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通过从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两个大方面对抗战时期陇东分区农业的发展进行综合剖析，分析了“陇东粮仓”的历史成因，并阐述了其历史贡献。

    关键词：陇东粮仓 减租减息 大生产运动

    抗战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分区贯彻执行边区政府关于“农业第一”的方针，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保障了边区军民的粮食供应，使得当时在陇东分区和延安工作过的老一辈革命家称之为“陇东粮仓”。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激发了陇东人民生产抗日的积极性

    陕甘宁边区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基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引起国内阶级矛盾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即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就有停止执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的保证。l937年7月，党的洛川会议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正式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相当复杂。除曲子、环县、华池3县已经过土地革命，大部分地主的土地已经分配外，庆阳、镇原、合水和环县一个区，以及新宁、新正两县一部分没有分配土地。

    （一）已经土改的地区。1937年9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土地所有权条例》，决定颁布土地所有权证，并进行土地所有权登记，以法制的形式，确保农民已经取得的土地所有权。《条例》颁布后，华池、环县、曲子等地认真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及时组织成立土地登记委员会和土地清查委员会，开展土地登记工作，为得到土地的农民确定地权，办法土地证。宣布土地所有权证为土地的唯一权证，原有的契约一律作废。对返乡的地主和富农，同样分配给一定的土地和房屋。1940年底，土地登记、颁发土地证和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二）未经土改的地区。从1937年中共中央提出“减租减息”政策，到1940年年初根据地行政统一前，虽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但由于政治原因，未能真正落实，直到1940年2月陇东“反摩擦”斗争胜利后，陇东根据地行政得到统一，庆阳、合水、镇原3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之后，这些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才得以深入开展。到1944年年底，庆阳、合水、镇原3县114个乡中，有73个乡实现减租减息，普遍废除旧约，订立新约，共落实减租亩数22.84万亩，减免地租188万公斤， 3县减租工作全部完成。

    1945年3月，陇东地委对分区减租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针对一些中小地主减租不彻底的情况，作出了《关于减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县普遍开展减租复查工作，使得全分区的减租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康发展。据统计，仅庆阳、合水、镇原3县得到减租减息利益的佃户有3557户，减租地共2284195亩，减租93833石。 减租减息政策在陇东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激发了农民生产抗日的积极性。

    二、“以农为主，发展经济”的大生产运动，调动了陇东人民丰产增收的主动性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据统计，1938年外援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百分之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转变，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边区面临着严峻的困难，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截扣海内外进步人士给边区的捐款和物资，并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日益陷入绝境。鉴于此，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进一步克服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陇东分区人民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一）开荒垦地，扩大耕地面积。根据西北局1945年1月调查，边区若按本来界限土地面积为126820平方公里，西安事变后被国民党军侵占了34110平方公里，实际土地面积是92710平方公里，其中陇东分区25391平方公里。边区总人口根据1944年3月民政厅统计数字是1424786人，其中陇东分区262184人。根据以上可以粗略计算得知，边区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5.2人（当时全国为39.54），而陇东分区只有10.3人。 显而易见，陇东分区的人口少、耕地多，出现了大批荒地无人耕种。因此，陇东分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广大农民和移、难民从事垦荒生产。据有关资料统计，1939年至1943年，陇东分区共开垦荒地40多万亩，关中分区的新正县开荒在10万亩以上，仅1943年，陇东分区就新开荒地22.6万亩，比原耕地面积扩大了十分之一，增产细粮5万石（每石150公斤，计750万公斤），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当年粮食增产总数的三分之一。 同时，分区各级政府还安置了难民、移民，1942年分区各县安置529户，2281人；1943年流入陇东的移民日益增多，分区在驿马关等地设立了移民、难民接待站。荒地的开发利用增加了耕地面积，同时解决了移、难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粮食的增收创造了条件。

    （二）兴修农田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大生产运动开始后，陇东分（地）委、专署把开发水利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发动群众开渠引水浇地。从1940年到1945年年底，先后在庆阳刘家庙、合水县葫芦河和段家川、新正县小沟泉等地动员群众开挖渠道多处，使全分区的水浇地面积达到了11.18万亩，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同时，在大生产运动中，分区各抗日民主政府积极教育、引导和帮助农民改进传统的耕作技术，精耕细作、消除害虫，提高农业产量。

    （三）调剂劳动力，优化生产方式。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在关于农业生产的指示信、训令中都强调组织农民集体劳动。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规定劳动互助社的宗旨是调剂边区劳动力，养成农民群众互助劳动习惯。陇东分区在以自愿结合为原则的前提下，农村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唐将班子、请牛会、伙种队等劳动互助组织遍布各地。他们合理组织劳动力，开展劳动竞赛，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华池、曲子、环县、庆阳、合水、镇原6县参加互助合作的人达到1.4万多人，占总劳力的百分之三十三。

    （四）发放农贷，鼓励种养殖及其它副业的发展。皖南事变之后，边币成为边区的本位币之后，为了保证开荒、植棉、兴修水利等农业政策的落实，边区政府决定实行农贷。1942年1月10日，边区制定了《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的实施办法》，指出边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必须大量的投入资金，保证农业的发展。因此1942年的农贷项目扩展到耕牛、农具贷款、植棉及棉花青苗贷款、移民农民贷款等。从1942年起到抗战结束边区发放的贷款数额不断增大，1942年为800万而到1945年则达到了59900万元。在发放贷款的同时，边区政府大力发展种养殖业及其他副业，据统计1942年全分区种植棉花740多亩，收货皮棉7400余斤；1944年全分区棉花种植发展到3万亩，收棉约15万公斤。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3县妇女纺线1.16万公斤，织土布10.8万米；1944年全区有纺织女工1.4万余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1943年全分区大家畜发展到11.5万头，羊66万余只。 这些措施即有力地解决了农民生产所需，也大大地提高了农民参与生产的主动性。

    在大搞生产运动的同时，陇东分区还对“二流子”进行了改造，帮助他们改邪归正，发展生产。据统计1943年年初，全分区有“二流子”1122名，1944年共改造“二流子”732名，当年他们开荒3000余亩， 大大转变了社会风气。总之，陇东的大生产运动，即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又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带来了陇东经济的大繁荣，调动了人民丰产增收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