵略朝鲜与台湾，正是在重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老路啊！55年后，中国要又一次出兵朝鲜，这次是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较量，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毕竟，蒸蒸日上的新中国，不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朝鲜，也不是55年前的朝鲜了。

    毛泽东站在东方阵线乃至世界格局的高度统揽战争全局，把抗美援朝放在国际背景和中国长远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虑，高屋建瓴，为新中国立业深谋远虑。通过对各种复杂政治因素的分析，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以朝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其目的不仅是阻止李承晚集团崩溃，而且要借机集合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先占朝鲜半岛，继而进攻中国及其他国家，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对于出兵援朝，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下这个伟大的决心，是根据科学的预见、实际的分析”。彭德怀也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那么，下这个伟大的决心到底难在哪里？

    首先，统一思想难。对外反侵略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但高举对外反侵略的旗帜出兵朝鲜，人们还是不容易一下子接受的。因为，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组成了以美军为主，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可美国侵略朝鲜，打的是反抗“共产主义”侵略的旗号，欺骗了世界舆论。虽然当时美国占领朝鲜，进而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与俄国十月革命后遇到的帝国主义14国直接干涉还是有所不同，再加上美国又散布只占领朝鲜的烟幕，颇能蒙蔽一些人，何况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存在着崇美恐美情结。

    针对模糊认识，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抗美援朝的舆论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战的道理讲地贴切实在，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深入人心，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多次发表讲话，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罪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宣言》,各地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到处是沸腾的人群，到处是热血青年。举国上下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支持朝鲜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成为中国人民的时代强音。剿匪的部队把任务交给了公安、民兵，生产的战士放下了锄头拿起枪杆，复员的老兵脱下便服换上了军装;国家机关人员、党团员积极带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次就有2000多人前往东北工作;母送儿、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成千上万的民工、司机、铁路职工、医务人员要求奔赴东北前线;工人和农民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竞赛活动,捐款、捐物，支援朝鲜人民;无数人写信、签名或写血书志愿去朝鲜当国际主义战士。人未去朝鲜，心先到了三千里江山。可以说，志愿军入朝前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相当到位、相当成功的。

    其次，预测胜负难。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力与国力的较量、军力与军力的较量。从双方国力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还没有统一和医治好战争的创伤。1950年,我国大陆工农业总产值约合229亿多美元,钢产量只有60万吨,而美国工农业总产值已达2800亿美元,是我国的12倍多,钢产量8772万吨,是我国的146倍。从军事装备上看,美军拥有强大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每个师装备坦克140多辆,各种炮1500多门,汽车3800多辆。而我一个军只装备各种炮36门、汽车100辆。敌人攻占平壤后,气势汹汹，占着天时地利。我军参战已失去了最佳时机，且准备也不充分。毛泽东认为志愿军参战后战争形势有三种可能: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二、至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撤至三八线以南,通过停战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三、志愿军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可能被打败,并且美国公开和中国宣战,至少以其优势的空军和海军破坏中国刚刚开始恢复的经济建设。可见，出兵朝鲜有极大的风险。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是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但要分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指导者能否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毛泽东把战胜美帝国主义建立在可行、可靠的基础上。他在9月5日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些言简意赅的话是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好解释。毛泽东做出兵朝鲜的风险决策，体现了智慧与胆识的统一,能力与魄力的统一，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再次，拍板决断难。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决策是政治局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毛泽东坚决主张抗美援朝，大家是清楚的，出兵准备也是没有疑义的，三八线作为出兵的底线和叫“志愿军”不搞两国宣战，也是赞成的。但准备出兵和真正出兵是两回事。

    当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10月1日，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时，毛泽东拍这个板还是不容易的。

    10月2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援朝问题。讨论中，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概括起来就是“该不该打”、“敢不敢打”、“能不能打”的问题。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国、弱国，靠什么去与一个打着联合国旗号的头号强国较量，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说着容易做着难，出国作战人地两生，怎么鼓舞士气;现代战争打的是钢铁，打的是后勤，没有钱是打不起仗的，脆弱的国民经济能否经得起巨大的战争消耗，经济拖垮了，国家就谈不上稳定;虽然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但武器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飞机加大炮的威力要比步枪加手榴弹的威力大得多，靠“三八”枪打到“三八线”底数有多大？打不赢，局部战争出了局，岂不是引狼入室？毛泽东反复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想了很多很多，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10月4日，中央派飞机把彭德怀从大西北接到北京。彭德怀对会议内容事先不知,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

    10月5日上午,彭德怀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提议。当毛泽东拟让其挂帅出征时,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鼎力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10月5日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然而，毛泽东下达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命令后，11日因苏联不能兑现提供空军掩护使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但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等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后，取得了一致意见:既然美国已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出兵到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当斯大林得知中国决定参战后感动的流下了热泪。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18日,毛泽东又一次主持会议,才把志愿军渡江作战的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9时,电令志愿军按预定计划19日晚入朝作战。至此，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对于这一重大决策，抗美援朝开始后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王季范和早年同窗周世钊时曾谈到:“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其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对中国来说，早打比迟打要好。正是经过从战略上权衡利弊，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才很快统一到了毛泽东的决心上;正是毛泽东善于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理有机结合起来，才把党心、军心、民心凝聚了起来。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决策的两件大事之一。他要对世界大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做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对当年中央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伟大而艰难的决心! 彭德怀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也曾明确指出：“最重要的则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坚定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

    二

    从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进入朝鲜，到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战争共两年零九个月。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八个月为战略反攻，以运动战为主，打了5次战役，将敌人赶回“三八线”;后两年零一个月为防御作战，以阵地战为主，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局部进攻，打破了敌人的绞杀战和细菌战，并依托阵地多次发动战役、战术进攻，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最终迫使敌人在和谈协议上签了字。第一个阶段，敌人大举进攻，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志愿军战略反攻，曾经反攻到“三七线”。以攻对攻，连续作战，攻中有守，攻守转换频繁，战局急剧变化。第二个阶段，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志愿军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防御，以防御对防御，谈谈打打，守中有攻，守攻变化快，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也得不到。

    入朝那天晚上，细雨蒙蒙，夜色深沉，部队已在鸭绿江边集合待命，彭德怀环顾四周，突然一声：“出发！”即登上吉普车，冲过了鸭绿江大桥。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不顾个人安危，总是靠前指挥，部队打到哪里，指挥所就设到哪里。战士坐浮冰过江，他也坐浮冰过江。遵照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精神，他大智大勇，8个半月指挥部队打了5次战役，歼敌23万余人，将敌人赶回三八线，粉碎了美国占领全朝鲜的阴谋。1952年，彭德怀回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继续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战争。1959年因庐山会议反右倾，受错误处理，失去军权，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职务。1965年，毛泽东要搞大三线建设，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又请彭德怀二次出山，任副总指挥。

    志愿军入朝后，乘夜色，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没人知晓在这长长的队伍中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走在队伍中！

    毛岸英，时年28岁，曾在苏联参加过卫国战争，1946年回国后在延安当过农民，建国后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委副书记。他有无数条理由不用去朝鲜战场，可他偏偏选择了血与火。当他得知要派志愿军出国的消息后，跟彭德怀提出了要求。彭德怀不敢答应，要等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支持儿子的选择，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就这样，毛岸英成为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后的第一个志愿军。

    毛岸英到朝鲜仅一个月就在美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协助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周恩来同志怕对毛泽东打击太大，过了一个多月后才向主席报告。毛泽东听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平静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为了反对侵略、为了世界和平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战士，岸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党的主席的儿子，但他首先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战士。”“就让他和牺牲了志愿军同志在一起吧。”毛岸英永远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十年后，有人跟毛泽东谈及毛岸英之死，说:“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这是不是和彭老总没有尽到责任有关。”当时，彭德怀已解甲归田。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自己有儿子不派他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 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既体现了无产阶级领袖的高尚人格和情怀，又体现了最高统帅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胜信念。

    在志愿军入朝的前四天即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专门飞赴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和麦克阿瑟探讨中国出兵问题。认为中国国力弱，军队装备差，没有空军且出兵的最佳时机已过，出兵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是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也“不足为患”。麦克阿瑟叫嚣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