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万同志是离休老干部，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信丰县委副书记。

    土地革命时期我没有在地方工作,是在军队里，在红军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九师。

    关于交通运输问题，从红军打仗来说，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内线作战，例如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我们都是在苏区作战。在那里打仗，那里的政府就要动员、组织民工给部队搞运输。县里有支前部，民工都编成了担架队、运输队，妇女们组织慰劳队，給红军战士洗衣服，做鞋子。在内线作战,是自己的老百姓搞运输，粮食就不要运了，走到那里吃到那里。主要是运输伤病员和战利品（缴获敌人的弹药、武器和物资)。那时的运输工具就是靠人的肩膀挑，男的女的都挑（苏区的妇女大多数是很强劳动力)。那时没有什么车子，我知道只有闽浙赣苏区黎川那边有手推车。一个轮子推得几百斤，小路可以走。除了老百姓搞运输以外，部队的战士也要负责部分运输任务，如打扫战场，收容伤兵，那时师长、团长都亲自抬担架，没有什么官架子的。部队里还有一些随军的犯人，犯了错误，经过军法处审判的，头上修了“马路”的（即在头发上剃了一道痕迹），也参加搞运输，那种人不多。另外一种情况是到外线作战，就是到 白区去打仗。例如，一九三二年打福建漳州，那就是主要靠部队自己来搞运输了，因为从苏区带民工去是很不方便的。我记得打漳州时，我们没有从瑞金带民工去，后来有民工搞运输，也都是征发福建当地的老百姓。打漳州我们去了—、五两个军团，一共四五万人。仗是在广东南雄的天宝山脚下打的，一举歼灭国民党四十九师(伪师长叫张贞)两万人，一直追进了漳州。缴获很多物资。部队在那里休整了两个月，给战士们缝了新军衣，每人发两套。伤病员就在南雄附近医治，伤重的才往苏区转。缴获的物资也往苏区转。离漳州二百四十多里就是龙岩，那就到了我们苏区。漳州到龙岩有条公路，是国民党修的，但中间隔了一座山没有修通，两头都修通了。汽车从漳州可以通到水头，水头过去一百多里就是龙岩。我们打漳州缴获了三百辆汽车，战利品就用汽车运到水头，水头到龙岩那就靠人挑，挑担的民工主要是福建的老百姓。打漳州是一九三二年四月的事，接着就是打水口，那也是一场很有名的战斗，歼灭了陈济棠的十八团。水口是白区，我们也是外线作战。没有带苏区的民工去。前方的伤兵是部队自己收容起来，用担架搞到信丰，苏区的民工就从信丰接回于都、瑞金去治疗。

    总之，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内线作战的运输，以苏区的老百姓为主，自己部队为辅；外线作战的运输，以自己部队为主，老百姓为辅。当时苏区的交通运输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物资交流十分困难；苏区的粮食和土特产运不出去，谷子买五角钱一担。赣州的资本家派人偷偷地来我边界上败购。他一转手，就在赣州卖三元多一担。苏区的食盐紧张，白区的商人晚上偷偷地送盐到苏区的边界上来，卖一元钱一斤,后来一元钱只能买几两盐。他们做买卖完全是为赚钱，被国民党抓到，搞不好就有生命的危险。那时苏区要出去采购物资，到赣州不行，到南昌也不行,去广东还是不行，只有到福建十九路军那边还可以买到一些东西。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前发的棉衣，那都是用原先从福建买来的布做的。为什么在福建十九路军那里能买到东西呢？因为十九路军的蔡廷锴、蒋光鼐是爱国的，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可惜当时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说人家靠不住，拒绝同人家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