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介绍,并简要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错了,就说“我搞错了”。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纪录,熟悉邓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的怎么样 ? ”吴说,“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问“我们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给非洲许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最终效果欠佳。
邓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抓住了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这次来华访问之前,穆加贝刚在国内赢了7月举行的大选,竞选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增加朝一党制方向的政治突破” 。
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邓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重,邓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是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老过提前一天给住在钓鱼台8号楼的我打来了电话,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我的心理素质还算可以,很少怯场,反倒是有一点儿微微的兴奋,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凭自己两年来替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经验,我知道这种临场感觉和状态是对的,这种感觉有利于口译的正常发挥。做过口译的人都知道,口译既是技能,也是艺术,有点像演员在舞台上和运动员在竞技场上那样,临场状态往往是决定水平发挥的最重要因素。
(四)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吴明廉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走到邓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邓把手中的烟在烟缸里压灭,站起身正要走,细心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发现邓小平的一缕头发滑了下来,赶上前,从自己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邓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邓大人的头顶上轻轻地压了一下,把头发压住。邓笑了,说:“你心很细喔”。然后就走向福建厅门口,站在屏风旁边等候穆加贝的到来。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摆摆右手,“马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笑着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意思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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