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8日的《作家文摘》报转载了《党史纵横》杂志2018年第9期的一篇文章《周恩来“拍桌子”背后》。文中提到周恩来一生温文尔雅、谦恭和善，很少发脾气，但是为了革命成功和党的前途，也曾几次怒拍桌子。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亲属，在他生前，有关他做的任何工作，我都没有权利听到、看到、知道。但是据我的母亲王士琴生前回忆，伯父在家中也发过一次脾气、拍过一次桌子。

    那是大约在1957年的时间，有一个周末，父亲周同宇（恩寿）和母亲王士琴去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正好遇见伯父伯母的干女儿孙维世大姐带着她的养女小兰也到西花厅来看望两位老人。中午，伯父伯母便请大家一起吃饭。

    维世大姐的女儿小兰当时才只有四、五岁，是个比较活泼调皮的孩子，哪怕坐在了饭桌前也手舞足蹈地，一会儿点名让母亲给她夹这个菜，一会又说这个不好吃，要吃别的菜，弄得维世大姐十分紧张，生怕孩子影响了伯父伯母进餐，只好集中精力围着女儿忙来忙去，自己都没顾上吃什么。

    忽然，不知维世大姐什么地方做的不合小兰的意，小兰便不依不饶地又哭又闹起来，还抬手打了维世大姐一巴掌。小孩子调皮不懂事，这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可能低声阻止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伯父却发怒了。他“叭”地一下拍了桌子，十分震怒地对小兰说了一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伯父的声音并不大，却双眉紧蹙，严厉的目光盯着小兰，小兰吓得立刻止住了哭闹，再也不敢撒泼了。

    伯父一生都非常敬爱自己的两个母亲。一是他的生母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是淮阴知县万青选的女儿；一是他的嗣母陈三姑。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兄弟四人，周劭纲是老二。老四名叫周贻淦，是个聪明好学的青年，很受其父母的疼爱。1898年春周恩来刚出生不久，周贻淦患上了肺结核病，肺结核病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周恩来的祖父十分焦虑，为了挽回小儿子的生命，他便寄希望于早已订亲的宝应县陈家将女儿陈三姑嫁过来。这在那个年代叫做冲喜，人们认为这样做或许会使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然而陈家人却又不情愿了，他们劝告陈三姑不要去嫁给那个得了肺痨的病人，他们说陈三姑可以向父亲提出退婚的要求。陈三姑没有同意。在100多年前的旧中国，一个女孩子一旦由家人给订了亲，就属于对方家的人了，正所谓“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女人守寡后若终身不改嫁，名字会被载入县志，村里还会为她立贞节牌坊。在陈三姑看来，女人的名节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据周恩来的堂妹周美娟后来回忆说：“当时陈三姑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她去托了人来给自己开了脸。”开脸就是用一种专门的小刀将女孩子额头上细碎的绒毛刮去，使额头变得干净光鲜。这是女孩子出嫁那天必做的准备，开了脸就表示自己是新娘子了。“开过脸之后，陈三姑就这样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独自一人勇敢地走进了驸马巷周家的大门。”

    不幸的是，陈三姑嫁入周家才半年，周贻淦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时间应该是1898年秋天。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一个男子婚后没有子嗣则为大不孝，在家族的谱续上也不能排在重要的位置。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又名攀龙，字云门）为了让他心爱的小儿子能有后代，也为了让陈氏日后有所依靠，便决定将才刚半岁的长孙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夫妇，孩子交由守寡的陈氏来抚养。所以周恩来后来介绍自己是“六月而孤，承嗣寡母陈。”（《周恩来早期文集》之《周君恩来》）1946年9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在南京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也如是回忆道：“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中共党史资料》1982.1，后文简称“1946年9月李勃曼采访”）

    陈氏从此担起了抚养儿子周恩来的全部责任。陈家祖籍为苏州甪直，后迁居到清江，最后定居于宝应。出身书香门第的陈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是个才女，她14岁便能赋诗填词（《周恩来早期文集》之《旅日日记》），她的书法和绘画也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她喜欢画美丽的白芍药花，也会画各种飞鸟，驸马巷周家的女人都说：“天上飞的是什么鸟，陈三姑就能在纸上画什么鸟。”（周美娟回忆）

    周恩来曾提到自己“小时候娇生惯养，身体不好”（1964年8月周恩来对亲属讲话，后文简称“1964年8月周恩来语”），母亲照顾他十分辛苦。“幼羸弱多病，扶持将护，君母备极劬劳。”（《周恩来早期文集》之《周君恩来》）

    待到周恩来4岁（虚岁5岁）时，陈氏便开始教他认字和背诵唐诗，“五岁从母教。”（《周恩来早期文集》之《周君恩来》）儿子喜欢学，记性又好，学过一遍便不会忘。陈氏越发喜欢，以后又给他增加了讲故事。“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天雨花》《再生缘》等词唱。”（1946年9月李勃曼采访）

    周恩来5岁进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和学做策论等基础国学，平时陈氏还要求他练习诗词写作。周恩来年纪虽小，却已经能够写出很好的诗句了，连家中几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伯父们看过后也都会频频夸赞他的文采。“幼年时的诗文虽不可记，但他说那是颇得长辈们的赞许的。”（1946年4月《大公报》记者曾敏之采访周恩来，后文简称“1946年4月曾敏之采访”）当时的周家是个大家庭，各房兄弟都住在一起没有分家。周恩来的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四伯父（胞伯）、五伯父、六伯父当时还都在淮安的府衙和漕运总督府做师爷。伯父们可怜周恩来从小失去父亲（嗣父），对他一向宽容，从不批评他，得空时还会再多教给他一些文化知识。但陈氏对自己的儿子要求却极为严格，“师暨诸父，怜其孤，辄少宽假，而慈母则督之綦严。”（《周恩来早期文集》之《周君恩来》）陈氏不仅自己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也不许儿子出大门乱跑，只管跟着她在房中安心读书。所以周恩来后来又说：“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来的。”（1946年9月李勃曼采访）

    当然，管教严格的陈氏并非阻止孩子的天性，读书之余，陈氏也允许周恩来到院子里和周家其他几房的小兄弟小姐妹们一起玩耍。许多年后，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曾深情地回忆过自己这段童年的生活：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想起从前十几年前的事情，一家子好好的全住在淮城。那时候几位伯伯都在家里，就是有在外头做事的，家眷也都是在淮城。众位伯伯跟前的哥哥、弟弟、姊姊、妹妹，全都是在一个门里头，每天在一起玩儿，有时候恼了，有时候好了，说不尽的好处。” （《周恩来早期文集》之《旅日日记》）

    那时，还有年龄与周恩来相仿却大了他一辈的小表叔樊明武、小表姑樊明馨也和大家在一起玩耍。在表姑樊明馨的记忆中：“总理小时候梳头，头顶上束一个朝天的揪揪，脑后还拖了一条小辫子，像年画上的小孩那样。”

    除了几位伯父及他们的家眷，那时的周家还有不少亲戚，如周恩来的姑姑姑父、舅舅表叔等，他们经常会到驸马巷来走动串门；家中也还有几个仆人：做饭的厨师，打扫卫生的佣人，就连周恩来的祖父生前的长随，在老爷去世后也依旧住在周家前院的门房不曾离开。无论是舅舅、表叔，还是家中的仆人，大家都喜欢自幼失怙（失去嗣父）却又聪明懂事的小恩来，小恩来也喜欢找他们玩，缠着他们给自己讲故事。“幼时喜闻故事，凡有人能语余以奇闻者，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周恩来早期文集》之《射阳忆旧》）对此，陈氏倒也从不拦着，儿子求知欲那样强，在她看来，除了四书五经等必修的儒家经典之外，听故事倒也不失为一项帮助儿子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好办法。在周恩来听到的故事当中，有一个故事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故事是说有一户人家的老仆人，他做事勤勉、诚实可靠，又记忆力超强。家中凡米盐琐事，主人委托他，他必能全部办理妥帖且账目丝毫无差。一日，主人交他保管600贯钱于柜中，由他做日常开支，他事后经过核查，发现主人多给了400贯，便立即如实相报，绝不贪污。周恩来始终将这个故事记在心中，多年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念书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射阳忆旧》，介绍了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仆人。16岁的周恩来并因此发出感叹曰：“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周恩来早期文集》）

    周恩来虽然过继给了他的小婶陈氏，但陈氏带着他始终跟着嫂子即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一起生活，他的成长也始终没有离开过万氏的视线。周恩来曾对侄子侄女回忆说：“我们的妈妈（万氏）是个贵族子女，小姐。外祖父最喜欢她，她从小开朗，不像闺秀，不肯缠足。外祖父常带着她到处跑，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她很会应酬。到十一、二岁才缠足。”（1964年8月周恩来语）又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1946年9月李勃曼采访）

    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生前曾代理过江苏“安东、阜宁、桃源等县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1897年周嵩尧中举资料），海州直隶州知州是周起魁捐的候补知州衔。在周恩来1岁左右，周起魁还未补上知州一任便病逝了。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胞伯）担起了养家的责任。然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钱谷师爷，收入也不高。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则因学师爷未成，只能做一个文书，每月收入只够养活自己。周恩来的八叔周贻奎（胞叔）双腿残疾，不能工作。从此，周家家境便日趋衰落。而在淮安驸马巷，照料和安排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周恩来的生母万氏的身上。面对越来越困难的经济状况，万氏不得不一改过去的大手大脚，开始精打细算过日子，有时还要去典当行典当一些衣物首饰，或者去亲戚家借钱，童年的周恩来看到了生母的辛劳和愁苦。

    1904年秋天，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带着6岁半的他和两个弟弟从淮安迁往淮阴清江浦，住进了外婆家隔壁一个叫陈家花园的房子里。住进陈家花园后，万氏给周恩来和小他一岁的弟弟周恩溥请来了私塾先生，在周恩来的努力争取下，他的两个表妹万怀芝和万贞也高兴地加入了这个读书班。然而，私塾先生所教的内容早已满足不了学习进展神速的周恩来了。于是，当同在一间教室里学习的表妹们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陈氏已经给儿子找来小说让他看了。周恩来后来回忆道：“从八岁到十岁（虚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1946年9月李勃曼采访）又说：“我的知识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知识，我母亲总是让我看小说。”（1964年8月周恩来语）

    儿子是陈氏生命的全部寄托和精神依靠，为了照顾年幼的周恩来，陈氏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和南京两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特别提到了陈氏母亲对他的教育：“自己的母亲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她知道怎样使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1946年9月李勃曼采访）又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946年5月曾敏之采访）

    在淮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依然要为全家的生活操劳和发愁。就在周恩来一家迁到淮阴的第二年开春，他的四伯周贻赓和父亲周劭纲都外出工作，患病的八叔周贻奎一家也迁来淮阴。万氏的压力更加沉重。家中的积蓄越来越少，官家的面子却还要挣着，每遇到亲戚间的婚丧嫁娶、生辰忌日等，即使去借钱、去典当，也要给人家送上一份礼。有时万氏还会带着周恩来跟她一起去借钱，去典当行。这让周恩来从小便体味了世间冷暖，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后来批评道：“破落下来还要装门面，我最看不惯。”（1964年8月周恩来语）

    生活的艰难与劳累终于压垮了一向爽朗而又要强的万氏。1907年秋，周恩来9岁半时，他的生母万氏去世了。“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1946年9月李勃曼采访）

    自从生母万氏去世后，周恩来便接手了她的工作，开始管家和照顾两个弟弟了。“我十岁十一岁（虚岁）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1946年9月李勃曼采访）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同宇）也曾回忆说：“总理9岁当家，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

    这一切或许也是陈氏的安排，因为陈氏也患上了肺结核。她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应该让儿子早些锻炼生活的技能，对儿子的能力她是有信心的。“她（生母）死后，十一婶（陈氏）对我说：‘我也活不长了。’不久也死了。”（1964年8月周恩来语）陈氏去世的时间是1908年的夏天。“失去母亲对他虽然是一种打击，但他想到母亲的美德，生前期望他向学上进的殷切，却也鼓励他挺胸做人的勇气。”（1946年5月曾敏之采访）

    两位母亲在艰难的环境下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抚养3个小兄弟的情景，永远定格在周恩来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敬重也十分怀念自己的两个母亲。

    1918年1月2日，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在日记中曾专门提到他的嗣母陈氏：“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3月20日的日记中又记起母亲：“晚归自习，偶思及家事，想亡母，不能成眠。”“遗墨犹存，音容久杳。伤哉！”暑假里，周恩来回国探亲。8月21日这天，他前往北京的江苏义园拜祭朋友母亲的陵墓，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为叶母去世百日，又届阴历十五绪怀节义，悲概无极，联想吾母，伤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