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张锡瑗是他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地下党的战友。但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在上海去世。邓当时正在上海向中央汇报他在广西领导起义的工作，竟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的尸体，就匆匆赶回广西了。 直到1949年解放，邓小平进城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入小棺，迁入龙华公墓。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对自己年轻时呆过的地方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恐怕晚年的邓喜欢到上海过春节也和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也多次去过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逗留过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广场、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邓小平之所以能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一定与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这些大都市闯荡过有关。一个从16岁到26岁的年轻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闯荡在国际大都市。当时的邓可谓一贫如洗，大城市的浮华势利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但城市体现的毕竟是另外一种文明。我总觉得邓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怀有某种“城市情怀”的人。如果说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的话，那么邓小平年轻时的城市经历使他与众不同，使他获得了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杰出领导人的一些难得素质。

　　邓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但没有架子的长者。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角度。

　　邓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好”，邓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对吴外长说。邓讲话声音底气很足，声音很响，好像不用话筒都可以传很远，这说明他身体尚好。但也可能与他耳背有关系。听力不好的人，讲话声音往往都比较响。

　　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给每人都递上一块热毛巾。邓小平用双手把热毛巾打开，擦了一下脸，然后再把毛巾对折，擦了一下额头，再放回碟子。他从茶几上拿起火柴，划了两下，点燃了他的特制熊猫牌香烟。邓轻轻地吐了一口烟，淡淡的一缕白烟徐徐上升，绕过他整齐乌黑的头发，从我眼前慢慢晃过，又转了几圈，消失在福建厅偌大的空间里，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亲历的另外一段插曲。

　　这一年5月，我参与接待了访华的丹麦前首相保罗 ·哈特林。吴学谦外长在钓鱼台宴请他。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邓小平吸烟上。哈特林说：1974年10月，他以首相的身份访华，见了邓小平。邓一坐下就拿着自己的熊猫烟，问他是否抽烟，他说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时主动插话：“我丈夫虽然不抽烟，但他喝酒”，邓听了大笑，说，“我是两个都做，烟也抽，酒也喝，但身体好像还可以”。哈特林很认真地对吴外长说：“我今天还记得邓小平讲这番话时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吴外长一边笑，一边进一步发挥，追问哈特林：“你知道邓主任为什么这么自豪吗？”哈特林摇头。吴说，“告诉你一个机密：我们有个说法，只抽烟不喝酒，只是一般的爱国，既抽烟又喝酒，是真正地爱国，因为国家烟酒征税征得最高”，宾主大笑。

　　(三)

　　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吴和周两人在邓面前没有拘束，双方有问有答，非常自然。因为邓听力不好，他们有些话得讲两遍。邓问吴外长，穆加贝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说，不是，现在还是印度。邓说：“对，对，我搞错了”。从我今天的观察来看，邓是个人，不是神，他听别