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联席会议纪要中，有这样的记载：

    “问题 3、关于航校中国学员党的政治教育（1）玛玛耶夫同志说，由于中国学生人数少且分散，很难实施党政教程。（2）认为必须让中国代表团与所有航校学员建立定期联系。”

    “决议 1、中国代表团注意必须与航校学员建立密切联系，可以在每一班分出联络员。学员实际一年不少于1次与中共代表团见面。2、委托刘云（学员）组织与航校所有班学员联络。”(见载于彭军荣著《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第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5月。)

    当时，为了密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航校学员之间的联系，委托刘云组织与航校所有班学员联络，是最佳的人选。

    刘云正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也被调到这座学院学习。“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共6人，与刘伯承同学的有左权、屈武、陈其科、黄涤洪、刘云等。当时6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支部，刘云为支部书记。”（《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79页。）

    刘云不负重托，做了许多联络工作。从苏联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到1928年空军学校对22名航空学员的测评报告。其中谈到宫元光（宫元国、恭元郭）的表现：“农民，按照中国文化分类，不是贫农。冷静，审慎。良好的政治修养。很好的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军事学院的共产党员刘云以及系里的大学生们保持密切联系。赞成起义。为了参加战斗，从学校毕业后偷偷溜进部队。”

    对唐铎的测评是：“农民、按照中国文化分类，不是贫农。虚心，冷静，温和、孤僻。良好的政治修养和觉悟。其余情况和恭元郭相似。”(彭军荣著《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第229一230页。)

    对石友行、王松的测评，也写有“其余情况和恭元郭（宫元国）相似”的评语。

    这种“相似”，可以理解为“很好的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刘云保持密切联系”等内容。

    这些测评，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刘云在航空学员们中间的威望，影响，所起的联络作用。

    刘云回国参加武装斗争英勇就义

    刘云在苏联学习期间，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1929年春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云和刘伯承、陈启科等同志听了感到很受鼓舞，向往着回国上井冈山参加战斗。

    1930年。刘云与刘伯承、陈启科等离苏回国。同年夏，刘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红军总参谋长。8月，中共中央指示他迅速将鄂东南的革命武装队伍组成红15军，准备进攻武汉。他立即亲临龟山、蛇山等地勘察地形，制订暴动计划，以接应配合红军的进攻。

    由于刘云的助手被捕叛变，9月2日，刘云被国民党武汉市稽查处特务逮捕，关押于武汉警备司令部监狱。

    蒋介石闻此消息，连夜从南京飞至武汉，亲自与刘云谈话，许以高官厚禄进行诱降。刘云则大义凛然，痛骂蒋介石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无耻叛徒，羞于与其为伍。蒋介石气得发抖，又以杀头相威胁，刘云则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予以回敬。

    1930年9月6日，蒋介石亲下秘字第11号密令，杀害了刘云。

    沧海横流彰显英雄本色，身陷囹圄信念坚定不移。刘云在航空领域内卓然建功，在武装斗争中舍生取义，树立了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輝榜样。

    周恩来副主席，曾在《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中，谈到刘云的部分事迹。左权将军膺八路军副参谋长之重责，建树实多。在1942年5月25日的清漳河战役中，他率编师与十倍之倭贼斗，不幸壮烈殉国。哀讯传来后，周恩来写了悼念文章。文中谈到黄埔军校时说：“在一期同学中，湖南人特多，知名者如蒋先云（战死于北伐时代河南战役中）……刘云……陈启科、陈赓、赵自选诸同学，而左权同志便为其中之一员。”

    “左权同志毕业黄埔军校后，即参加东征及回师广州诸战役。未几，与陈启科同志在广州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遂转往苏联留学。其后左权同志又与刘伯承、刘云、陈启科转入苏联陆军大学攻读。民国十九年毕业归来，刘陈两同志相继牺牲，左权、刘伯承两同志则先后驰抵江西军中。从此时起，整整十一年，左权同志未尝一日离开军队，而抗战五年，左权同志更未尝一日离开前线。在近二十年的军事生活中，由军校到军队，最后更战死军中，左权同志是真能与革命军队共始终者。”  文章之内“缅怀当年同学”，刘云同志也在被纪念赞扬之列。

    这篇文章，载于1942年6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6月30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

    （作者王有生，原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政治部宣传处长，新疆日报、新疆广播电台、新疆电视台驻空乌指记者站站长，原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员。军旅作家，空军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