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7日一大早，还在熟睡的我被伊奶（福州当地对母亲的称谓）推醒了，伊奶对我说：“春生，赶快起床上街去看热闹，听说是你父亲的军队又开回来了”。当时我莫名其妙，一个十几岁，又没有读过书的苦孩子，哪里懂得“我父亲的军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过去也曾隐隐约约听大人们讲过，伊奶是我的养母，我的生身父母是一对有名的共产党，既然依奶说是我父亲的军队开回来了，难道真是我最近常听人们在议论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打到我们福州来了？于是我穿衣起床来到大街上，果然看到大街上店铺都没开，店门前，还有人行道两边都站满了穿着土黄色军服的解放军战士，约莫七八点钟时分，大军陆续地开进城里来，并分赴城中心各个指定地点。

    第一个国庆节，福州市举行庆祝大游行，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军列队、仪仗队、宣传队、腰鼓队，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虽然是一个残疾人，居然也参加了游行。不久我又还参加了宣传队组织的夜校学习班，我上夜校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够了解到解放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有什么样的纪律和政策。

    一天晚上，我正在夜校上课，伊奶到夜校来找我，要我跟他回家。我回家一看，家里坐着两名解放军，还有我的第一个养母和张立叔叔，他们正在交谈，见我回来了，张立叔叔立即起身把我介绍给两名解放军，并告诉我，两位解放军是奉方毅首长的指示，专门来找我的，要把我送到武汉我生母那里去。就在那天晚上，我便离开了伊奶离开了家，跟随两名解放军住进了省政府招待所。这一晚的时间，我的命运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心情难以言状，我彻夜难眠，想了很多很多，妈妈，我终于有了你的消息。

    第二天上午我便见到了方毅叔叔，他当时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叔叔满心欢喜来看我，可在见到我之后他发现我身材发育不良，瘦骨嶙峋，而且还是一个残疾人时，只说了一句“孩子，你怎么会养成这个样子呢？”于是心痛得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不知道方叔叔当时为什么会如此动情，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方叔叔与我的父亲蔡协民曾经一同出生入死，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为了不把这种心痛的情绪也带给我的生母，方叔叔并没有立即派人启程送我去武汉，而是决定把我留下来先疗养一段时间，于是，我在省政府招待所差不多住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吃得好，睡得好，还有部队的军医定期来给我做身体检查，然后对我的身体进行多方调理。方叔叔工作很忙，但他每天都还抽空来看我，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他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位高级首长，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像一个教书先生，是那样的温文儒雅；他更像一位慈父，待我是那样的和风细雨。

    我离开家以后，伊奶很是想念我，还给我做了一套黑色的便衣，又到教会去为我领了一双回力牌的球鞋一并送到招待所来。依奶拉着我的手珠泪双流，叮嘱我见到了亲生母亲后一定要听话，要多学本领，还要早点娶个媳妇儿……我一个劲儿地点头应承着依奶，心里十分的难受。伊奶把我从小养大，视若己出，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可我自从那次离开福州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也再没有见到过伊奶，仅参加工作后给她寄过两回钱，听说她老人家是六十年代去世的，至今回想起来我还感到愧疚，也感到阵阵心酸。

    三月初，我该启程了，方叔叔安排用吉普车把我送到轮船码头，临别时还送我一支钢笔，鼓励我今后要好好学习，要自食其力，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好革命的接班人。接着，他又叮嘱护送我的人员一定要保障我一路的安全。一声汽笛，我与方叔叔挥手告别，当轮船缓缓离开码头时，泪水不禁已遮住了我的眼帘，别了，生我养我的福州！未来的路，又会是怎样呢。

    解放初期，福建没有火车，我们从福州乘小火轮到南平，从南平改乘汽车到江西上饶，再从上饶坐火车到上海。由于是刚刚解放，沿途并不太平，经常有土匪出没，因此，护送我的人就有五六个，都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到上海后，我们住在中南军政委员会驻上海的办事处，我在这里等待去武汉的船只。三天后，护送人员持介绍信送我上了一艏去武汉的军用船只，把我交给了一位姓吴的船长，吴船长非常客气，还特地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我在船上的生活起居，我在船上呆了三天，一个落霞满天的傍晚，我顺利到达汉口码头。

    上岸后，吴船长和我要了一辆双人黄包车，径直向中南军政委员会而去。转眼夜色阑珊，大街两边建筑物上的灯光闪烁着向后不断退去，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难以形容，既有幸福感，又忐忑不安。我要看到妈妈了，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妈妈会要我这个跛脚的儿子吗？

    吴船长手持介绍信首先带我到了一栋十几层高的大楼，这里是中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我们找到了曾传六部长家，他家正在吃晚饭，曾部长对吴船长说：“我没有儿子留在福州，你们要找的可能是对门重工业部曾志副部长吧？”于是，吴船长又带我到了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经询问落实后，吴船长把我交给了这里还没下班的工作人员，然后对我说：“恭喜你找到妈妈了，我走了”

    这里的工作人员安排我坐在办公室的牛皮沙发上等妈妈，不一会儿妈妈开会回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我儿子到了吗？在哪？”

    妈妈的硬底皮鞋踩在刷着红漆的木板地上咯噔咯噔地响，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列宁装一路小跑进屋来了。她走到我的身边，然后蹲下同我说话，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我机械地回答她，心想：我是你生的，难道你不知道，还要来问我？然后，妈妈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在福州生的儿子，是托方毅同志找到的”

    这时，妈妈身边已围了好多人，妈妈很高兴，同事们也替妈妈高兴。同事们都觉得曾部长为革命把儿子送人抚养，革命胜利了才把儿子找回来，这是一个大喜事，大家都很感动。接着，妈妈带我回“家”

    一块“副部长室”的牌子挂在门上，这便是妈妈工作的地方，也是我的新家。新家一共有三间：一间是妈妈的卧室，一间是办公室，一间外屋放有茶几和衣架。我这一到，可把妈妈忙坏了，她叫警卫员先带我去澡堂洗澡，自己又亲自上街到商店为我买回来了好些换洗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洗完澡回来，妈妈又指示警卫员在外屋里为我支起了一间钢丝床，大家忙里忙外，直到夜深人静才告一段落。

    这一夜，我完全无法入睡，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孤苦伶仃的依奶，不知她现在一个人在怎样地生活；我想到了我苦难的童年，那一年，我得了淋巴结核，一身到处腐烂发臭，已奄奄一息，是好心的人为我联系了一家美国人开的教会医院为我做了免费手术，切掉了三根勒骨，一条腿也短了三寸，这样，总算把命保住了；我还想到了我的父亲母亲当初为什么要如此狠心地将我抛弃，以致让我落下终身残疾。想着想着，我不禁泪流满面，进而嚎啕大哭起来。妈妈听到我的哭声之后，连忙披衣起床，她来到我的床前问我为什么如此伤心，我默不着答。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干脆端了一把椅子坐到我的床前开始跟我聊起家常来。

    “孩子，你内心的苦闷妈妈是可以理解的，屈指数来，你今年应该是年满十六的人了，可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么，妈妈今天就好好地给你讲一讲。”妈妈顿了顿接着说：“1934年初，我党的路线斗争异常尖锐，我和你的父亲蔡协民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在那个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年代里，为了表示对组织的忠诚，怀有身孕的我不得不离开你的父亲，由厦门前往福州，到那里接受组织的考验，参与那里的地下党中心市委的工作。”

    听到这里，我抬头看妈妈，发现她神情凝重，又似乎面带愧色，于是，我也穿衣起床，坐在妈妈身边，继续听她说下去。

    “我离开你父亲蔡协民之后，他非常伤心，处境也更加艰难，他不得不独自撑顶命运向他袭过来的阵阵阴霾。”妈妈不像是在与我聊天，而是在作她内心深处的独白，她也不管我这个没有一点文化，更没有一点政治水准的儿子听不听得懂她所说的内容，她在任凭思绪展开。

    “然而，你父亲，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没有被那些无端的指责和恶毒的攻击所击倒，而是一直在坚强地屹立着”此时此刻，妈妈已把与我的谈话化为了一种对先夫的颂扬与追思。

    “后来，毛主席知道了你父亲在福建的处境后非常关切，于是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调你父亲回中央苏区工作，然则不幸的是，在回苏区的途中，你父亲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

    “而我到福州之后，因形势的需要，我与市委书记陶铸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就在那年春末，我生下了你。当时的斗争非常复杂，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可能，险恶的环境根本不允许我带着一个孩子来工作。况且那时候我又还背负着‘留党察看’的政治包袱，工作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此，在你出生只有十多天之后，我便不得不把你像对待你前面两位哥哥一样忍痛地送人了。不久，又传来了你的父亲蔡协民在福建漳州英勇就义的噩耗，这让我悲痛万分，革命者所要承载的人生苦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啊！”说到这里，貌似坚强的妈妈已是眼含热泪。

    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但我已经开始相信妈妈当时的内心一定很苦，当年她撇下我，一定是情非得已。这时，我更多的心思是想了解我的父亲蔡协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于是我开口问了妈妈。

    妈妈回答了我的提问，她说：“你的父亲蔡协民烈士是湖南华容人，他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农民运动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协助朱德同志一道带部队来到我的家乡湖南宜章发动了湘南暴动，他是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就是在这个时期与他认识并结为夫妻的。其实说来，你的父亲在老家已有妻室儿女，只是我们当时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蔡协民的家室已被政府全部处决了，而我的第一个丈夫也于不久前为革命流血牺牲，因此，我和蔡协民都成为了一个不幸的人，相似的家庭遭遇和共同的革命志向最终使我俩走到了一起，直到两三年后，我们才知道那则国民党报纸上的消息纯属造谣，蔡协民的家室虽然被反动派多次追杀，但每每都有人暗中保护，得以幸免。”

    说到这里，妈妈的情绪慢慢平缓，多少往事随她娓娓道来：“湘南暴动终归还是失败了，接下来，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敌人南北夹击，我们该往哪里撤的问题。在一次讨论会上，大家意见纷纷，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甚至还有人提出把部队带到川贵去打游击。然而，在你父亲看来，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然后，你父亲耐心细致地从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方面向大家展开论述，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让部队向东转移，从而实现与在井冈山已建立了根据地的毛主席的部队会师。他晓之以理，力排众议，力求大家意见统一，为朱德最终能作出‘进军井冈山’的英明抉择排除了一切阻力。后来，两军胜利会师，毛主席对你父亲在两军会师的过程中所起的促成作用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

    “你父亲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主席是他的学长，后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他们又是师生关系，因此，两人感情很深。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我和你父亲上井冈山的途中，当时，毛主席听说我们的部队快到了，于是提前下山来接我们。毛主席见到我俩后格外高兴，他们师生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在一旁尽情聆听，在我看来，他俩不像师生，到像一对挚友，那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井冈山会师以后，朱、毛两支部队合二为一成立红四军，你父亲一直担任红四军军委委员、前委委员和三十二团党代表。在此期间，我生下了你的第一个哥哥，然而，令人伤心的是，他只在我身边生活了不到一个月，我便把他送人了，因为，当时井冈山战事紧张，我必须跟随大部队到更远的地方去打游击。我把你哥哥托付给了你父亲一个部下的妻子，他们夫妻俩就是井冈山当地人。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井冈山，几十年来战乱不断，到如今，也不知你那苦命的哥哥是死是活。”妈妈再一次沉浸到了无限的思念之中。

    “离开井冈山后，我们的处境极其艰难，国民党调集湖南、江西两省的优势兵力对我军进行前阻后追，我军形势异常严峻。此时，你父亲已调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党代表兼军政治部主任，要知道，这个第三纵队可是红四军的主力部队，是毛主席的重中之重，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你父亲的这一职务改变，足见毛主席对你父亲的倚重。后来部队在朱军长、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全军将士戮力同心，我们打了几场胜仗，部队终于走出了困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红四军此时内部却出现了矛盾，由于毛主席正确的军事主张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加之又身患重病，他只好离开红四军到福建龙岩养病，一并指导地方工作，我和你父亲坚持要求与毛主席共进退，于是，我们也随毛主席一起离开了红四军，到了福建地方工作。”

    “我们到福建地方后，你父亲主要的任务便是协助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们和毛主席一同住在闽西大山深处一个叫苏家坡的小山村，在那里我们与毛主席朝夕相处，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后来，毛主席重返红四军的领导岗位，而我们却调到厦门，到设在那里的福建省委工作，从此开始了更为艰难的白区斗争。”

    “我们在福建省委期间，你父亲先后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军委书记。1931年6月，省委机关遭敌人破坏，许多战友被捕牺牲，我和你父亲幸免于难。为了把党的损失降到最低点，你父亲勇于自任，与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志一起组建了临时福建省委，我们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使这里党的事业才得以继续，你父亲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独当一面的特质，更表现出了他对党的事业是那样的热爱和无比的忠诚。”

    “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福建不在设立省委，而是成立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你父亲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于是，我们由厦门转战福州。我们到福州工作后不久，你的第二个哥哥出生了，你父亲非常高兴，工作之余抱抱孩子，享受着短暂的天伦之乐。然而，好景不长，你父亲很快便被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圈定为‘有社会民主党嫌疑’、‘立场倾斜’的人物而被撤职，改任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自此，你父亲开始命运多舛。”

    “我们一家三口再次回到厦门时，厦门党组织的处境极其艰难，由于经费奇缺，许多战友都在挨饿。为了让党的组织不至于因此而受损，你父亲同我商量后，我们便忍痛地将你那位出生才六十五天的哥哥卖给了一位小儿科医生，将所得的一百大洋全部交给组织，以解组织燃眉之急，可不久，你那哥哥便身染重病夭折了。”说到这里，妈妈已泣不成声。

    妈妈理了理情绪，稍事停顿后继续说：“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你父亲在负责小山城根据地的保卫战时，由于军事上的失利，他再一次被‘极左’的市委领导召回厦门接受组织审查，将失败的责任强加于他一身，给他戴上了‘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并在党内开展了所谓的‘反蔡协民路线’将其开除党籍，我也因此被‘留党察看’三个月，这一连串的迫害，最终导致到我与你父亲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更惨的是你父亲因失去了组织的保护而遭叛徒出卖，落入敌手。”至此，妈妈再次泪流满面，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妈妈当时的泪水是委屈的泪水，也许更多的是愧疚的泪水。

    “你父亲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党我军早期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无论是在领导家乡的农民运动时，还是在东征西讨的军旅生涯中；无论是在险象环生的白区斗争期间，还是在国民党的深牢大狱里，他始终都怀有一个共产党人的赤子情怀，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坚贞气节。他博学多才，果敢稳健，严于律己，从善如流，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着热情，是我党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他的牺牲是我党的一个巨大损失。”

    “在湖南华容老家，你的爷爷奶奶都还健在，你父亲与结发妻子生的一对儿女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他们都是你的哥哥姐姐。你的哥哥叫做蔡至平，他去年来武汉找我，我把他留了下来，让他在武汉上大学，改天我让他来与你见面。有机会你还要回华容老家去，去看望你的爷爷奶奶，也去看望你哥哥姐姐的母亲。”听到这里，我心中一阵窃喜，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孤儿，没想到这次来到武汉，我不仅找到了妈妈，而且发现自己还有这么多的亲人，于是，我对未来的生活开始充满信心。

    妈妈接着说：“孩子，既然你的父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了，那么以后你就随我姓曾，你是湖南华容人，又出生在春天，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曾春华好不好？”自此，“曾春华”这个名字便伴随着我走过了人生的春秋冬夏，见证了我人生的酸甜苦辣。

    就这样，那一夜我跟妈妈一直谈话到天亮。第二天上午，家里来了好多客人，他们大多是妈妈战友的夫人，都来恭喜妈妈找到了儿子。

    …… ……

    有一个星期天，妈妈带回来一个小姑娘向我介绍说：“春华，这是你妹妹陶斯亮”，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妹妹，尽管她是妈妈和继父所生，但我与她同属一个母亲，心里还是乐滋滋的。又过了几天，妈妈派人把住在湖南宜章的外婆也接来了武汉。

    记得“五一”节过后，妈妈决定让我去一所学校念书。这是一所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叫“华中育才子弟学校”，学校有学生两百多人，设在汉口西郊，妈妈亲自写了一封信派警卫员送我过去。学校的副校长是邓子恢伯伯的夫人陈兰妈妈，她知道我是曾志和蔡协民的儿子后，便非常愉快地收下了我，把我编到二年级班。这里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十一二岁，大的十七八岁，都是刚进城的党政干部子弟，有不少来自刚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学校是封闭式全日制，学生食宿全在学校，周六回家，星期天休息。

    记得有一个周末的下午，副校长陈兰妈妈突然来找我，让我去一下她的办公室。我跟着她到了副校长室，只见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器宇轩昂的青年，他见我进来了，也连忙起身，于是，陈兰妈妈给我介绍说：“曾春华同学，这是你的哥哥蔡至平，你们哥儿俩都是蔡协民烈士的儿子。”哥哥一把拉住我的手，十分动容，我也激动万分。不过当时我也到在想，哥哥与我同属一个父亲，为什么他一表人才，玉树临风，而我却如此瘦小，还是一个残疾人，世道真是不公。哥哥见我用疑惑的眼神望着他，于是对我说：“是外婆告诉我你在这里读书，今天周末，她让我来接你，我们有话回家再说。”

    回到家里，妈妈已经下班，正好家里还有几个客人，见我和哥哥回来，于是她把我和哥哥俩拉到一起，然后对客人们说：“你们都来看看，这兄弟俩到底长的像不像？都是蔡协民的儿子。”

    我们学校大多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全校只有几个，我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叫邓苏生，是邓子恢伯伯的儿子，因为我俩都是残疾人，所有我记得很清楚。我小学没有念完就主动退学了，因为我在这里接受保姆的照顾很不好意思，毕竟这么大的人了。离开育才后不久，妈妈又送我去武汉一所工农速成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中南工业部主管的，是培养工农干部的一所文化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送人民大学深造。我在这里学习得非常愉快，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好景不长，校方提出说，我是干部子弟，不是工农兵干部，不符合条件，没办法，只好又退学了。那个时候的领导干部是多么的清正啊!试想想，这所学校是中南工业部办的，而我妈妈就是工业部的副部长，实际上的一把手，可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系统里的学校念书还遭清退，而妈妈却无可奈何，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那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这个时候，我哥哥蔡至平已经结束了武汉中原大学的学习，分配到了湖南湘潭电机厂工作，他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妈妈，告诉她湘潭谭家山有一所技工学校是培养社会青年和一般的工农兵干部的，比较适合我来学习。于是，妈妈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信，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不久，我便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

    这所学校有一千多名学生，有两个工农兵干部文化补习班。我报名学会计，但妈妈来信却让我先补习文化，以后再学专业，于是，我在这里学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接着，学校又保送我到山西太原市中等专业学校深造，我所学的专业后来划归到了太原化工学校，这是一所属军工部主管的火炸药专业学校。我在这里参加了共青团，1955年我毕业后进工厂当了一名技术员，进而评为工程师，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至退休。

    我到湘潭来念书后，哥哥蔡至平经常来学校看我，给我添置衣服，还给我零花钱。那年放寒假后，哥哥安排我回老家华容去看望爷爷奶奶，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寻根之旅。我按照哥哥给我制定的路线首先坐汽车到长沙，然后从长沙改乘火车到岳阳。从岳阳搭乘机帆船过了洞庭湖后便无车可乘了，于是，我在湖边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匹马，由马夫陪同一路望华容而去。路上我问马夫“华容有个蔡协民烈士你知不知道”，马夫回答说：“晓得，晓得，当年我们这一块方搞农民协会的领导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大名鼎鼎呐”，顿时，一股暖流贯通我的周身，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走了上百里，已是薄暮时分，我终于进入了老家的地界——华容潘家渡。估计是爷爷奶奶算好了我到家的大概时间，早已派我的两位堂兄在村口等待，他俩是我伯父蔡协安烈士的儿子，一个叫广权，一个叫汉权。当他俩看到来了两位骑马的，估计是我到了，马上迎上来问我是不是春华，我点头应允，这时马夫立即过来把我扶下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