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自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19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也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北平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得到全国学生的响应，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12.9”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却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软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 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4.抗日战争（1937年7月-1945年9月）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和河北的交界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队，歼敌一千余人的战斗，平型关大捷是中日开战以来共产党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振奋了全国人心，加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两万五千八百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为克服困难，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 、８月９日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8月8日 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随即发表在对日宣战。日本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宣布无条件投降。

    自1937年7月7日起，国民政府共有大型会战22次、大型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共计：40070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战。也就是，有史记述的，在77事变后，国共两党共计对日寇作战总数为：165235仗。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9月到1945年9月，中国累计歼灭日军154万余人；从1931年9月到1945年9月，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3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党代会。从此以后，毛泽东都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直到1976年9月他病逝。

    5.解放战争（1945年9月-1949年10月）。

    （1）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起，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蒋介石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假谈真打的阴谋，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假谈真打的诡计。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2）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3）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4）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做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结束了辽沈战役。

    1948年11月29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共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攻平津地区守敌，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3个兵团，13个军50个师52.1万人，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北平天津及华北大片地区。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三大战役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一千人。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谈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图谋卷土重来。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愿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泽东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五人组成的和谈代表团抵平。我方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来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北平谈判破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 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２８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普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算起，全国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仁人志士共有两千一百万人万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为夺取红色政权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二）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分为4个阶段）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这29年分为四个阶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76年9月）。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

    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征粮缴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7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　197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中、美三国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1972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73年秋，统购统销政策出台。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底在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最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1974年2月6日─10日七届四中全会，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1974年9月2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4章106条。被称为五四宪法。

    197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

    197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2.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76年9月——1966年5月）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1976年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发生分歧；197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的匈牙利武装暴动，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因而对197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7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  

    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后，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197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7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

    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逼迫中国全部还清所欠的债务，国内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从1960年初开始，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策划和制造事端。1962年4月下旬策动了伊犁事件（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共5.6万人不顾当地政府的阻拦，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1960年冬到1966年春是第三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

    自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苏两党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论战。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962年10月20日开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

    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四清运动。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8月美英苏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9月到1964年11月中苏两党公开论战。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免除了一切职务，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中国新疆罗布泊上空试爆成功。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道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蔓延，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3.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被称为一月风暴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后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到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刘邓陶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国家主席刘少奇1968 年10 月在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此后，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在 1969年 11 月 13 日死亡。

    1969年10月初，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和卓琳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很快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政治局委员得到了确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陶铸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67年1月遭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
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发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

    第二阶段是从1969年4月（“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

    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1971年）事件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1971年10月25日，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１２４９人， 代表全国２８００万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1976年10月。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当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粉碎了“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内的最高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4.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央部署了揭批查运动。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华国锋（苏铸）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8年4月由《人民日报》发表的时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的邢贲思撰写的《哲学和宗教》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信仰。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此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和地方好几家报纸转载。5月13日，有更多地方党报转载此文。当年43岁胡福明（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与《光明日报》的樊文英、杨西光、王强华，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等多人参加了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杨西光在题目上加上“唯一”二字，以增强理论力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多年了。由此引起的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胡耀邦同志一直关注着这场斗争，是这场讨论的真正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