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这段名言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概念，邓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增强和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视察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幽默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设备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凡事必先问姓“社”姓“资”，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讽刺。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不同，邓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内涵。例如，农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长期不变，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集体所有制。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先进的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这种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近30年的改革，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的阶层已经出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社会能够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曾问过我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下一步建立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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