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春和,笔名冀中汉,祖籍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中学高级教师职称。1978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班主任、学校工会主席、政教处主任、学生处主任、关工委主任、党总支纪检委员、党办主任、校报主编等职。曾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优秀辅导员”“优秀德育工作者”“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校园媒体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校报主编”等不同层级荣誉称号;多篇文学作品获得全国征文大赛一二等奖;教育教学论文有二十多篇在全国、省、市获一二等奖并发表在《现代语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学习报》等报刊;主编的校报《起航》四次获得全国大奖。在教书育人之余,勤于笔耕,在国内报刊杂志网络发表各类作品一百余万字,其作品被选结集为《语文教学艺术》《大青山下创业人》《大江南北》《露珠晶莹》《同歌未来》《靓丽文萃》《一卷墨香》等书。2015年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冀中抗日名将孟庆山》。
1975年1月13日,深冬的北京,依然寒冷;宽阔的长安大街,车水马龙;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这一天的上午九时,酝酿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了。大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主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除了周恩来、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许世友、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还有大会选举出的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这些主席团成员,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机关的党政军工青团妇农林牧渔商学少各个阶层选出的代表。二百一十八名主席团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名在国母宋庆龄前面的是宋长庚,时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军区第一政委。
1918年11月,宋长庚出生在高阳县孟仲峰村(2018年4月1日,划归雄安新区安新县管辖)一个贫农家庭。他出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时候。三座大山的压迫,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古老的神州大地风云翻滚,波涛汹涌。
北国的冀中平原,旱涝连连,生活在白洋淀南岸的孟仲峰村人民,在民族危难之中苦度着艰辛的日子。宋长庚的父母亲,都是贫苦的农民,为了孩子不当睁眼瞎,不受欺负,他们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把九岁的宋长庚送到了学堂读了书。但是,随着后面几个孩子的出生,家里的日子更困难了。为了减轻父母亲的沉重负担,懂事的宋长庚刚读完小学五年级就不再上学了,在家里帮助父母亲做些零碎的家务活。稍大一点,就跟着大人们下地耕种收割,成了父亲种地的好帮手。
1932年8月,共产党领导高阳蠡县农民发动了高蠡暴动。虽然暴动失败了,但反抗剥削压迫的种子已经根植在了少年宋长庚的心田里。1933年,十五岁的宋长庚为了弥补家庭生活的困难,由父母出资,与本村青年宋德清、陈锡祚合伙开办了一个修车铺并代卖杂货,从此宋长庚成了一名修车铺的伙计。当了伙计的宋长庚,经常在修车铺里和大街上看到共产党的传单与标语,内容都是揭露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以及号召人们起来反抗的事情。还是少年的宋长庚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修车铺的合伙人宋德清、陈锡祚此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放在修车铺里的传单就是宋德清、陈锡祚他们故意放下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和激发宋长庚的阶级觉悟,以便发展他加入共产党组织。
在宋德清、陈锡祚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少年宋长庚逐渐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此后,宋德清、陈锡祚趁热打铁,利用一切机会对宋长庚进行宣传教育。他给宋长庚讲述穷人为什么受穷,地主豪绅是怎么盘剥穷人的,共产党在南方怎么领导穷人闹革命,红军在南方如何发展壮大,等待。在宋德清、陈锡祚等共产党人的帮助引导下,宋长庚的思想觉悟也不断地提高。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孟仲峰村就已经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孙必强,他也是潴龙河畔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33年11月,经宋德清、陈锡祚介绍,宋长庚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无候补期)。1934年10月,中共北方局决定党团合并,宋长庚由此转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宋长庚开始了他长达六十五年的革命生涯。
孟仲峰村地处高阳县的东北部,是一个鸡鸣三县的村庄。与之相连的三房子、教台、佛堂、龙化、白庄、小关、百尺、东西良淀等村,位于潴龙河与小白河下游、白洋淀畔。这里土质盐碱,农作物连年歉收,加上官府的苛捐杂税,地主的盘剥,农民生活非常困苦。老百姓务农无望,就扫土熬盐,靠卖硝盐谋生。硝盐价格低廉,农民乐用。但官府到处开设盐店,强迫农民吃官盐,不许吃硝盐。为了禁止熬盐,官府还在龙化、旧城、良淀、青塔等地设立了警察分局,派盐警四处巡查,发现熬硝盐的,轻则捣毁工具、罚款,重则押监入狱,农民唯有的一点活路也被堵死了。为了保护盐民的基本生活权益,1934年,当地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了盐民的反盐巡斗争,也就是打盐巡运动。领导这场斗争的是时任中共高阳县东北区区委书记孙必强,宋长庚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反盐巡斗争活动。他串联盐民,传递情报,围攻盐警,处处走在斗争的前列。后来,保属特委又派军委书记兼游击队长牛文仓带领游击队赶来配合,打盐巡运动取得了胜利。宋长庚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受到了锻炼,得到了成长。
打盐巡运动取得了胜利后,宋长庚又参加了动员穷苦农民抢麦抢秋的斗争工作。他和地下党员们,在麦收和秋收的时候,抢收大地主的庄稼,分给穷苦的农民兄弟。面对地主劣绅的威胁利诱,他毫不动摇,始终勇敢斗争。由于宋长庚的优秀表现,十五六岁的他担任了党小组组长、党支部委员,以后还曾担任过党支部书记。
1936年2月20日,保属特委军委在孟仲峰村召开会议,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军委书记牛文仓和军委委员牛文良、牛文常,齐二章等壮烈牺牲,一些同志被敌人逮捕,一些同志突围冲了出去。牛氏三杰等同志的牺牲和被捕,使当地党的力量遭受了一次重创。在“2.20”孟仲峰剿共事件中,孙必强、孙必信、孙必寿、齐老猪、宋德清、陈锡祚、宋长庚等暴露的党员逃脱了敌人的追捕,在组织的安排下到外地继续进行党的地下工作。风声过去之后,孙必强、宋长庚他们受党组织的指派,又秘密潜回了家乡。由于敌人的疯狂和残暴,父母亲和亲友们整天担惊受怕,曾一度劝说宋长庚脱离组织。但是,宋长庚丝毫没有动摇,而是旗帜鲜明地坚守自己的信仰,一如既往地继续为党工作。
“卢沟桥事变”前,宋长庚和当地地下党负责人孙必强、孙必信、孙必寿、宋德清、陈锡祚等在孟仲峰村一带组建了抗日自卫团,年轻的宋长庚在其中就担任了中队长一职。他们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1937年8月,红军团长孟庆山作为中央特派员受毛泽东的亲自指派,千里迢迢,克服重重困难,从延安来到冀中并与地下党接上组织关系。此后,孟庆山与中共保属特委书记张君、保属特委军委书记侯玉田一起到了白洋淀南岸的北冯村。在北冯村,孟庆山、张君召开了中共保属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北冯村、孟仲峰村、关城村、西留果庄等村举办游击培训班,训练干部,扩大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宋长庚参加了第一期游击培训班,亲耳聆听了孟庆山讲授的游击战略战术课程,并向孟庆山学习射击拼刺技术。孟庆山还亲自找宋长庚谈话,勉励他努力学习进步。经过孟庆山的培训和鼓励,宋长庚的思想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7年9月初,京南重镇保定沦陷于日寇之手。中共河北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在敌人打来之后一律不许逃跑,必须坚持本地区斗争,开展游击战。省委还希望孟庆山在安新、高阳、任丘、蠡县尽快拉起队伍。
9月底,中共保属特委和孟庆山按照省委的通知精神,决定首先在基础较好的孟仲峰村拉起队伍。经过宣传教育动员,孟仲峰村的抗日自卫团和觉悟了的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加孟庆山组建的抗日队伍。兵员有了,但是枪支怎么办?孙必强、孙必信、孙比寿、宋德清、陈锡祚、宋长庚和各村党的负责人又深入地主大户人家,动员他们交出自己的枪支,支援革命,抗击侵略,救国保乡。10月份,孟庆山把在孟仲峰村建起的队伍正式命名为“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孙必寿任营长,宋德清、陈锡祚也在游击军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宋长庚担任了三连的指导员,独立团第三营营部设在孟仲峰村。此后,在孟庆山的操持下,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一营、第二营也相继在北冯、关城等地组建完成了。也许有人疑问:河北游击军为什么首先成立的是第三营,而不是第一营、第二营?如果知道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组建的红军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而不是叫红一军,就会明白了孟庆山组建河北游击军的策略了。
宋长庚加入河北游击军后,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在孟庆山的领导下,宋长庚和游击军的战友们同日寇和汉奸武装展开了殊死的战斗。1937年10月中旬,宋长庚跟随孟庆山的河北游击军主力和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攻克了土匪武装把持的高阳县城,枪毙了土匪头目尹松山。占领高阳县城后,河北游击军司令部挂牌成立,孟庆山任司令员,侯平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河北游击军发展迅速,先后组建了三个师、五个独立团和支队(其中包含民族英雄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十二路军,分散在广袤的冀中平原,号称十万之众。1938年2月,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又发动了对日寇占领的河间县城的围攻。在战斗中,宋长庚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为攻克河间县城立下了功劳。
1938年5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孟庆山分别担任司令员和副司令员。部队整编后,宋长庚调任冀中军区四分区独立团八连担任指导员。在任期间,宋长庚深入战士当中,积极做好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大提高了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连队的战斗力。1939年2月,宋长庚调到军分区政治部担任锄奸干事。4月,又调任八路军三纵第三十大队侦察连指导员(大队长就是著名的抗日烈士刘亦珂,牺牲在高阳县旧城的潴龙河)。1940年,三十大队改为卅三团后,宋长庚又调到团部任指导员。1940年后,四分区调改为九分区。1941年9月,宋长庚调任九分区第四十二区队特务连指导员。这年5月,特务连与日军发生了遭遇战,宋长庚在战斗中负了伤,被战士们用担架抬下了战场。地方的同志把他转移到了白洋淀芦苇荡调养。治疗枪伤时,没有器械,也没有消炎药,更没有麻药,从受伤部位取子弹头,是用剃头刀挖出来的。伤口还没有完全长好,他就立即回到部队参加战斗。
抗战的最初四年里,宋长庚基本都在八路军基层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职务,除了做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外,他还是一名战斗员,同凶残的日寇和顽伪军进行了直接的战斗。在作战中,他英勇顽强,出生入死,表现出了一名基层指挥员的良好军政素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部为变华北地区为“大东亚圣战的兵粮基地”,指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彻底粉碎日占区心脏地带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此而始的一系列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使得冀中根据地在1942年成为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一年。1942年5月1日,日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华北方面军三个师团又两个独立旅团突然包围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正规部队、军区机关全部陷入了敌军的“铁壁合围”。由于日军在人数及火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冀中八路军主力不得不化整为零,包括军区机关在内的所有部队均分散成连、排级单位行动,开始突围作战。在空前惨烈的战斗中,虽然伤亡惨重但仍英勇作战的八路军相继取得了几次奇迹般的胜利。
宋长庚经历了这场残酷的大扫荡,他的连队也脱离了大部队,他本人被派到高阳蠡县之间,与特派员张志申掌握高蠡之间地区分散活动的单位。在对敌斗争中,他们采用机动灵活的方法,狠狠打击敌人。在高阳和蠡县,宋长庚与地方党委保持密切的联系,重视部队的纪律,紧紧依靠基本群众,研究部队高度分散下的领导问题、活动方式与战术问题,纠正了单纯隐蔽的右倾思想,坚定信心,积极勇敢对敌斗争,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完成坚持地区的稳定局面,为恢复与开展敌后抗日工作做出了贡献。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43年4月,宋长庚升任九分区博野县大队副政委。博野地区原系根据地中心,“五一”大扫荡后,这里成为了敌人的治安模范县。宋长庚升任县大队副政委后,与县委和县大队的其他领导一道,领导部队和人民克服困难,顽强斗争。他们重视敌伪军的争取工作,反蚕食,反扫荡,拔据点,锄汉奸,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很快打开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在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时间里,宋长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无以计数,经历的艰难险阻更是无法记述,但他毫不畏惧,从容勇对,多次从死亡的危险里脱身,表现了他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45年7月,组织调宋长庚到冀中区七地委整风训练班学习,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离职学习。通过一个半月的集中培训,宋长庚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学习了毛主席整顿三风的报告以及领导方法等文件,使他初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提高了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工作能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8月底,宋长庚回到部队,任冀中军区七分区八十团政治处主任。9月,该团随冀中主力进军绥远。到达张家口后,上级命令该团作为张家口市的警卫部队。1946年1月,八十团与三十六团合编为张家口市卫戍司令部警卫团及警卫大队两个单位,宋长庚被调到警卫大队任政委。在保卫张家口期间,宋长庚和他的战友们机智勇敢,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1946年10月,我军主动撤出张家口市。宋长庚被调到五分区独立团任团长。1947年7月,因团政委王强在作战中牺牲,当时政治干部较缺,宋长庚又改任该团政委,一直到1948年2月独立团过渡到晋察冀第一纵队为止。期间,宋长庚参加了山西应县、太原、保北等大小战役。在战斗中宋长庚两次负伤,但他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率领他的团队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1948年3月,宋长庚调任一纵三旅七团政委,6月又调任九团政委。此后,宋长庚再次随团入绥作战,为痛歼傅作义的主力部队,逼迫傅作义和平起义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9年1月,宋长庚参加了围困北平、攻克天津的平津战役。在攻克天津的战斗中,宋长庚和他的团队发扬连续作战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全歼天津守敌做出了贡献。天津解放后,一纵三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六军一九八师。3月,宋长庚升任该师政治部主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长庚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1949年底,宋长庚在天津结识了年轻的女干部贾玉珍并与之度过了五十多年的相亲相爱生活。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把战火燃烧到了中国边境。10月,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派出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打击侵略者,保家卫国。宋长庚的部队也奉命入朝参战,在三千里江山同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战斗。1951年6月,宋长庚升任该师副政委,1952年1月又升任六十六军一九七师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六十六军驻守天津至秦皇岛一带防线。作为屡经战斗洗礼的野战部队,六十六军担任了守卫京畿要地的重任。一九七师驻防秦皇岛,作为一九七师的政委、党委书记,宋长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上级党委的决策和指示,团结和带领党委一班人狠抓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为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正规化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
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也提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了。1955年2月8日,由中央军委、国防部制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颁布实施。由此,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国庆节前,全军军官的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这年9月,宋长庚被授予大校军衔,同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60年,经陈毅元帅提议,宋长庚调任陆军机械化建设试点部队第二十四军七十师政委。七十师驻防北京密云,担负拱卫京师的重大责任,其指战员要求军政素质优秀,忠诚可靠。宋长庚上任后,带领机关干部一头扎进基层,摸索新装备给部队官兵带来的思想变化,针对这些变化应该怎样开展更为有力的工作,趟出了一条新路,解决了大难题,经过不断修改完善,二十四军七十师成为全军现代装备条件下的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典型,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称赞。
1961年,宋长庚被选派到北京军事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在军事学院,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军事理论,进一步提供了他的政治军事指挥领导才能。
1964年,周恩来签署任命状,宋长庚任陆军六十六军政治部主任。这样,他又回到了老部队。从1937年入伍到1964年升任野战军的军政治部主任,宋长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不断进步,成为我军优秀的高级政工干部。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宋长庚具有坚强的党性、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部队政治工作经验,也说明了毛泽东时代正确的干部路线和用人原则。
1965年,中央军委任命宋长庚任六十六军副政委。
文革爆发后,六十六军的领导大部分去“支左”,宋长庚受命在部队主持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宋长庚按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精神,妥善地处理了一些疑难复杂问题,受到中央和军委的好评。1967年2月,青海省青海省发生了“***事件”,为了收拾混乱局面,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点将,要六十六军副政委宋长庚在三天时间内赶到青海省,担任青海省军区政委,主持青海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命令是中央军委直接下达到六十六军,以致总政治部、北京军区的领导还很有些想法。
1969年4月,宋长庚作为青海省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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