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侄女、中共党史文献研究院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周秉宜在讲述《周恩来的家风与公仆精神》。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家。周恩来兄弟3个，他是老大；老二叫周恩溥，也就是我的二伯，在解放前就去世了；我父亲叫周恩寿，后以字行，叫周同宇，他们没有姐妹。​
    我大伯周恩来9岁、二伯8岁、我父亲3岁的时候，我祖母就生病去世了，那时她还很年轻，35岁。我祖父因为常在外地谋生，收入微薄，照顾不到家中的3个孩子，我的大伯便开始掌家。我父亲生前曾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同志回忆说：“周总理9岁当家，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我大伯把我们一家从天津接到北平。当时我们家有4个小孩儿。我父亲来到北平后，开始在华北钢铁公司上班。华北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陈颂言伯伯是我大伯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我父亲的工作是陈伯伯介绍的。我母亲也参加了工作。建国前妇女大都不工作，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妇女，号召妇女也出来参加工作，我母亲就去一所中学应聘，当了一名俄文教员。当时他们在东城区租了两间小房。家里孩子多，年纪又都还小，父母工作忙，住房又紧张，大伯和我伯母（我们叫七妈）为了帮助我父母减轻负担，便把我姐姐秉德、哥哥秉钧和我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和他们一起生活。那会儿姐姐上中学、哥哥上小学、我上幼儿园，我们平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
    1954年秋，我和哥哥回到父母家住了几年，1961年，我又回到中南海，直到1968年，在西花厅前后生活了近20年。​
    伯父作为国务院总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终日勤于处理国家公务。尽管他为国家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亲属对侄子侄女的教育。他对家人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规矩，而平日具体执行这一系列规矩的、便是我的七妈邓颖超。​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有10条家规，比如亲属不能特地请假从外地来北京看望他，一律住招待所，有工资的自己交租金，没有工资的由伯父帮着交，看戏自己买票入场、不能享用招待券等等。这个家规并不是伯父伯母写在纸上、而是周尔辉等亲属事后回忆整理的、主要针对当时已经工作了的在外地的亲属。而我当时年纪还小，又住在西花厅，情况还是不完全一样。今天主要对大家谈一谈，我从小到大在和两位老人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

    （一）严格遵守西花厅的纪律

    西花厅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他的全名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西花厅前院的大厅是周总理接见宾客的地方，后院有周总理和他的十几个秘书的办公室。这些秘书分别负责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文教等各项事务，他们协助周总理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另外，由于伯父一般是早上5点半到6点左右休息、10点半左右起床，起床后如果他不出去开会或见外宾、就是进办公室工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左右。所以，对我们几个居住在西花厅的侄子侄女，伯母有三点纪律要求：第一，不许随便大声说笑，要始终保持安静；第二，伯父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许进；第三，严格遵守“三不”的保密纪律，即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伯父伯母自己也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有关他们的工作，我们一个字也听不到。伯母还对我说：“你伯伯是政治局常委，我是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

    （二）不能享受任何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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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去大食堂、不能吃小灶。我上学前是和伯母一起吃饭。上学以后，伯母找我谈话，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儿童了，我和你伯伯就要用一个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首先吃饭不能和伯母一起吃、要去大食堂，由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发给我哥哥和我每人一只小搪瓷碗、一只勺、两毛钱饭票。第一天由叔叔带我们、走上半站路的样子、去国务院第三食堂、和叔叔阿姨一起排队买饭。菜谱是用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有不认识的字可以问前面排队的叔叔。伯母还说：“毛主席的女儿也是去吃大食堂的。”​
    我上学后和哥哥在一个学校，北京军区八一小学。北京军区的干部的子女上的学校。学校的位置在海淀区、离城里较远，周末学校大门口内操场停满了大汽车和小汽车来接孩子们回家。当时小汽车只有高级领导干部才会配一辆小汽车。伯父有两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伯母也有一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但周末伯母从来不派小汽车接我们，而是让卫士叔叔骑自行车去学校，在学校门口雇一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三轮车的车费由伯父自己出。有一年放暑假了，过了两天也没有人来接，哥哥着急了，写了一封信给伯母“中南海、国务院、邓颖超收。”他写道：“我们放假了，你让叔叔来接我们吧，这次得派一个车来、因为我们有行李。”但这次还是卫士叔叔骑车来接我们，他在学校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我们把行李放在脚下，回家了。回家后、伯母对我们说：“小汽车是公家给你伯伯开会和工作用的，你们小学生没有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就没有资格坐他的小汽车。”
    暑假里，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开会，家属子女也可以同去北戴河度假，但是伯母不允许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她对我说：“你伯伯是去开会去工作的，你不能跟着去。”又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度假了，你们才能去。”但是伯父会安排烈士子女去北戴河度假。比如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晓枫、叶挺的女儿叶剑梅等。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举办焰火晚会，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群众一起欢庆节日。他们的子女也可以跟着家长一起上天安门欣赏美丽的焰火。但伯父从不带我们侄子侄女上天安门城楼。晚上，伯母会带着我们全家一同散步到中南海的湖边，和国务院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一起观看焰火。她对我母亲说：“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也可以来。”​
    中央办公厅为照顾中央首长的休息，还经常在周末举办一场电影晚会，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尚未公映的。他们的家属子女都会一起来看电影。但是伯母不允许我去看，她对我说：“咱们国务院大食堂周末也会放电影，5分钱一张票，你想去看，我给你买票。”去国务院大食堂放映的都是街上普遍公映的电影，是国务院机关考虑到干部们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上街买票，而为大家放的一场电影。​
    生活上特殊化的待遇一概没有，十几年过去我也习惯了。但是还不止这一点。1964年夏天，暑假，总理要给当年高中大学毕业生作报告。我想听报告受教育应该不算特殊化吧？就找成元功叔叔，让他给我一张报告会的票。他也认为听伯伯的报告应该可以去，说：“你等一会儿，我去给你问问你伯伯。”一会儿他回来，说：“不行啊，秉宜，伯伯说了，伯伯是给今年的大学高中毕业生做报告，秉宜不是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就不能去听这个报告。”很原则，一丝不苟，但话锋一转，又说道：“等明年秉宜高中毕业了，再去听伯伯的报告吧。”
    我上小学二年级之前、住东厢房。后来西花厅又来2个小朋友，是总理一个老秘书的孩子。孩子多了，难免有说话声大的时候。伯母安排我们全住到外院的小平房，一人一个小木板床。外院还有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的3个孩子。七妈就让我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大孩子管小孩子。起床、做操、吃饭、做功课、游戏，很自由也很高兴。伯母这种安排也是希望伯父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出来散步时能看到院子里还有孩子们玩乐的身影，还能抽空和孩子们说两句话，还能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氛围，紧张劳累的神经能有短暂的休息和放松。
    但是伯父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我们总住在深宅大院、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对孩子们的成长十分不利。伯父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多和劳动人民的子女交朋友。劳动人民的子女热爱劳动，生活节俭，能吃苦。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把我和哥哥送回父母家。
    我家是住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不是一个独门独院，而是院子里住了四户人家。家中除了我父母，还有四弟、五弟、六妹，以及两个老大娘。我在西花厅自己一个人住一张木板床住惯了，不习惯和别人挤一个床。但在家里，我得跟五弟以及照看五弟的老大娘同住一张大床，旁边的小床上睡着六妹。六妹爱哭，经常吵得我睡不好。周末我去西花厅时，就对伯母发牢骚，说我和大娘、五弟住一个大床不习惯。伯母立刻拉下脸来批评我：“人家老百姓都是这样生活的，你为什么就不行？”
    回到家以后，没有叔叔来接我们。我和哥哥秉钧、四弟秉华、便开始了每周自己乘公交车回家的经历。伯母嘱咐父亲，除了我们回家的往返车费以外，再不要给孩子们零花钱了。但是小朋友嘴馋想吃糖果，哥哥就想办法。周末他带我和弟弟从海淀的学校走到动物园，这样，省下两、三毛钱，他就给我们买糖吃，再从动物园乘车进城回家，还带我们去胡同口租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我们非常开心。一年后，哥哥小学毕业回城里上学，就由我带弟弟回家了。
    八一小学是一家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学校。由聂荣臻元帅始建于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学校管理军事化，培养孩子们的组织纪律性、自我管理能力、和团结精神。八一小学的学生许多都成了军人。但是到了上世纪50年中，八一小学也显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即干部子女扎堆、与社会、与群众脱节。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关心这个现象，1953年5月，周总理有一次去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曾嘱咐过101中学的干部子弟说，希望同学们不要学八旗子弟，娇生惯养，不要特殊化，干部子弟应该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弟在同一个学校一起学习。所以到1957年1958年五弟六妹该上学的时候、伯父没有安排他们进八一小学，而是让他们进胡同里的小学念书，和老百姓家的孩子一起念书。

    （三）清正廉洁，严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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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举几个小例子。
    比如，他坐小汽车去北京饭店理发，这段路程消耗的油费，他要自己出，决不找公家报销。他请民主人士吃饭，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他请文艺界的同志吃饭，鼓励他们多创作可以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反映新社会新气象的好作品。虽然他请人吃饭，谈的都是工作，但他从来都是自己出钱，从不要公家报销。​
    他也从不收礼。一个老部下从福建给他寄来一箱桔子，他立刻寄回了两箱桔子的钱，制止了老部下送礼的行为。有一次他的淮安老家来人送他撒子，他不但付了钱，同时还写信给淮安地方领导，要求他们坚决制止请客送礼。
    关于周总理清正廉洁的故事，他身边工作人员和干部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作为家属、我只讲些我知道的事情。​
    我读书的八一小学是北京军区的子弟小学。建国初，政府和军队都实行供给制，八一小学的学生吃饭免费。1954年，国家机关实行工薪制，伯父也开始领工资了。于是他认为自己既然领了工资，就不能再享受供给制待遇，就应该给孩子们交伙食费了。我小学三年级开学，西花厅的卫士叔叔送我和哥哥去学校时，就去学校的财务窗口帮我和我哥哥交了伙食费，记得当时只有我们一家在交伙食费。但没过一两周、学校里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他们也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也领了工资，他们很快跟上来，给自己的孩子交了伙食费。​
    当时我父母工资少，孩子多，二伯母家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工作了，但二伯母自己并没有工作，伯父伯母就商量如何帮助两个弟弟家。伯父工资高一些，他负责帮助我们家，伯母负责帮助二伯母的生活。她告诉二伯的儿子周荣庆说：“这钱是给你母亲的，你们两口子不许动她的钱。”伯母的意思，大哥已经工作了，有工资了，就要靠自己。​  二伯母、我们叫她二娘，二娘原来是军人，后来复原了，伯父不让她领复员费，说：“你生活有困难我们管你。”二娘看病住院都是用伯母的工资，1975年二娘走了，伯母负担才轻松些。另外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司机老杨叔叔生活负担重、伯父资助他；伯父的老同学没工作时，伯伯每月给他送钱，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工资。关于两位老人用自己的工资帮助亲友这件事，伯母是这样说的：“帮助你们是让你们家不要再向政府申请困难补助了，是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

    （四）树立新社会人与人的平等精神，尊重身边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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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时，人与人是讲等级而不讲平等的。在清朝，周恩来的祖父是一个县官。当时，家中有很多的仆人伺候，女佣、厨师、车夫、随从，一样不少。而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主义，解放劳苦大众，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之后，伯父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身边有不少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卫士、大夫、护士、司机、厨师、生活服务人员等。对待这些在西花厅做服务工作的同志，伯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你伯伯和我和这些叔叔阿姨，我们大家都是在为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只是分工不同。”伯母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些叔叔阿姨，每天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许对他们不理不睬，更是绝对禁止我们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对自己服务，因为我们不是相府的少爷小姐，叔叔阿姨都是帮助周总理工作的革命同志。
    伯父伯母在家中也是以身作则、处处平等待人。比如，我们上小学时需要卫士叔叔接送，每逢周六，伯母总是用商量的口气问，看哪位同志，今天不太忙，能不能去接一下孩子们？如果总理事情比较多，大家都忙，那就不接。我印象那时有时两个星期有时三个星期不接我，心里很紧张，就想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伯母事先嘱咐我说：“如果叔叔没有来接你们，星期天你就去找哥哥玩。”但哥哥是男孩子，我去男生宿舍找他，他和他同学早不知跑哪儿玩儿去了，我只好去女生宿舍找哥哥班上的女同学、找大姐姐玩。不只是我，学校里还有少部分同学也不能回家。他们的父亲有的还在朝鲜打仗、有的南下、或者去西藏工作了。学校就为没有回家的同学开放了文娱活动室。活动室里准备了小人书、故事书、象棋、跳棋、跳绳儿、毽子等等，让同学游戏。
    我母亲曾回忆说，伯母刚发了工资，立刻把照看五弟六妹的两位老大娘请到西花厅来吃了一次饭，还一人送了100元钱、表示感谢。这两个大娘，潘大娘是农村妇女，朱大娘过去在清朝一个满族王爷家照看孙女。伯母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2个小孩，按说，我这个做大妈的应该帮助照顾，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就麻烦你们多费心了。”两个老大娘十分感动，从旧社会过来的她们眼中，这就是当朝宰相的夫人，却对她们这普通的劳动妇女、和给王爷家做下人的女佣如此尊重客气。​
    50年代初，西花厅的叔叔阿姨都很年轻，如有哪位同志结婚，伯父伯母会非常认真地准备一份贺礼，或者一对枕巾或一对钢笔或一幅织锦风景画，东西不贵重，礼轻情意重。而当哪位叔叔的爱人或哪位阿姨生了宝宝，伯父伯母又会去买来一只老母鸡、两斤鸡蛋、一包白糖或红糖，送给产妇，表示由衷的祝贺。
    有一个护士阿姨叫郑淑云。因为小郑阿姨工作忙，有一次，伯母专门把小郑阿姨的男朋友崔长庚叔叔请到西花厅来，对他说：小郑因为照顾她而不能经常出来和他约会，十分抱歉。1960年1月，小郑阿姨结婚，由于她家住房太小，结婚仪式就借用房东贾大妈的房子举行。伯母知道后还专门去贾大妈家表示感谢。她对贾大妈说：“你看你的房子还做了我们工作人员结婚的礼堂。在你这儿行的礼，是不是这样啊？”贾大妈高兴地回应说：“是啊！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