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老宅子，左邻右舍们都称其为蔡家台子。方圆几里的父老乡亲们听说我要回家，都齐聚到蔡家台子来给我的爷爷奶奶道贺。当我走到离蔡家台子还有一两百米远的地方时，站在大路两旁的人们将早已准备好了的鞭炮一起点燃，顿时，鞭炮齐鸣，我的家乡因我这个漂泊儿的回归而沸腾起来。这时，我看见人群中有一对七十开外的老者跌跌撞撞向我走了过来，口里还在一个劲儿地喊着“我的孙儿啊！我的孙儿啊！”，我估计这就是爷爷奶奶，于是迎上前去扑通一声，长跪在地……

    老泪纵横的爷爷奶奶把我扶了起来，一把撸着我说：“我苦命的孙儿啊，我们总算把你盼回来了”一时间，祖孙三人哭成一团，其他人无不为之动容。哭完之后，爷爷把我带到一位同样也是眼含热泪的中年妇女跟前介绍说：“这是你哥哥的妈妈”，我知道这是大妈，立即会意地叫了一声“妈妈”，大妈只是说了一声“我的儿，你回来了”便哽咽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走进家门，爷爷把我领到供奉祖上的神龛前给祖上磕头行礼，然后开始大摆筵席，宴请乡邻，整个蔡家台子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可以说是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之中。那天的夜宴，本不喝酒的爷爷破例喝了两杯酒，乘着酒兴，爷爷还起身讲了一通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即兴演说，虽然他老人家的华容土话我不是能够全部听懂，但基本上能领会十之七八。爷爷说：

    “各位隔壁左右，各位亲朋戚友，今天我非常高兴，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的美意，多谢大家来分享我的喜悦。我们蔡家台子自民国十六年‘马日事变’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喜事了，那一年，我的两个儿子从这里走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二十多年来，蔡家台子饱经沧桑，不知受了多少苦难，几多惊吓；二十多年来，我们全家东躲西藏，一宿数惊，不知受了多少白眼，也不知花了多少赎命钱。好不容易挨到1949年共产党得了天下，原以为我的两个儿子可以回家来看我了，我们左等右盼，可等来的却是我两个儿子已不在人世的的信（的信，华容地方语言，即确切消息），盼来的是一纸烈士证明书……”

    说到这里，爷爷的情绪已十分的悲戚，两行热泪趟过布满皱纹的老脸。大妈走过去递给爷爷一块手帕说：“爷，今天高兴，我们不说这些伤心的事好不”

    爷爷接过大妈的手帕拭去脸上的泪水，转泣为笑“也是老夫一生积德行善，感动了上天，在我行将就木之时竟为我送回来了一个孙儿，这是老天爷对我的眷顾和慰藉，这是我蔡家之幸，更是我蔡家之福啊！”爷爷说到这里，喜形于色，这时，只见席间的亲朋戚友们纷纷离座来给爷爷敬酒，爷爷竟来者不拒。大妈见此情景，深怕年事已高的爷爷喝醉，挤进人丛中来为爷爷挡酒，说来也怪，平日没一点酒量的爷爷这次竟然没醉。接下来，爷爷又把我领到每个亲戚面前一一介绍，这场盛宴深夜方散。

    那次我在老家一共住了半个月，大妈待我如同亲儿子一般，每天为我做好吃的，还特地请了一位裁缝到家里来为我做了几套衣服。那时候的生活条件都很差，物资也非常匮乏，我见大妈为了我如此花费，很是不忍，于是便劝大妈不要为了我而花钱，可大妈却说“儿，不要紧的，你第一次回家，妈妈给你做些衣服是应该的”后来我回到湘潭，哥哥告诉我，大妈给我添置衣服的钱是解放后人民政府给她发的烈属抚恤金，她一直都舍不得用。

    那年春节过后几日，寒假即将结束，我该返校了，启程的那天早晨，我与爷爷奶奶还有大妈挥泪告别，他们反复地叮嘱我要注意身体，要常回家看看。家里为我租了一条木帆船就停靠在我家门前的小河边，这只船可以沿河把我送到洞庭湖边，然后我在那里改乘更大的船过洞庭湖到岳阳。当小船缓缓离岸时，我竟听到爷爷奶奶在失声痛苦。当小船渐行渐远，我再回望我的故乡，回望我的蔡家台子时，我看到我的亲人们一直还伫立在那早春的寒风中，久久不肯离去。

    我这一去便是几十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才带着妻儿再次回到我的老家。可这次回家，我却只能够追忆爷爷奶奶还有大妈的音容笑貌了，他们已于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先后作古。大妈是个苦命的女人，大革命时期她追随自己的丈夫参加革命，是那个时期为数不多的中共女党员之一。“马日事变”以后，我父亲赴武汉找党，可她却冒着极大的风险留下来坚持斗争，抚养儿女，赡养公婆。她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受过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却始终不改初心。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是在1927年6月我父亲离开华容的那天，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她心如刀割，泪如雨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 ……

    1995年母亲曾志生病了，听斯亮妹妹说是淋巴癌。于是，我和妻子立即赶到了北京，准备好好照顾她老人家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去医院陪伴妈妈，这是我们母子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能陪妈妈走完她人生的最后一程，这我也便感到欣慰了。最难忘的是1998年4月4日，那是妈妈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我们兄妹三人都到齐了（妈妈生在井冈山的大儿子蔡石红，也叫石来发，1953年才找到，一直住在井冈山，2002年去世），这种大团圆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妈妈那天有点激动，他对我们兄弟俩说：“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废了，把石来发留在了大山里，但是当时我也没办法，那会儿我也还是个小孩子，每天都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办法带养你们啊，因此，我要请你们原谅。”这是我第一次听妈妈讲这样的话，这话可能在她心里揣了很久很久，如今，她试图用关爱去补偿我们，可是，时光已使坚强的她来日苦短，生命仅在旦夕。接着妈妈对我说：“春华，我给你办了残疾证，可你一直不用，说明你很有志气，很有自尊心，这一点我很佩服你，不愧是我的儿子，也不愧是英雄的后代……”

    我几次流泪。我不回避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爱怨交加，但是，此时此刻亲情超越一切，我会永远铭记这份母爱……

    1998年6月21日夜，妈妈——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 ……

    人生宛若白驹过隙，几十年仿佛弹指一挥间。现如今，我的长辈们都已相继离我而去，而我亦垂垂老矣。这些年来，我常常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不由得暗自感叹，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自己家族命运息息相关，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这场缘分；自从第一次见到妈妈，妈妈给我讲了父亲的故事后，我便一直以父亲母亲为荣，虽然说他们没有为我开辟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却为我留下了一笔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既然传承了红色的基因，就应当义不容辞地去推动着红色事业的发展。我不否认，我一直都头顶着一道耀眼的光环，但我从未将此作为一道资本来加以炫耀，而是籍此为前进的动力，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从学校走入社会后，就一直在工厂里工作，并且一直都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几十年如一日，克己奉公，谨言慎行，戒骄戒躁，诚信友善，无论在任何时期，我从不以高干子弟自居。虽然说我这一生没有干出多大的成就，但我无愧于心，因为我真的尽力了；当我迷茫时，想想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还能够坚定信念，不忘初心，于是我便心明眼亮，对事业和前途充满信心；当我气馁时，想想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先烈们，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们从容赴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于是我便更加豪情满怀，活力倍增。在几十年的工作和学习中，我始终都在提醒着自己要保持一个革命后代的作风与气质，时时刻刻都在告诫着自己，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因为我是红色的传人，我是蔡协民烈士的儿子。

    蔡接谋，湖南华容人，湘潭市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红色文化》杂志社编辑，画家，蔡协民烈士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