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杨家岭建设委员会与建设中央大礼堂

张协和任杨家岭建设委员会委员与建设中央大礼堂的聘书T569-1

    延安建设的第一个正式大礼堂是边区参议会会址，当时，还组织了会址建筑委员会，由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徐彬如负责筹备建设。会址于1941年10月落成，因经验不足，以致礼堂建成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杨家岭原有一座砖木结构的礼堂，在1941年冬的火灾中被毁。为准备中共“七大”的召开，194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秘书处组建了中共政权上第一个正式的专业建设规划委员会---杨家岭建设委员会，统一负责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及其附属建筑的规划、设计、材料供给与施工。委员会由延安自然科学院院务处处长杨作材，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边区林务局局长乐天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徐以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负责人钟敬之，中央直属经建工作顾问、中央管理局技术研究室主任、美坚工厂厂长张协和，中央秘书处副处长、中共中央机关事物管理局副局长邓洁，中央统战部居敬7人共同组成。

    新礼堂由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杨作材（解放后任建设部副部长）和张协和共同设计，由张协和负责指导中直机关施工建设。学法律的杨作材时年29岁，曾在桂林湘桂铁路测量队跟随大哥杨克刚学习过测量描图等建筑基本功。张协和不到22岁，他学的是机械制造，选修建筑与化学专业。因当时延安物资奇缺，根本没有建设大型建筑用的钢筋、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甚至连普通的玻璃、大尺寸木材和连接木材用的铁钉也很少见，而礼堂又必须要作到大体量的跨度和高度。虽时年建材匮乏，无法满足基建需求，但他们二人勇于担当、集思广益、知难而进，以超人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承担起这项艰巨任务。这种在外部条件极度困难与不足的情况下，勇于攻克技术难关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拼搏精神，就是二十年后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基础。他们共同甘冒重大的责任风险，参考西洋式拱形建筑结构，创造性的采用了陕北素有的石拱窑洞原理，将其按超大比例放大后，在土堆上用木材搭起垡楦，使用超大跨度石拱作主要承重，又参照著名隋代赵州桥的形式，在大拱上又砌小型砖拱，即减轻重量又可承重，最后撤掉垡楦，运走堆土，完成施工。为防止大拱形成的侧推力破坏建筑稳定性，还在礼堂东面增加设置了小会议室，在西面增设了阅览室和游艺室，而舞台上方则采取了椭圆拱结构。

1942年11月建设延安中央大礼堂时的现场照片（吴印咸摄）Y41

1947年4月4日下午，胡宗南侵占延安后，由中外记者团拍摄的当时中央大礼堂的照片Y20

    中央大礼堂主体结构没有采用传统的建筑大梁与支撑柱，也没有使用任何钢筋、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到1942年底，总共用了10个月的时间，造价为12万元，跨度34米，长36米，高11米，主厅可容纳1000人的无梁大跨度穹窿式结构的中央大礼堂正式竣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大礼堂的建设者们团结协作，精心设计，就地取材，创新施工，终使中央大礼堂顺利落成，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奋斗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体边区军民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热情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建筑史上在无现代建筑基础材料之条件下，无柱、无梁建设超大跨度建筑的先例。

1943年建成后并未全部装饰完好的中央大礼堂外景（吴印咸摄） Y83

    吴印咸先生留下的两张中央大礼堂历史照片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真实情形。大礼堂大门上方用的五星铸铁窗棂子，原先是请鲁迅艺术文学院设计用于建造李家塔礼堂用的，后经修改铸造成了一个大的红五星，中间的“1940”字样表示铸造于1940年，最后用到了中央大礼堂上。筹备七大时，为了美观与协调，又在五星下面增挂了谷穗状半圆环装饰（可惜现已遗失）。

中央大礼堂增挂谷穗状半圆环装饰原状

    1947年4月，胡宗南侵占延安后，根据蒋介石命令，派了个由55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到延安。根据他们4月4日下午拍摄的照片，记者团成员站在大礼堂外面，为这座建筑的气势赞叹不已。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胡宗南手下已经用手榴弹将大礼堂屋顶炸塌，为给中外记者参观，又用尖顶架棚支起了临时顶（这也给解放后恢复大礼堂原貌的建设造成误导）。

1947年4月后，支起尖顶架棚的中央大礼堂外景 Y124

    1953年，中央政府拨款14万元，对中央大礼堂及中央办公厅办公楼进行修复，还拍摄了杨家岭修复后的全景照片。1957年，在延川出身的毛主席勤务员贺清华同志引领下，延安旧址修复委员会人员到北京见到当年的中央大礼堂设计、建设者杨作材和张协和及他们保存的图纸，为恢复旧址原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1953年重修后的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飞机楼及杨家岭全景 Y7-3

    按照延安革命纪念馆出版的《延安革命纪念馆50周年》一书中，由旧址部主任白振学《旧址的恢复保护与维修管理》一文记载：“…由于调查研究不够，维修中局部改变了旧址的原貌，有所失真。中央大礼堂正顶的平式屋面改成坡式，东侧顶的坡式改为平式。…有损于旧址原建筑物的真实性。…特别是走访了当年延安美坚木工厂厂长兼工程设计师张协和同志，看到了他当年为中央首长会仪室，中央大礼堂（“七大”会场）办公用具的设计图纸，并描绘带回馆，这就为旧居内部的复原找到了真实可靠的依据。他介绍的桌凳高低的比例关系：尺七二尺七，坐下吃东西；尺八二尺八，坐下吃西瓜；尺九二尺九，坐下喝烧酒。这都是我们维修复原中应遵循的传统依据。…仿制品有我们按照张协和设计图纸制作的桌、椅、柜、凳、沙发、茶几、书架等。”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后人推选为“中华百年建筑经典”。望所有能保存下来的历史建筑都能为后人一直保留其历史原貌。

    任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委员会)经建工作顾问 

1941年4月，张协和任中央直属经建工作顾问的聘书  T563

    1940年春，在边区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朱德总司令回到延安，专职主持领导边区的经济发展工作，他根据边区现状，提出发展经济应以边区特有的食盐与羊毛特产为引导。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告因延安统战部长王明发来电报，要懂木器加工与机械制造的蒋孝传（张协和）速到延安，故于7月动身赴延。他刚到延安时被派往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任教，教授技术知识。

张协和1940年搬至延安女大、中财部与美坚工厂的详细日期记录B9-18b

    8月，为缓解边区最困难的有关吃、穿等生存问题，刚到延安1个月的张协和调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经中央组织部审定，被任命为甲级工程师(延安最高级别的技术干部)，享受每月二十块大洋的技术津贴及其他相应待遇。1941年4月，博学多才且刚满21岁的张协和，被任命为中央直属经济建设工作顾问，成为延安最年轻的高级技术干部。此后他将自己的学识落实于工作实际并通过不懈努力，为边区经济建设作出了众多贡献。

张协和延安时期使用的皮公文包与粗布外套   T541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管理局经济建设处全体人员及其子女合影留念（第四排中间为张协和，前排右三为张夫人姚毅带长子延生、次子张强）T557-2

    文革中，为了驳斥造反派的谣言，并拿出铁的证据证明自己，他将建国后已经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建设中央大礼堂的聘书”原件要回交了上去，但这并没能使他得到任何甚至部分的解脱。他被强迫挂牌游街、遭“坐飞机”批斗、打扫厕所，还被造反派打成脑震荡，并打折了腰。文革后，在中央组织部直接干预下，他成了党内极少的没有文革结论而被“官复原职”的领导干部。一直到1988年6月，给他彻底平反时，才将所有“黑材料”，包括延安“杨家岭建设委员会委员与建设中央大礼堂聘书”，“中央直属经建工作顾问聘书”等原始资料退还他本人处理，使我们今天还能看见这些珍贵的历史实物。

    张协和少年时便树立了通过变革社会、实现以科学与实业救国的理想，后转而投身职业革命。自延安时期始，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近六十年，行业广泛涉及到机械、冶金、化工、建筑、农业、材料、核能、航天、军工、教育、情报、工业美术及中医、文史等领域，为我国机械工业、国防军工、建筑工程的科研、设计、管理、制造及教育、中医药学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首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职业共产党人中的顶级技术专家，被国家首称为“我党复合型和专家型的领导干部”。

    按原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副主任张策同志的话说：“协和同志一生，他想去作的事，结果全都作成了”。对于延安时期自己所作的贡献，他很少对子女与周围的人提及，以至于这本“纪实”中有九成的内容，前后用了近八年时间才调研、整理清楚。这与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浅薄浮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政绩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央秘书处1942年5月26日公布的《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中有关甲等文化技术干部的待遇规定节录

    延安撤离与《解放日报》及《解放日报——临时刊》的存世  

已成为孤本的竖字刊头《解放日报——临时刊》T551-3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之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爆发。10月，胡宗南加紧准备进攻延安，当时毛泽东并不想放弃延安。11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规定：除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外，一般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延安各单位火速集中并销毁了上百万件各种资料文档。“仅中央秘书处就烧毁文件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的电报达13355件。中共中央从苏区时期开始对保管收存档案历来非常重视，延安仅中央秘书处材料科集中保存的档案，就装了4个窑洞，经过甄别整理，92箱档案被精简到64箱，中共中央珍贵档案文件准备第三次大转移”。

    大量销毁文件的情况引起一贯重视档案保护工作的毛主席的注意，他立即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并指派安子文到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检查疏散转移档案的情况，并向各机关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各机关撤离事宜要有条不紊地进行。

    11月11日，刘少奇在中央党校干部大会上作撤离延安的动员。12月初，中央机关开始大规模疏散，《解放日报》部分人员、设备也开始撤离。负责印刷的中央印刷厂分别在子长县魏家岔、冯家岔建立分厂。1947年初, 印刷总厂迁至魏家岔,延安作为分厂,坚持《解放日报》的印刷，这时，大部分中央机关已疏散至瓦窑堡。鲜为人知的是，为适应后方工作需要，1946年12月5日《解放日报——临时刊》创刊至1947年2月10日停刊共发行编号为61期（实际出刊60期），形成了中国报刊史上罕有的同名双刊并列发刊的特殊版式，张协和收报编号为“九沟台18”。这段被遗忘的重大事件应予增补编入《解放日报》的正史，以完整还原此段缺失记载的历史。由于《解放日报—临时刊》已成为孤本，因而变得更为珍贵。

1947年3月11日张协和记录的撤离时携带物品及六匹骡马分工表 B3

    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组撤离。2月9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作战会议，调集了39个旅，25万军队，而我军在陕甘宁的兵力只有2万余人，实力悬殊极大。2月21日，蒋介石强迫中共驻北平军调部叶剑英及随行人员返回延安，27～28日，又通知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眷属于3月5日前全部撤出。3月8日，中央在延安新市场举行了保卫边区万人动员大会，并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撤离。

    3月11日，驻延安美军联络组最后3人撤离7小时后，国民党飞机开始对延安实施轰炸。3月12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转由瓦窑堡台代替。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3月29日，先后撤出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在清涧县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中央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坚持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负责中央托管的工作。

中央第二梯队张协和分队从陕北渡黄河撤退行军路线图1

延安撤离前张协和处理私人生活用品的记录B3

    此前，张协和由中央管理局调到社会部后，准备派往平津敌战区工作，后因我方电台被军统破获，情况骤变，派遣计划暂缓，一直等到最后才随中央后梯队撤离。

    为了打败国民党，建设新国家和准备轻装行军，开赴新解放区。在准备撤离时，他详细清理了自己的物品，为使将要建立的新国家能更好地进行建设，他决定将暂时不用的留声机、皮鞋等私人生活用品处理掉，集中力量将大量书籍报刊、图纸文档、假肢实物、《解放日报》等延安时期的实物资料全部带走。除了组织配备给他的骡、马外他还自己购置了牲口，其中匀给警卫员与勤务员一匹用，夫人与3个小孩用两匹外，集中了三匹牲口驮运书、报和实物资料，作为带队首长的他则自己牵着牲口徒步行军。

1947年3月15日--3月24日张协和分队撤退行军、宿营记录B3-1

张协和分队从山西小觉至小作撤退行军路线图3

张协和撤退时所带分队集中收交带路费的记录  B3-5-2

    延安时期从领袖到老百姓在经济上均公私分明，连行军时请当地老乡带路，都会向他们支付报酬。张协和所带分队集中交付带路费的记录表明，除普通工作人员与战士外，所有干部都要按职务收入高低比例出带路费，中央医院院长魏一斋收入较高出12块，郭老（子化、七大代表、后任山东省代主席）等出10块至3块不等。这件撤离过程中不起眼的小事，却反映出那时的共产党人奉行着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随中央后梯队撤离的张协和在那种复杂危机情况下,硬是用马拉、骡驮将2大箱整套《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临时刊》和大量延安时期的各种史料与实物3000多件，横穿陕北、晋西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太行、冀南、山东渤海、胶东、鲁中、带到济南解放区。除解放后将几百本书籍捐赠给山东工学院图书馆外，其余全部都随他调动带到了北京。

50年代中直管理局副局长范离以张协和保存的《解放日报》为主组织整理影印的《解放日报》合订本（共12册）T549-1

2014年《解放日报—临时刊》影印本封面

《解放日报》影印合订本的简单说明T549-3

2015年4月27日《藏书报》报道“解放日报——临时刊》的存世与发行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