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往往是时间里长成的黄金,它可能蒙受耻辱,但这终将无损其从内芯和品质里透出的光芒。与冀中人民抗战八年生死与共在一起的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共产党员吴立人同志永垂不朽!
吴立人
1979年10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亲自主持并代表党中央对吴立人同志革命一生做了结论,中央结论指出:“吴立人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并批示:“吴立人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召开,骨灰盒覆盖党旗,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等同志对吴立人在冀中八年抗战和开展地道战的评价
吴立人在抗战期间是中共冀中地区杰出领导人,是实践毛泽东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伟大构想的亲历者和开创者之一,在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政委程子华、司令员吕正操的领导下,为地道战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提到抗战时期和地道战时,中共中央对吴立人同志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吴立人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的日子里,带领群众进行游击战,地道战,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祖国》杂志2016年第二期总第190期《吴立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和《中红网》刋登的史嘉平:《中国人民的儿子一吴立人》记载:“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对吴立人抗战时任冀中九分区政委和地委书记期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迟浩田说:吴立人同志坚持八年抗战,是名符其实的抗日英雄,在冀中抗战史中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当年冀中九分区政委吴立人同志非常出名,在对日作战中英勇顽强,如开展白洋淀斗争,地道战,青纱帐,武工队、地雷战等。孙毅将军也曾说过:吴立人同志在冀中坚持八年抗战,与冀中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深受冀中百姓的尊敬与热爱。开国中将王紫峰在1944年8月20日日记中写道:“吴立人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二、抗战时期冀中地洞、地道、地道战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抗战初期,冀中抗日根据地早期地道的形成,黄敬、程子华、吕正操、王风斋、吴立人、旷伏兆、李天焕、帅荣等冀中区党委、九分区領导同志都做过考证,大致意见基本相同。时任冀中十分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旷伏兆讲述的比较细致。据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29期记载,旷伏兆在谈到冀中抗战初期地道的起源时指出:“地道和地道战很难确切指出是什么时候,从哪个村庄,哪一家开始的。在十分区根据地创建初期,为了便于作战,便于群众转移,在区县、村与村之间,在原有自然道路的基础上挖成一米五、六深,两米宽的交通道沟,这种交通沟,不仅可以行人,而且可以行马车,还有掩体,使敌人的汽车、坦克不能行使、给我军创造了有利打击敌人的地形,这就是在冀中平原上曾经同日寇进行的大规模的交通战。地区变质后,交通沟被填平,我们分散、隐蔽活动的党、政、军、民工作人员,为躲避敌人的搜捕,就往青纱帐里跑。到秋后青纱帐倒了,就在野外地里挖土窝窝,上面盖些柴草,到了春天,把土窝窝再挖深一点,盖上木板,堆上一层厚土,即可种庄稼又可藏人。一联县的张馨同志进一步将土窝窝挖到坟墓边,以坟墓做掩护更保险,所以后来增加了一些“新坟”。敌人就在地里拉网把人们在野外地里挖的藏身洞给“剔抉”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村外站不住了,于是又回到村里在可靠的群众家里,挖一些秘密的狭小的藏身洞。这种封闭式的藏身洞,只能容纳一两个人,因它与青蛙避寒的小洞窠形式上相似,无辗转余地,所以,群众称它为“蛤蟆蹲”。为了便于保密,大多数挖在闲房、空院、套间、牛棚、鸡窝、磨道和厕所里,只有保垒户和个别村干部知道,连家中的小孩也不让知道,往往是小孩睡了之后再挖,挖出的新土也妥善处理。这种藏身洞于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曾大量出现。此外,旧社会群众为防匪“绑票”、抢东西,在屋内建筑的夹壁墙,现在也成了比较好的藏身之处。为保存蔬菜、红薯而挖的菜窖、薯窖等都在紧急情况下藏过人。这就是地道的雏形吧”!
据《程子华回忆录》第154页,时任冀中军区政委,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上第一个推动地道战文件的起草者、著名抗战将领程子华在:“地道战是人民创造的”一文中写道:“1939年12月,地道斗争最初是在距离敌人据点较近、受敌人骚扰最厉害的村庄产生的,是一个群众叫做“蛤蟆蹲”的简单的防身洞。蠡县靠近保定,饱受敌人的残害,敌伪经常来骚扰,群众不敢呆在家里,就在野地道沟中挖个洞,作为防身的地方。但没有出口,易被敌搜出。1940年九分区独立营有两个战士,无意中把两个掩体挖通,群众也体验到单个洞易受损失,发展到多挖洞口,这就是挖地道的开始。”
1941年春未夏初冀中的地道斗争还处于地洞向地道、地道战的转变初期。孙犁1943年5月,写了短篇小说《第一个洞》,发表在1943年5月19日《晋察冀日报》上。孙犁1943年初在《冀中导报》发表了对蠡县地道的实地探访文章《蠡县第一洞》,该文反映了1942年前后地道还称其为“地洞”的真实情况。据大量事实考证,冀中地道战的形成是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以后的事情。《炎黄春秋》杂志在2011年第3期刊登的题为《王夫和地道战》(以下简称“炎文”)所说的地道“由一口发展到多口,由院院相通发展到街街相通,直到村村相通。地道也由单纯的藏身发展到与地雷战、掀帘战结合起来,开始形成地道战”与冀中地道战形成的时间不符。
三、吴立人是抗战初期在游击战争中最早领导和推动“由地洞到地道即从被动防御,到向以区、村为单位展开地道战,主动保存自己,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转变”;根据冀中九分区大事记记载,吴立人也是最早提出“地雷爆破和地道斗争相结合”战法的地委书记和军分区领导人之一
据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五十期71页记载:“1939年9月,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社会部长侯玉田、四地委书记吴健民、二地委代书记孙铭等同志赴冀西北方分局,准备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时,四地委组织部长吴立人代理四地委书记,二地委组织部长金城代理二地委书记。”1939年9月,吴立人担任冀中四地委(后改为九地委)书记兼游击总队政委后,在残酷的环境中,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出色地领导和推动了地道斗争,实践了由地洞向地道、地道战转变的全过程,亲身经历了地道斗争由被动防御到主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严峻考验,是推广地道战与地雷战结合的战法的地委、军分区主要领导人之一。据冀中抗战史料记载,吴立人自1939年9月任冀中四分区、九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后,曾经多次召开会议布署开展地道斗争。他是最早提出“要搞隐蔽的地道斗争”和“由武委会统一领导地道斗争”的地级领导人之一,他也是最早提出“地雷爆破和地道斗争相结合”的战法的领导人之一。
吴立人同志担任九地委书记兼政委后领导和推动地道斗争卓有成效,受到了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多次表彰,也得到了区党委书记黄敬、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的肯定。在区党委和军区的领导支持下,冀中九地委书记吴立人召开军政主要领导人会议对开展地道斗争、地雷爆破进行了具体布署,据冀中九分区大事记42页记载:“1940年秋,为进一步加强对民兵的领导,由分区、县、区、村将人民武装自卫队改为武委会,各级武委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领导人民挖地道、埋地雷,对保存自己打击敌人起到很大作用”。这是吴立人担任地委书记后为推动地道战争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1940年7月吴立人任九地委书记兼政委后,冀中九分区各县军民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根据地委书记吴立人指示,积极推动和开展了地道斗争,并要求由武委会统一进行领导。当时吴立人对九分区开展地道斗争最早提出:“要搞隐蔽的地道斗争”,还积极总结开展地道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九分区军民最初构筑的地道相对简陋,抵御日军破坏的能力有限,如较早开展地道斗争的蠡县就连续有三任县长牺牲在与地道相关的战斗中,其中县长林青藏在覆盖木板和土的简易地道里被敌人发现牺牲。
为了解决地道能“藏得住、打得好、走得了”的问题,在武委会统一领导管理下,把村庄内公开挖地道,改为隐蔽的秘密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消灭之,大股敌则我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并专门研究解决在蠡县水位较高的复杂地况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支持并推广了蠡县地道斗争的经验。据冀中九分区大事纪第48页记录:“1941年夏,九地委向各县再次推广蠡县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地道与地雷相结合,成为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有效形式”。由此可见,在1941年前后,吴立人领导的九分区和九地委不止一次推广过蠡县开展地道斗争的经验。1941年5月,由冀中九分区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政委吴立人请红军地道战和爆破专家王耀南在冀中九分区一起创办了地道和地雷爆破的学习培训班。
据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获捐赠的一件展品即:1941年5月由冀中九分区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政委吴立人签发的,在冀中九分区创办的地道和地雷爆破的学习培训班所使用的指导手册《爆炸之研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最早有记载的地雷爆破和地道战的学习班,和为学员油印的地道和地雷爆破的两个指导手册(其中地道指导手册也在日本发现)。据2015年7月30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孙颖刘平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获捐赠收藏了这件抗战文物,这是一本国内最早也是罕见的抗战时期游击队训练班的教材《爆炸之研究》。这是一份泛黄的油印小册子,上面印着“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游击第四总队训练班编印”,日期是1941年5月1日。扉页上是一幅漫画,漫画中有地雷、手榴弹、马尾雷,还有被炸飞的日本国旗和日本兵。编写这份教材的是一位名叫李峰的同志,书名是吴立人题写的,内页还写着“广泛开展爆炸运动,围困缩小敌人之占领地”;“遍地都是敌人的坟墓”。小册子详细教授了如何制作地雷、埋设地雷、制造干电池、进行爆破等内容,头发丝、洋铁桶、秫秸秆、洋铁皮、石头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当时都成为根据地自制地雷、炸弹的原材料。可谓是一本“地雷战宝典”。珍藏该书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表示,这件藏品在抗战馆众多文物当中“并非分量最重,却是独一无二”。
四、开展地道斗争初期,冀中区党委内部曾经有过不同意见,这很正常
程子华在《程子华回忆录》第154页写道:“对地道的作用如何看?在冀中区党委委员中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在敌人面前应该是进攻,而钻地道只能藏,不能打,一旦被敌人发现,只好束手待毙,因此地道是消极的,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主张不用地道。另一部分同志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要是积蓄革命力量,坚持斗争挖洞正是毛主席说的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原则,它是积极的,不是右倾保命。受了损失,说明地道不完备,应该设法改进,不能因为受损失把地道否定掉。争议结果,意见还没有统一。我于1941年秋,决心带上几个同志到蠡县三区和高阳、清苑等其他一些县作了调查,并向区党委作了汇报,区党委思想一致了,才肯定了地道斗争。随即发了文件,要求开展地道斗争。这样,地道斗争就广泛开展起来。”这说明1942年3月20日冀中区党委下达推动地道战的文件后,冀中区党委及各地委、分区即统一了思想认识和行动。
五、吴立人在蠡县领导和推动地道斗争曾受到批评
黃敬同志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在《黄敬同志纪念文集》第43页记载了王林同志1958年2月24日夜对張国坚的采访如下:1940年任冀中区党委社会部部长,1943年任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建国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张国坚同志在回忆冀中地道斗争时说:“地道战是人民群众搞的,刘亚球不经过区党委的同意,私自跑到蠡县批评吴立人,不让搞下去”。王林同志1983年3月写的一篇短文中谈到:“著名的地道战也是群众创造的……那时,冀中区党委有位领导同志听到蠡县一带发展地道很不满意,指责说:你们这是逃跑主义,既然抗战就不怕牺牲!”。由于当时区党委对开展地道斗争有不同的认识,吴立人在冀中九分区推动隐蔽的地道斗争受到了上级领导批评,吴立人在蠡县开展地道斗争受到上级领导刘亚球同志的批评后,认真总结九分区开展地道斗争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九分区首创了“地上地下一体化的保垒体系”。建国后,一次吴立人在回顾冀中九分区开展地道斗争这段历史时说:“在地道斗争初期,当时由于开展地道斗争还缺乏经验,革命同志内部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
吴立人同志当年所要求的“藏的住、走的了、打的好”的地道战法,是抗战时期九地委、九军分区历任党政军领导:司令员孟庆山、韩伟、王风斋、政委帅荣、吴立人、王紫峰所提出的地道斗争努力的方向。当时吴立人在蠡县虽然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但在1941年夏天,九分区开展地道斗争也受到了军区政委程子华的表扬和肯定。吴立人总结了开展地道斗争的经验教训,继续推广蠡县的经验,使冀中区党委1942年3月20日下达的推动地道斗争的文件在九分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面对日寇的疯狂大扫荡,吴立人于1940年7月开始在九分区组织建立了若干个地下交通站。构筑了坚固的地下和地上堡垒。所谓地下堡垒是指能藏、能打、能防又能走的地下洞;地上堡垒是指堡垒户那种有坚强革命意志、遇敌沉着,在敌人面前至死不暴露秘密的好房东。这两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堡垒体。由于有了地委书记吴立人根据自己多年地下工作经验,亲自部署和创新的这样一个由堡垒体组成的地下堡垒体系,因此,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冀中在极其残酷、复杂恶劣的环境中,九地委领导的地道斗争和地下交通从未中断过,著名作家、抗战文化的代表人物梁斌在《和吴立人在一起的日子》中讲述了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与地委书记吴立人穿跃敌占区的亲身经历。
六、 王耀南抗战时期对冀中地道战的贡献
开国少将、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曾对冀中各县及部队就地道战、地雷战亲自讲课,进行辅导。王耀南是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红军爆破和地道专家,他在红军时期曾用地道打过胜仗。如红军1931年10月会昌战役、1932年2月,江西赣州战役、1936年5月,陕北安边战役等,都是红军利用地道攻破顽敌的战历。
1941年春,聂荣臻司令员请红军时期地道战和爆破专家开国少将王耀南同志到冀中指导地道战、地雷战工作。据吴立人回忆,他在冀中第一次见到王耀南是在他深入九分区调查研究后,提出利用村落改造地形,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蛤蟆蹲(小地道)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可以防毒,防水,防挖,可以藏,可以打,村内村外联成一片的战斗地道。王耀南提出的地道战法可以解决平原地区部队、军民利用地道打、藏、走的问题。这与吴立人当时的想法一拍即合,当即吴立人即邀请红军地雷爆破和地道战专家王耀南来九分区创办地道和地雷爆破的学习培训班。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最早有记载的地雷爆破和地道战的学习班,并为学员油印了地道和地雷爆破的两个指导手册。
1943年6月,冀中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推广了九分区等地开展地道斗争的好经验,这也是冀中区党委、军区对吴立人在九分区开展和推广地道斗争和通过反扫荡使冀中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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