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爆炸、个人出版风行的今天，真正能打动人的作品并不多。我想，只有用“触目惊心”和“震憾读者”这八个字来形容《细菌战最后的证人——衢州“烂脚病”人纪实》这本摄影集，才恰如其份。这不只是书本身的分量，而是它所记录的内容是一个很沉重的主题，还有一份油然而生的沉重情绪。感觉很沉，内心被打动了。

    摄影集作者廖峥艳，衢州日报社青年女记者。她在完成日常新闻摄影任务之余，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通过近一年业余拍摄和汇总、整理资料，将侵华日军用病菌残害衢州四县一区一市和平居民的罪行，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下来。她跑遍了凡是有“烂脚病”人居住的五十多个偏僻乡村，为一百多位终生受苦的残疾老人立下了悲剧的存照。其经历之艰难，可想而知。廖峥艳在书中所说，有几位老人在她拍完照片后，就带着渴望、痛苦和遗憾去世了。人生别离有很多种，这样的别离多少带有些许心酸。但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她已经尽力了。

    这本影集七十组图片中，刊出了七十一位受难老人的肖像，每位老人都有真名实姓、出生年月、居住地点，以及简短自述。这些受难者，年纪在七十六岁至九十五岁之间，有两位在接受采访不久即悄然逝世。从这一情景可知，受难老人肖像的拍摄者廖峥艳，在近一年时间里，走访了这么多烂脚病人，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在他们家喝茶，与他们握手，查看他们化脓流血的伤口，并无数次通过对焦框审视这些常人不敢直视的伤口，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传递了她个人的勇气和职业素养，还有对每一个鲜活生命的那份温暖和尊重。

    被拍摄者的自述，除了诉说患“烂脚病”苦痛之外，唤醒民族记忆，再现了七十多年前侵华日军的罪行。日本侵略者在用枪炮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撤布突发传染病的细菌，其实是“亡中华，灭种族”的野心使然。这是他们永远的伤痛，也是我们中国人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被拍摄者的自述，都是血泪控诉。江山峡口广渡村的毛骏英老人如是说：“1942年，日本兵（在仙霞关）被打败，一路退下来，经过我们村时，除了放火烧房抢妇女，沿途还撤了很多细菌。他们走后不久，村里就出现了很多烂脚病人。大人告诉我，我的脚就是那时候烂起来的，当时我只有两岁。”柯城区白云街道压潮村汪春莲老太太如是说：“日本人来时，我只有十来岁。我的父亲、两个叔叔、一个舅舅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的脚也是日本人走后烂起来的。”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汪宝林如是说：“……日本人走后，我们四兄妹就相继烂脚，一直好不了。”衢江区莲花镇华垅村颜仁奎老人如是说：“这条烂腿跟了我一生，也毁了我一生。我至今连个老婆也没有……”像颜仁奎一样因烂脚而终生未娶的，这本影集里，还有好几位。

    1940年10月4日，侵华日军首次在衢州投掷细菌弹，不几天，衢州市西区罗汉井一带就出现了来势凶猛的鼠疫，一时间死人过百，有的全家死绝。此后，日军又多次投掷细菌弹，以及撤退时一路撤播细菌，造成鼠疫、伤寒、痢疾、炭疽（即“烂脚病”菌）等传染病大流行。让中国20余个省区、63个大中城市、200万百姓遭受病菌无穷的摧残与折磨。至1948年末，浙江省防疫部门宣布衢州鼠疫被彻底控制，其间，衢州累计发病者达三十余万人，死者51407人。有关资料显，他们一直在诉说：

    朱土文，衢州市柯城区华墅乡三官岭村人。“年轻时我也是个爱美的姑娘，可自从右腿染上病毒开始溃烂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出过门，怕吓着别人。算来，这条烂腿已折磨了我70多年。”

    周高陲，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兴华社区人。“我23岁腿烂，33岁截肢，今年都95岁了，要是不染上日本鬼子放的细菌病毒，我的生活应该很幸福。”

    徐雨生，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六一村人。“我14岁脚踝骨开始溃烂，后来慢慢烂到大腿。75岁那年把左腿锯了，第二年装了假肢。假肢伴我十多年已老化，我舍不得子女再花钱买新的，现在便宜的都要5万元钱呢。”

    崔菊英，衢州市柯城区黄家街道新铺村人。“从记事起，我的双腿就溃烂得不行，流脓、发臭，尤其夏天，更是难熬，我为了不让蚊虫叮咬，用塑料布包扎伤口，但塑料布不透气，反而加重了伤口的溃烂。”

    王元龙，衢州市江山大陈乡大唐村人。“我9岁时，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吓得我拼命躲。命虽保住，但鬼子走后，我的腿开始烂了。现在我两条腿的筋脉都已经萎缩，皮肤像黑炭，又硬又痒。”

    方爱秀，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人。“听大人说，我只有一两岁的时候，脚就烂了，这烂脚整整跟了我一辈子啊。”

    杨银花，衢州市柯城区新新街道东埂村人。“小时候家里穷没条件看医生，痒得受不了就用手抓，抓的流血流脓。现在条件好，还常有人过来给我们免费医治，但左脚总好不彻底，走路还是拐杖不离身。”

    这本摄影集，可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邱明轩先生的调查报告集《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的姐妹篇，也可以看作是《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的“图说”，当然，是经过作者廖峥艳艰苦采访和精心创作的。书中记录的一幅幅生动、走心、表情复杂的照片，已远远超越了影像本身的价值。因为这批被病痛折磨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大多已步入风烛残年，在他们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微笑，只留下沧桑、不甘、倔强和无奈。

    这本摄影集的可贵，是因为拍摄者将镜头对准了即将走完人生苦旅的弱势群体中的最无助者。从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烂脚病”人的生活贫困之极。正因为如此，本书作者采访时会受到这样的呵责：“你们这些记者就知道采访采访，采访完了有个屁用！”尽管各地民政部门对这些“烂脚病”人有过救济，毕竟杯水车薪。廖峥艳所做的不只是记录历史，还在原汁原味地抢救性还原一段历史，将人作为历史的主角，在碎片化的组合中理出一条完整的情感线索：这是一次无声的控诉。历史终将渐行渐远，定格当下每一个背影，是我们这代人对下一代的一种历史交代。

    也许廖峥艳从如此难听的呵责中得到了启示，她不仅持之以恒地追踪“烂脚病”人，要将他们的不幸遭遇记录下来告之世人，她还将自己报道所得稿费与奖金接济“烂脚病”人，并在报业集团内部发起救助“烂脚病”人的募捐。这些作为，致使每位“烂脚病”人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夕得到了一千元“红包”。正如一位朋友对廖峥艳所说的那样：“纵然是杯水车薪，你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一个记者的能力和工作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