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夏末的细雨，我们如约来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早晨9点，国博入口处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排队的观众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后，就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候开馆参观。细雨没有阻挡观众的脚步，他们依旧热情高涨。

    我们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拜访夏燕月馆长。夏燕月是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退休之后，夏馆长仍关注着博物馆、关心国博。2018年9月，她应邀担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名誉院长，年近八旬的她每周还会到博物馆办公。

    中国革命博物馆前身是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于1950年，1960年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从此之后，革命文物有了征集、收藏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夏燕月告诉我们，在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陈列开放之前，周恩来总理曾经多次视察，刘少奇、邓小平等也都曾到革命博物馆参观、指导工作。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对外开放，开放当天，董必武到革命博物馆参观并题诗。

    1964年，夏燕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到革博工作后，夏燕月下乡参加了两次四清运动。在农村，夏燕月见到了许多同龄人，回想这段经历，她感慨道：“我的同龄人一辈子在农村辛苦工作，他们和他们的父辈养活了我们这些学生，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我们。我们应该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与夏燕月同时进入革命博物馆工作的年轻人有很多，他们在各个部门轮流工作，逐渐形成对博物馆的整体了解认识。那时，中国革命史陈列开幕不久，夏燕月不时到展厅中熟悉展览内容，也给观众讲解革命历史和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1966年“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事迹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夏燕月为观众讲解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其间，她频繁接触革命文物，重温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迹，逐渐被英雄的光荣事迹打动。

    “文革”期间，保护文物迫在眉睫，革命博物馆因馆藏文物的特性而未遭破坏，但是陈列被要求修改。1969年9月，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文革”后期，随着政治气氛初步缓和，博物馆的工作也逐渐恢复。到了1983年初，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恢复独立建制。

    博物馆是比较清苦的，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与夏燕月一样，自从来到博物馆工作就没有离开过，在这里一干就是几十年。“说扎根也好，热爱博物馆事业也好，若真想在博物馆得心应手，没有十年八年根本不行。等到喜欢上博物馆，就舍不得离开喽！”夏燕月笑着告诉我们。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革命博物馆重新开放。1979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之际，为了让人民群众缅怀周总理、寄托哀思、学习他的高尚品德，革命博物馆举办了周恩来纪念展览。展览通过总理生前遗物、文献、图片等展示其光辉一生，其中包括邓颖超捐赠的数件珍贵文物，有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写的作文和留学日本时的日记本等。夏燕月还记得当时展览的情景：每天清晨就有许多观众等候在博物馆外，队伍从博物馆门口一直延伸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原本只能接待三千人的展厅，每天实际参观人数达六七千。

    革命博物馆还策划举办了许多重大主题展览，如“历史巨人毛泽东”“洗雪百年国耻喜庆香港回归”“肩负人民的希望——纪念建党80周年图片展”“世纪伟人邓小平”“和平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等，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曾参与、主持这些展览的夏燕月，为我们讲述了展览中发生的故事。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5月30日，革命博物馆“洗雪百年国耻 喜庆香港回归——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图片史料展览”开幕。在近一个月的展览中，有30万人次参观，“当时的展厅人山人海，挤得不行，但观众还是愿意来到博物馆，因为他们想感受彼此之间激动的心情。”夏燕月向我们描述道。

    1998年2月10日至3月20日，革命博物馆举办“人民的好总理——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展览”。“头十天就接待近8万名观众，预定的集体参观已经排满，还有单位联系我们订票。每天零售票早早地售完，可排队的人群仍不愿离开。”综合考虑之下，革命博物馆便延长展期以满足观众参观需求。

    200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6月20日至7月20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文化部、中共北京市委、中央档案馆等八部门，在革命博物馆举办“肩负人民的希望——纪念建党80周年图片展”，展览面积达5000平方米，展出图片1300多张，实物400多件，讲述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走过的80年辉煌历程。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参观展览，革命博物馆将展览延长到9月底，但馆外馆内仍人头攒动。这个展览还留下20多本留言册，其上有3万条观众留言，留言内容饱含观众的爱国深情：“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重温历史，更知道该如何直面风雨！更知道该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的立身之本。对于文物征集，夏燕月认为：“要有政治敏感，发现反映时代特点的文物，用发展的眼光去争取未来。”

    建馆初期，革命博物馆开展了多次文物征集活动，在全国各地征集了许多反映时代特点的文物。在一次征集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反对本本主义》石印本。《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为反对教条主义所作。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一位农民发现了1930年版《反对本本主义》石印本，把它交到当时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1958年11月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恰好看到了这本书，决定收藏，1959年8月正式入藏革博。1961年1月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听说革命博物馆收藏了这本小册子，到博物馆借阅，主席看到后如获至宝。

    改革开放之后，文物征集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哥德巴赫猜想”被国际数学界誉为数学皇冠上可望不可及的“明珠”。1966年5月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证明，1973年又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命题证明论文，这一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赞誉。1998年陈景润的夫人将陈景润1966年发表的这篇论文手稿（中英文）捐赠给革命博物馆，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陈景润论文手稿仅存的一份。

    90年代，文物征集范围进一步拓宽。1998年，梅汝璈先生的家属将他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首要战犯时穿的法袍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书》（英文版）捐赠给革命博物馆。1946年2月，担任远东国际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同美苏英等10个同盟国的法官，参加日本首要战犯审判。1949年6月，其将法袍和《审判书》带至香港，辗转数十年后由家人捐赠给革命博物馆。

    “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是中华民族20世纪下半叶创造的辉煌业绩，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姚桐斌等23位科技专家，为他们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证书。1999年12月22日姚桐斌的夫人彭洁清把奖章和证书无偿捐赠给革命博物馆。

    夏燕月馆长还为我们讲述了征集上海市民杨燕秀账簿的故事：当时除革博外，还有其他博物馆也打算征集这本账簿。革博派人到上海，每天都到杨燕秀家中拜访，向杨燕秀讲述这些账本的重要意义。工作人员的真诚打动了杨燕秀，最终她将账本捐给了革命博物馆。杨燕秀是普通上海市民，1965年盖房借了4000多元。为尽早还债，她养成精打细算、天天记账的习惯。从1965年起35年未曾中断，积累了20本“豆腐账”。这些账本真实记录了一名普通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变化，见证了中国经济自“文革”面临崩溃至改革开放后的蒸蒸日上，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变迁。2001年，革命博物馆举办“肩负人民的希望”展览时展出了这些账簿，还特邀杨燕秀和她的家人前来参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巩固和扩大改革开放成果的必由之路。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大会主席敲响了手中的木槌，宣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北京晚报》两位记者将卡迈勒宣布中国“入世”的木槌带回中国。2001年12月12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天，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将“入世槌”捐赠给革命博物馆。

    1997年12月15日，由国家文物局、香港临时市政局主办，香港艺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筹划的“国宝——中国历史文物精华展”在香港艺术馆开幕。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等出席开幕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董建华说:“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展览，我要另找一个机会与全家人再次逐一细细欣赏这些巧夺天工、价值连城的珍品。同时我也希望每年都能在香港举办一次中国历史文物的展览。”当时，香港各大新闻媒体都给予大量报道和高度评价，展览为香港民众提供了欣赏历史文物的宝贵机会，增强了香港民众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民族自豪感。展览开幕后，观展市民络绎不绝，许多人表现出对祖国珍贵文物的浓厚兴趣，在一件件国之瑰宝前流连忘返，场景十分感人。

    2003年2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组建。为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2005年8月至9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香港大公报、澳门民政总署等主办的“和平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展览”在香港、澳门展出。展览社会反响良好，在香港为期9天的展览中，观众总人数达12万人次，在澳门观展人数达3.5万余人。2006年8月至12月，应马来西亚新山中华工商总会邀请，展览以“和平之旅——世界二战历史资料全国巡回展”为题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及新加坡等六大城市巡回展出，当地民众踊跃观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